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乡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是与国家整个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协同互动。从乡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与国家整个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协同视角考察,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中国乡村改革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经历四次演进, 由1978—1984年重塑生产经营主体和实现农产品全面快速增长的突围, 到1985—2002年扩展为乡村经济社会结构重构, 到2003—2012年向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延伸, 2013年至今则提升为新发展理念下的乡村振兴。这样一个乡村改革发展渐进突破历程, 构成了乡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与国家整个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协同互促的结构图谱。
关于乡村改革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很多, 有亲历者对乡村改革发展历程的回顾, 如杜润生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何康的《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 陈锡文、赵阳、罗丹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 (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余国耀的《求实集》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有重要时间节点学者对乡村改革发展史的整体研究, 如关锐捷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二十年》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 , 宋洪远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 , 郑有贵、李成贵主编的《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张晓山、李周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版) , 孔祥智主编的《崛起与超越———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及机理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韩俊主编的《中国经济改革30年》农村经济卷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韩俊等的《中国农村改革 (2002—2012) :促进三农发展的制度创新》 (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 , 王盛开的《农村改革三十年:政策取向与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有乡村改革发展专题史研究, 如唐仁健的《“皇粮国税”的终结》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 温铁军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总体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 乡村改革发展史研究的特征是, 突破了就“三农”论“三农”的视域, 把乡村改革发展历史的研究纳入国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史考察。尽管如此, 对乡村改革发展演变阶段及其特征的研究, 有的侧重梳理历史始末及其逻辑, 有的集中阐析乡村制度变迁与发展关系, 还缺乏长时段对乡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与国家整个经济社会协同视域的研究。本文尝试把乡村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史纳入国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史, 通过协同发展视角的考察, 对乡村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演进加以阐析。
一、1978—1984年乡村改革发展向重塑生产经营主体和实现农产品全面快速增长突围
20世纪70年末至80年代初是乡村改革破冰期, 重点是向缺乏活力的生产经营主体和以粮食为主的乡村产业结构突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 以搞活为政策取向,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重塑生产经营主体, 促进多种经营发展, 形成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和发展路径。
1.冲破姓“资”姓“社”的桎梏, 重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农户经济。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体制, 从此延续至改革开放前。在清一色的人民公社中, 以生产队为基本单元, 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在生产队内部的分配上, 成员与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吃“大锅饭”的现象, 农民在集体行动中的劳动投入得不到充分回报, 他们的积极性也就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一些干部领导能力弱或管理经验不足的生产队, 农民在集体劳动中存在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现象, 加之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等生产条件差的原因, 陷入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 (简称“三靠”) 的困境。“三靠”生产队之一的小岗村, 1978年底首创了大包干 (又称包干到户) 。在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下, 经历激烈的姓“社”姓“资”争论[1], 1982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了“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 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 联产到劳, 包产到户、到组, 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2], 即终于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多种责任制明确为姓“社”, 由此家庭承包经营等多种责任制在全国普遍推广。包干到户实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方式, 由于操作简便, 深受农民欢迎, 全国主要实行这一经营方式。在实行包干到户重塑起的农户经济, 与社会主义改造前土地私有下的农户经济不同:一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户经济, 它是在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下, 对集体的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二是, 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同时, 还强调要坚持集体统一经营, 形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三是, 家庭承包经营是农业的第一个飞跃, 还要通过这一飞跃, 为发展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飞跃创造条件。四是, 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促进多种形式的联合。在首次将包干到户明确为姓“社”的1982年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 要注意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组织必要的协作和联合。既要倡导在生产队内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协作和联合, 也要允许跨社队、跨地区的协作和联合[3]。实践表明, 实行包干到户后形成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产经营主体, 构建起乡村改革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机制。
