中国是大陆季风性气候，每到七八月，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都会暴雨如注，导致江河水满，洪水泛滥，于是要抗洪救灾，结果通常是众志成城，取得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这样的事情年复一年地发生，已经成为当代洪水故事的模板。
简单梳理一下当代洪水故事的脉络，不外是下雨-洪水-抗洪-胜利这样四个环节。前面两个不去讨论了，先说抗洪。我小的时候见证过抗洪，无非是让青壮年劳动力大量上堤，主要工作要么是临时抱佛脚，突击加固大堤的薄弱环节，要么是抢险——排除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各种大小险情。简单直白地说，抗洪就是把洪水围堵在江河湖泊里，不让它漫溢，湮没田园。等到雨季过去，洪水消退，于是就宣告抗洪的胜利。
当代的洪水故事一定会使很多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传说。和当代抗洪故事很不一样，大禹治水一上来就讲洪水，“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但让人奇怪的是，所有的记载都完全不说下雨。翻遍所有关于大禹故事的记载，没有一处象《圣经》那样讲到七七四十九天暴雨如注，从而洪水滔天的。女娲补天的故事也没有讲到下雨。
这就很不合常理。下雨导致洪水是我们的日常经验，古代文献中应该有大量关于下雨的夸张记载才是正常的。这似乎不应该理解为是省略或疏忽。我们很难设想所有的文本与传说都同时出现了同样的省略与疏忽。
大禹治水的经过也很不同于我们当下的抗洪。据说他的先人鲧（音同滚）曾经用堵的办法治理洪水，但失败了，被舜帝放逐。于是大禹改弦更张，改堵为疏。按照孟子的说法，大禹“决九川”、“疏九河”（“九”是很多的意思），注于江海。墨子更夸张，他还加上“凿龙门”——开凿龙门山。
似乎大禹是通过疏浚甚至开凿河道来治理洪水的，这就很让我们当代人感到惭愧，尤其感到困惑。
再来看胜利。大禹治水的结果，孟子的说法是“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墨子则说，开凿龙门之后，“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大意是说大禹治水之后，华夏民族就有了安生立命之地。这样的成就显然不是当代的抗洪所能比拟的。
根据历史时代尤其是当代文明的经验，大禹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先进的工具与技术，甚至人都没有几个，显然不可能疏浚河道，更不要说开凿龙门了。于是很多当代历史学家都怀疑大禹治水的传说，认为那不过是子虚乌有的神话。其中最有名的是疑古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先生，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干脆说大禹不是人，是一条蜥蜴之类的爬虫，结果引得国人骂声一片，说他数典忘祖，污辱祖先。
但是，不仅先秦时代的诸多古籍讲到大禹治水，而且新近发现的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遂公盨“（距今大约2900年）的铭文也讲到大禹治水，讲法与文献典籍非常一致——同样没有讲下雨。
这表明大禹治水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
我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我的想法是，大禹治水与抗洪救灾完全不是一回事，要破译大禹故事的真相，首先要讲清楚大禹时代洪水的性质。这就要从史前中国人的住地说起。
虽然历史时代的华夏民族主要居住在地势开阔的平原地带，但是史前时代的人群却不是这样。按照考古发现，早期人类由于不会造房子，所以大多住在山洞里，最有名的是山顶洞人，除此之外，还有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但山洞很少，住不了几个人。后来人口增加，人们就开始居住在山坡或山岗上，六七千年的考古遗址通常都位于山岗上，考古学家也把那一时代的古人称为“山坡居民”，其中最有名的是陕西的半坡遗址。我故乡湖南安乡的汤家岗遗址，也处于那一时代。（浙江余姚的河姆渡虽然不在山上，但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那里是海浸结束后最早露出水面的地方，也就是说，那里是当地地势最高的地方。）
但山上植被茂盛，可供开垦种植的地方很有限，当人口继续增加，人们就开始向山下移动，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大约五千年前，当人们离开山坡，向山下地势低平、开阔的地带运动之后，他们不久一定会遇到一片非常浩瀚的水域，这片水域就是大江大河流出高原山地之后，在低处漫流形成的巨大湖泊。在华北地区，那片水域大致上与现在的华北平原相重合。这是一片真正的洪水——洪就是大的意思，也只有这样的洪水才可以称得上“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我相信，正是这片洪水导致了华夏民族早期的洪水记忆。
这片洪水早就在那里了，而且基本上与下雨无关，虽然雨季会更加汹涌澎湃些。可以想象，这片洪水的边缘是大片开阔而肥沃的滩地与沼泽，如果实现了对那些滩地与沼泽的开垦，就意味着人们摆脱了高原山地的束缚，成功走向了平原。
向平原地带进军，实现对大河冲积平原的开发是所有伟大农业文明诞生的第一步，而洪水是他们绕不开的拦路虎，这就是大禹治水故事的开启。这个过程很是艰辛复杂，我下篇文章再给大家分说。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与子谌说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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