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资源禀赋在一国贸易中的决定性作用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近年来，关于资源禀赋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经验研究不断涌现，但大多研究都局限于二元层面。如果打破传统二元层面因素差异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工具来解释资源禀赋的影响，即将贸易国纳入到整个世界贸易体系来考虑，考察二元层面资源禀赋差异和体系层面结构差异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对农产品贸易的综合影响，既可提高新古典资源禀赋理论的解释力，也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关于资源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些文献特别关注了生产要素的贸易方向。Lee et al.（1988）和Wu（2012）在里昂惕夫的基础上重新检验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资源禀赋差异对农业贸易模式的影响，结果验证了里昂惕夫之谜的存在。里昂惕夫之谜削弱了资源禀赋理论在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有效性。但是，里昂惕夫及其追随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受到诸多方面的批评，Schott（2003）认为里昂惕夫仅采用了两要素模型，却遗漏了技术和其它生产要素可能存在的影响。一国贸易模式应由多种生产要素而非仅仅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决定，某些产品（如农产品）可能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将其归类为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明显不恰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也特别关注了贸易模式的其它决定因素，将新古典框架下资源禀赋差异拓展至技术（Koo and Anderson，1988）、消费者偏好（卢锋，1997）和规模收益（Feenstra et al.，1998）等来解释一国对外贸易模式。Koo and Anderson（1988）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框架下，实证检验了出口国资源禀赋对农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土地、技术、劳动和资本是农业贸易的决定因素。此外，近年来，部分学者研究了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异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模式的影响（卢锋，1997；Li，201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更多关注二元层面上的差异性，考察资源禀赋、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等因素对贸易的影响。
现有文献仍主要关注二元特征因素对贸易的影响，对贸易国所嵌入的世界贸易体系背景的研究略显不足，仅将两国之间贸易视为两个不同的二元主体之间的经济交换。事实上，已有学者突破传统二元特征因素对贸易影响的局限性，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引入贸易体系层面的结构因素对此进行经验研究上的补充（Clark and Beckfield，2009；Zhou，2013）。结构因素在一国贸易中扮演何种角色及其与二元层面因素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互作用机制，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例如，Kim and Skvoretz（2010）将结构对等性因素引入贸易模型，考察了结构对等性的第三方效应。Zhou and Park（2012）检验了结构对等性的内聚效应，结果发现贸易两国结构对等性因素与贸易流量呈正相关。Chaney（2014）通过构建进出口厂商贸易网络结构形成的理论模型，利用法国企业层面进出口数据，经验验证了贸易网络结构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现有从网络结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文献富有启发性，本文试图沿着相同的思路展开研究。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以发展中大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UN-Comtrade和CEPII 2007～2016年SITC-4位数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较为全面地揭示资源禀赋差异与结构因素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机制。随着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将结构差异因素纳入新古典资源禀赋理论框架重新检验资源禀赋对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有助于加深资源禀赋理论在农业经济研究中的再认识和提高理论解释力，对国家农业贸易战略选择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性。
二、结构差异：经验证据与理论机制
关于贸易影响因素的文献通常假设双边贸易由二元层面因素的差异来解释，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受第三方影响。诸多学者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对国家间经济交换的二元观点进行了理论批评（Uzzi，1999）和实证补充（Kim and Shin，2002；Zhou，2013；Chaney，2014），取得了大量成果。
（一）结构对等性与资源禀赋的替代效应
关于结构对等性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Kim and Skvoretz（2010）考察了结构对等性的第三方效应。Zhou and Park（2012）检验了结构对等性的内聚效应，结果表明，贸易两国结构对等性与贸易流量呈正相关。结构对等性对贸易的作用机制会通过何种途径表现出来？现有文献从3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总结。首先，结构上相似的国家会与相同的第三方产生贸易关系并表现出相似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市场偏好（Kim and Shin，2002）；其次，结构上相似的国家会从它们相同的贸易伙伴市场中获取彼此的信息和商业机会（Zhou，2013）；最后，与同一国家贸易会使两国置于共同的正式制度环境（如法律法规和劳工标准）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如经营方式），从而有助于它们在处理相同制度规范上累积经验（Zhou and Park，2012）。从现有研究来看，资本、劳动、土地资源、地理区位等二元层面要素差异性在贸易促进效应中起着重要作用，而结构对等性是体系层面贸易促进作用的来源。综上研究发现，尽管二者在不同层面上对贸易产生影响，但它们在双边贸易中的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效应，即替代效应。就结构对等性而言，结构上相似性水平较高的两个国家可以从它们与共同的第三方贸易伙伴的关系中获取适当的贸易促进渠道，这样就会弱化资源禀赋等二元层面要素差异性对贸易的决定作用。反过来，结构上相似性水平越低的贸易两国对二元层面要素差异性的依赖程度会越强。
（二）角色对等性对资源禀赋的分层效应
就角色对等性而言，以往诸多文献发现，世界体系位置在双边贸易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lark and Beckfield，2009；Zhou，2013）。世界体系理论及其相关的贸易网络研究发现，二元层面要素和角色对等性因素之间存在另一种联系（Zhou，2013）。位置不同或者说类型不同的贸易国，其贸易流量受资源禀赋等二元层面要素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即资源禀赋对角色不对等的贸易国产生了分层效应。这种以贸易为主要经济联系的国家分层结构（即国家层级结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结构）的形成，使得核心国家受二元层面要素差异性约束的可能性降低。相对于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而言，核心国家及其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上的比较优势，令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拥有国际话语权和定价权，能够于全球范围寻求资源和市场，影响世界文化和制度规范的制定和扩散，从而有效应对资源禀赋等二元层面要素差异性所带来的约束作用（Clark and Beckfield，2009）。在后文的分析中，为简化讨论和便于报告，本文采用基本的两层世界体系（即核心和非核心结构）而非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层结构，将不同国家按其角色对等性指数划分为核心国家和非核心国家，从而揭示资源禀赋等二元层面要素在不同类型国家样本组中对贸易影响的差异性。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初步认为二元层面资源禀赋差异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会产生分层，即资源禀赋差异在核心—核心国、核心—非核心国和非核心—非核心国之间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程度不同。