2.突破政社合一, 实行政社分设。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1980年4月, 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乡在全国率先把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换成了乡政府的牌子, 拉开了政社分开改革的序幕。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要“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 设立乡政府, 人民公社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自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起, 政社分开工作稳步推进, 到1985年基本完成, 由此乡村进入政社分开的新阶段。
3.突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 创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委员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 一些地方的农民各顾各, 社队基层组织涣散, 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许多事情没有人负责, 乱砍乱伐树林、民事纠纷等现象大量发生。为解决这些问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于1981年在全国率先成立村民委员会, 村集体事务实行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我办理。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 将村民委员会写入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根据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在全国开始组建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组建, 将此前对村级的行政管理, 改为村民自治, 实现了村级治理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4.突破农村即农业的产业政策逻辑, 在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取向下, 农民在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同时, 还踏遍千山万水闯市场、吃尽千辛万苦办企业、说尽千言万语拉客户、历经千难万险谋发展 (简称“四千四万”精神) , 实现社队工业的快速发展。社队工业的发展, 缘于1958年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结合的社会结构设想[4], 但由于改革开放前国家将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 在农村只限于发展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 (简称“五小工业”) , 而且还受到各种条件限制, 实际上没有很好发展起来, 到1978年社队企业总收入431.4亿元, 为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 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3月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 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 提出要“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时间, 逐步改变八亿人搞饭吃的局面”, 突破了以往社队企业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和就地销售 (简称“三就地”) 的限制, 明确乡镇企业由原来的社办、队办两个轮子一起转 (即发展) , 向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的四个轮子一起转 (即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 社队企业由于机制灵活, 农民不怕辛劳, 改革前留下的社队企业的草根“春风吹又生”。
在搞活经济的政策取向下, 除重塑起生产经营主体外, 还放开乡村集贸市场, 加之实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工业品价格、减少农产品征购范围和基数等政策, 农民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 使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生产力迅速释放, 促进了农业的连年丰收和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1978年到1984年, 全国粮食产量由30 476.5万吨增加到40 730.5万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355.3元, 扣除物价因素, 年增长15.6%。有了这样的基础, 农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很多农民的茅草房开始换成了砖瓦房, 耐用品增加, 农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二、1985—2002年乡村改革发展向经济社会结构重构扩展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并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以此为标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以农村为重点进入到全面推进阶段。1985年起全面启动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 开启了农民主要面向市场生产经营的新阶段, 这被称为农村继第一步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的第二步改革。基于农产品连年增产解除了供给严重短缺压力, 甚至出现局部地区粮食卖难现象这样一种农产品供需状况, 在市场机制下, 加快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的结构调整步伐。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态势下, 乡村改革发展向经济社会结构重构扩展, 乡村改革发展路径实现新的拓宽。
1.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面对家庭承包经营对产前、产中、产后多种服务的需求, 开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路径。自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起, 为农户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的问题就提出来了, 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3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 指出各项生产的产前产后的社会化服务已逐渐成为广大农业生产者的迫切需要;提出要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 社队要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 办好社员要求统一办的事情, 为农户服务, 集体向农户提供服务应向产前和产后延伸。1991年,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 明确了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有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呈现一些特点, 主要有: (1) 家庭经营的服务需求成为新的商机, 除原有的供销社、信用社、集体经济组织, 在市场机制下还发育出多元化服务组织。 (2)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 特别是计划经济下的生产资料计划采购和产品计划销售变成了市场购销, 农民家庭经营所需要的服务多样化, 主要通过市场获得。 (3) 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主要是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的。
2.面对家庭小规模生产经营与大市场对接难的问题, 探索形成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由基层创造, 但也并非是基层的突发奇想, 而是沿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行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使家庭小规模生产经营与大市场对接发生困难, 突出表现在, 农民生产经营规模较小, 船小好调头, 根据市场行情发展生产, 导致行情好时一哄而上, 行情不好时一哄而下, 这使市场波动加大, 农民在剧烈市场波动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遭受严重损失。同时, 在中央促进联合和加强对农业提供产供销服务的指向下, 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 尤其是农产品外贸型企业, 实行订单生产, 即通过与农民签订购销协议, 与农民形成相对稳定的购销合作, 企业可以获得数量和质量相对稳定的农产品, 农民也不愁生产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还有较稳定的收入预期。这样一种“公司+农户”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很快得到中央的认可, 加以推广, 促进了家庭小规模生产经营与大市场对接难问题的解决。“公司+农户”模式也存在缺陷, 主要表现在, 由于公司与农户是两个利益主体, 相互之间在利益上存在博弈, 公司与农户的位势有明显的强弱之差, 以致农民不能充分分享发展成果。
3.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探索形成农村工业化路径。20世纪80年代中期, 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 特别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不仅由于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推进改革而有了更有利的经济体制保障, 还使乡镇企业得到一系列政策支持。二是,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国有企业和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对还处于为国有企业进行配套生产或提供居民日常消费品的乡镇企业起到了快速拉动作用。三是, 1985年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 乡镇企业可以通过市场获得所需的农产品原料, 也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一系列改革和支持政策的实施, 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到1988年, 乡镇企业总数1 888万个, 从业人员9 495万人, 总产值6 496亿元;1985—1988年乡镇企业年增长率, 企业数为52.8%、从业人数为20.8%、总收入为58.4%。1987年6月12日, 邓小平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赞誉为异军突起, 还指出这是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5]。乡镇企业的发展, 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路径。在形成乡镇企业多种发展模式后, 发生了以集体为主的“苏南模式”和以私营为主的“温州模式”的模式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 乡镇企业属于小型企业, 改成股份制企业, 少数保留了集体股, 绝大多数没有保留集体股, 完全民营化, 这一方面调动了经营者 (在股份制改革中也成为主要的所有者) 的积极性, 一方面也弱化了集体经济的实力及发展基础。
4.调整城市化布局, 探索形成农村城镇化路径。改革开放前, 在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下, 城市吸收农业人口的能力弱, 发展速度较缓慢。改革开放初期, 费孝通将小城镇视为大问题[6]。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乡镇商品交换功能增强, 一些农民从农业领域分离出来, 到集镇从事服务业, 加之允许少量在小城镇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转为非农业人口, 即在农村乡镇户籍上开口子, 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 探索出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路径, 避免了农村人口挤向大城市的弊端。
这一时期, 尽管乡村改革拓宽了发展路径, 但市场机制下乡村的弱质性和弱势地位问题开始显现, 加之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增加活力、“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指引 (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 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 这也是个大局[7]) 等, 资源向非农转移, 加之城乡二元财政下乡村建设的困境、农民负担重等问题, 乡村边缘化和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这一时期, 还可划分为几个小的阶段性。1985—1988年, 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大幅度下滑, 其他农产品快速增长, 乡村企业异军突起, 乡村产业结构快速变化;1989—1991年, 在国民经济治理整顿中, 农产品产量增长, 但农民增产不增收,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仅1.9%;1992—2002年, 乡村边缘化, 农村劳动力快速非农化和流向东部沿海城市、大中城市, 农村资金流向非农领域, 城乡差距较大, “三农”问题凸显。这些表明, 在市场经济下, 由于乡村的弱质性和处于弱势地位, 其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
三、2003—2012年乡村改革发展向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延伸
世纪之交,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呈现重大的历史性特征, 那就是经过半个世纪的现代化建设, 进入到工业化中期, 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这为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条件。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出发, 触动到了为实施工业化战略而选择的城乡分治、农业养育工业政策, 开始转为实行城乡一体化和工业养育农业的政策。工业、城市支持农业、乡村这样一种新的政策取向, 形成了乡村改革发展新的政策逻辑, 这一重大变化, 开启了从工农、城乡关系层面促进乡村改革发展的路径。