本文的边际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现有从二元层面资源禀赋差异解释贸易产生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体系层面两类结构因素，包括结构对等性和角色对等性，考察二元层面和体系层面因素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本文以Bergstrand（1989）广义引力模型为逻辑起点，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源禀赋和结构因素的引力模型框架，实证描述了二元层面资源禀赋差异和体系层面结构因素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综合影响。第二，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考察资源禀赋对发达国家加工或制造农产品贸易的影响（Sun and Woo，2002；Fertő，2005），而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讨论略显不足，开展本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将运用泊松家族模型，对资源禀赋和结构差异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考察结构差异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其是否与资源禀赋差异之间存在两种相互作用机制，即替代效应和分层效应。
（一）来自结构对等性对资源禀赋差异的替代效应
从估计结果看，与二元层面的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相比，体系层面的结构对等性因素也在中国农产品的双边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中国在资本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在考虑了来自贸易体系层面的结构对等性因素以后，这种比较劣势会有一定程度的缓和，物质资本和土地资源禀赋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作用程度有所减弱。中国与贸易国之间在贸易体系中的结构对等性水平越高，二元层面的资源禀赋差异对农产品贸易的抑制效应（由中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越低；反之，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将会越强。因此，体系层面的结构对等性是二元层面资源禀赋差异的一个替代因素，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替代效应。结构对等性因素的存在削弱了中国农产品贸易对资源禀赋差异的依赖。
（二）来自角色对等性对资源禀赋差异的分层效应
二元层面资源禀赋差异等变量在不同层次国家之间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本和土地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对农产品贸易的作用程度，在和两个样本组中不同，这一结果也反映了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所表现的资源禀赋特征与事实。为进一步验证上述资源禀赋等变量在不同层次国家之间影响的差异性是否统计上显著，估计结果表明，与进口国为核心贸易国相比，相对耕地劳动比会削弱对非核心贸易国农产品相对出口能力的预期。尽管总体上二元层面的资源禀赋差异、地理距离以及关键控制变量相对市场规模和需求条件，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预期的影响会随着进口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所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均产生了来自世界贸易体系角色对等性所带来的结构因素的分层效应，但是，这些因素在该结构因素的作用下，所产生的贸易分层效应在不同层次的进口国之间是不同的。
（三）稳健性分析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一是资源禀赋变量的不同度量；二是另一种零贸易值情况下的引力估计方法。
首先是资源禀赋变量的检验结果。估计结果显示，资源禀赋变量与结构对等性之间的交互项依然显著为正，这一估计结果再次证实了资源禀赋差异与结构对等性之间替代效应的存在。其次，笔者发现，运用2SHS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与上述采用NBPML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果相比，2SHS模型可能会导致回归系数的低估，Xiong and Beghin（2012）和Philippidis et al.（2013）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另外，重要的一点是，2SHS模型的第一阶段选择方程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为负且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了本文所关注的研究样本并不存在选择性偏差，Heckman模型更进一步证实了NBPML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UN-Comtrade和CEPII 2007～2016年SITC-4位数农产品贸易数据，在新古典资源禀赋理论（H-O）框架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和广义引力模型，检验了二元层面资源禀赋差异与体系层面结构差异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从结构对等性的估计结果来看，资源禀赋差异和结构对等性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均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单纯考虑传统的资源禀赋，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在资本和土地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只是在劳动力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较为显著。引入体系层面的结构对等性之后可以发现，在控制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结构对等性会削弱新古典H-O理论中二元层面上资本和土地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与结构相似性水平高的国家开展农产品贸易，这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资本和土地等资源禀赋的约束作用，从而减少农产品贸易对资源禀赋的依赖。从角色对等性的结果来看，中国与处于世界体系不同位置上的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资本和土地所产生的影响不同：资本禀赋差异对非核心贸易伙伴国的农产品贸易的抑制作用显著大于核心国，而土地禀赋差异的影响则相反，对核心国的影响大于非核心国。简言之，就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来看，体系层面的结构差异对二元层面的资源禀赋产生了显著的替代效应和分层效应。
本文为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引申含义。和前人的研究一样，本文认为资本和土地等二元层面因素是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难以提高的制约因素。但是，如果将中国农产品贸易嵌入世界贸易体系，结构差异通过替代和分层效应能够大大降低中国农产品贸易对资本和土地等资源禀赋的依赖，而且处于不同位置的国家，其影响各不相同。从而，中国在对内调整农产品生产布局、优化农产品贸易政策，对外选择农产品贸易伙伴国以及自贸区谈判中的农产品贸易策略时，不能孤立地只考虑中国自身的情况，还应充分考虑结构因素的影响，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
作者：乔长涛1, 2 付宏1 陶珍生1, 3 汪金伟1 作者单位：1湖北经济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2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4期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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