1.用重中之重的工作布局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新中国成立起至世纪之交,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破解“三农”问题, 突出体现在有10次中共中央全会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要议题[8], 1982—1986年连续把当年中共中央的1号文件的主题锁定在解决“三农”问题[9]。应当说, 这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解决好“三农”问题高度重视。中共十六大起, 在工作布局上,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世纪之交和十六大起的两个时期相比,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取向和工作布局的逻辑发生重大变化。在政策逻辑上, 前一时期,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期内, 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仍然是从经济层次考虑的, 仍然是要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因此, 在这样的产业政策逻辑下, 一旦农业生产形势好转, 就转向重视工业, 总体上仍是在工作布局和政策安排上实行工业优先。在工作分工上, 明确地方各级党委中必须有常委分管“三农”工作, 改变了此前只在政府中有分管“三农”工作的状况。在政策安排上, 2004年起连年出台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1号文件,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还以解决“三农”为主题。在这样的组织领导工作布局和新的政策取向下, 对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 不仅仅是从经济层面考虑, 还从社会发展层面考虑, 向更加积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转变。
2.通过促进农业自组织发展增强农业发展能力。实施家庭承包经营后, 在家庭小规模生产经营面临诸多困难时, 农民开始了自我组织的新的组织化。改革初期, 由于城镇化进程不快, 农民就地“两栖”劳作, 商品经济活跃, 但仍然是小规模商品生产, 农民出售农产品难的问题只是局部现象, 还不突出, 对于组织起来合作生产经营的需求不强烈。随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实施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农业商品生产的规模逐步扩大, 家庭小规模生产经营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需要开始增加, 但由于在合作经济上“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的阴影下, 促进农业组织化发展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安排没有及时跟进, 农业组织化缓慢。进入21世纪, 从解决家庭小规模生产经营困难出发, 2006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促进农业组织化快速发展。到2018年2月底, 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04.4万家。改革开放以来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组织化有重大区别: (1) 在合作上, 都有需求, 但合作内容有些变化。前一时期是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 主要解决家庭生产工具不足的问题, 还有服务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后一时期则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后, 即前一时期家庭生产工具不足问题解决之后, 解决家庭小规模生产经营与大市场对接难的问题, 以及提高农业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的问题。 (2) 在组织化的方式上, 前一时期明确遵循自愿, 但在实践中, 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推进;后一时期, 政府引导合作, 在市场机制下发展农民的自组织, 自愿原则得到遵循。 (3) 在组织化的形式, 前一时期单一化, 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后一时期是基于土地集体所有下的家庭承包经营, 合作形式多样化, 也根据发展的需要, 初期合作相对松散, 随着生产经营的发展和农民合作意识的增强, 合作内容逐步扩展, 由开始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到现今的多方面服务, 并逐步向紧密合作型发展。21世纪起农民自组织的发展, 增强了农业的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也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上作出了贡献。
3.把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一起来。一段时期内, 一提到新农村建设, 就从20世纪30年代的新村运动找源头, 到韩国学习新村运动的经验。社会主义新农村, 无论当时是否使用这样一个概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开始进行了。如果仅仅停留在当时是否使用这一概念, 来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否进行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狭义化, 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割裂了。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有特定的历史场景:一是现实, 即针对改革开放以来, 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农村边缘化现象, 导致城乡差距较大和“三农”问题凸显, 并对国家整个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构成约束;二是理论, 即中共十六大以来形成重中之重工作布局后, 作出“两个趋向”的重大论断。胡锦涛在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 在工业化初始阶段, 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10]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并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与之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不同之处:一是, 新农村建设与农业发展关系的定位不同。之前, 实际上有“先生产, 后生活” (这一提法在农业上没有明确过, 但在工业建设上则明确了这样一个政策取向) 这样一个原政策, 乡村建设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改善。毛泽东提出农业17条并扩展为40条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主题是规划农业发展, 但不限于此, 对新农村建设也做了规划。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 更是直接指出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11]。从这一纲要的主题、内容及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 以及长期的实践中, 贯穿了农业发展先行并带动新农村建设这样一种政策逻辑关系。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包括了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 把农业作为其内容之一, 进而构建起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逻辑关系。二是,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层次不同。此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致的, 侧重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 最开始是解决温饱问题, 也有诸如群众通俗形象的“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等表述。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在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后, 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包括经济社会各个方面, 而且要实现的目标水平更高。第三, 支持政策取向不同。之前, 在农业养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取向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城乡二元财政政策下, 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中共十六大后, 基于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开启了农业养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乡村支持城市向城市支持乡村的转变, 并通过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城乡政策, 使新农村建设得到国家财政支持的保障。
正因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是在更高起点上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并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改革统一起来, 加之各地统筹规划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中的农村边缘化现象得到扼制, 农业基础地位得以夯实, 实现粮食连年增产,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得以扭转 (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转为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 农村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农村社会事业、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朝着“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方向发展。
四、2013年至今乡村改革发展向新发展理念下的乡村振兴提升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针对长期实施赶超发展实现高速增长 (1979—2012年中国GDP年增长9.8%) 积累的资源过度消耗、经济质量不高、结构性矛盾等问题, 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论断, 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由数量型向高质量转型。中共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发展理念下提出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拓展了乡村改革发展的空间。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与以往促进乡村发展有所不同:一是, 重塑城乡关系, 不同于以往长期的“以城带乡”思路, 不仅推进城乡一体化, 还向城乡融合发展递进, 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改变乡村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让农村能够留住和吸引人才, 推动形成三次产业融合、城乡融合的新型关系。二是, 对乡村发展予以了新的历史定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为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 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更高目标要求, 使乡村能够呈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风貌, 成为人居、产业、就业、文化、生态等有机统一的宜居和发展之地, 也就改变了以往以城市作为中心而农村从属于城市的发展定位。三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改革发展的新方案, 那就是乡村振兴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内涵和路径[12]。
2.落实新发展理念, 拓展乡村发展空间。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基础上, 也基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这对于乡村改革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落实, 使乡村的内涵更加丰富, 乡村发展的空间得以拓展。一是, 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 乡村不再单纯追求物质生产和GDP的增长, 拓展了乡村发展内涵, 使乡村价值提升到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将促进乡村转型升级。例如, 乡村文化传承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发展融合, 使提供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统一于一体, 使乡村功能的内涵发生了质的提升。二是, 在共享发展理念下, 促进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发展。其中, 促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鼓励村民变成社区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公司的股东, 形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的机制, 将夯实共享发展的所有制基础。三是, 实施脱贫攻坚, 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社会。五年间, 全国贫困人口减少6 800多万, 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为3.1%。
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此前的历次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不同。改革初期促进农村多种经营发展, 改变了农村单一发展农业的产业结构, 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发展, 而在农业内部, 也改变了以粮食为主的产业结构。20世纪90年代, 开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 (当时简称“三高”农业) 调整结构。90年代后期, 随着农业的发展, 作出了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判断[13], 相应也提出了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对农产品生态和安全的需求日益强烈, 在“三高”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生态和安全, 即朝着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等方向发展。简言之, 此前的乡村产业结构调整, 主要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质量结构。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 从产业组织制度、产业形态等全方位着力, 既要促进产业结构、品种结构和质量结构的改善, 还通过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由产业低端向产业高端延伸、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综上所述,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 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 中国的乡村发展都不是孤立的, 都是与国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两者呈互动关系, 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乡村发展路径和政策选择。1978年以来,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 这种协同互动的内涵不断拓展, 由1978—1984年重塑生产经营主体和实现农产品全面快速增长的突围, 到1985—2002年乡村经济社会结构重构, 到2003—2012年向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延伸, 2013年至今则提升为新发展理念下的乡村振兴。这样一个渐进拓展的改革发展历程, 构成了乡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与国家整个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协同互促的结构图谱。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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