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土地制度存在着不同的绩效。至少在理论上，195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认为，土地公有制能够克服土地私有制的局限，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这种理论被政治决策者所接受和采纳，并纳入到国家土地制度改造中。不过，从经验上来看，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呢？
简单的国际比较：土地制度与经济增长
195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前三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中东石油国家之外，只有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两个国家采取了土地公有制。以色列虽然大部分土地属于国有，但仍然有私有土地。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位于27、29和30。中国大陆位于104，中国台湾位于76，中国香港位于39，日本位于48[1]。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完成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后，实施了农村土地集体化改革和城市土地国有化改革，逐步取消了土地要素市场和农民个人自由决定土地经营的权利；日本战后在美国麦克阿瑟的领导下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国民党收复台湾后也实施了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使得小农拥有了相对平等的土地财产权和土地经营的决策权和土地市场交易权；香港还是殖民地，归英国治理，土地名义上属于英国女王，由香港政府代为管理，实施的是99年的长期租赁制，这些土地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有效保障。
到了198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前三十的国家和地区中，已经没有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人均GDP3550美元左右[2]，排在世界41名[3]； 中国大陆排在140名；中国台湾、香港和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日本排名24，中国香港排名34，中国台湾排名48[4]。
随着中国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土地改革，农民又逐渐拥有了相对完整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经营权和部分转让权），城市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也进行了分离，学习香港实施了土地批租制（长期租赁制），市场机制逐渐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了2016年，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人均GDP8929美元，排在世界67位；捷克斯洛伐克也不复存在，成为捷克（人均GDP为18286美元，37位）、斯洛伐克（16499美元，40位）两个国家。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人均GDP（8113美元）排在世界70位，中国香港（43528美元）排在15位，中国台湾（22453美元）34位，日本（38917美元）排在20位。
这个简单的比较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毕竟，导致经济增长的除了土地制度，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至少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思考。很显然，在1950年代，土地公有制国家中还是有一些经济和军事强国，苏联的存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也并非孤例，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不过，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允许土地私有制的存在。美国和以色列虽然也有大量的土地属于公有，美国是联邦和州政府所有，以色列是国有，但仍然有大量的土地属于私有。二战后不少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土地改革，一种方式是学习苏联，一种方式是学习美国，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例子可以进行小小的对比。在改革三十年后的1980年，实施土地公有制的经济体的相对经济增长下降了，中国大陆则从1950年的世界104位下降到1980年的世界140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仅有14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数据。大致上可以认为，这三十年的土地制度改革（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变化）严重阻碍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作为对比，中国台湾（76th-48th）、中国香港（39th-34th）和日本（48th-24th）的经济增长非常快，称为东亚奇迹，而这三个经济体都采取了赋予农户更加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制度。从这几个案例的简单比较来看，尊重个人土地财产权利的土地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中国两个罗芳村的故事
1980s以前，中国大陆发生过几次“逃港”的风潮，主要从深圳宝安外逃到香港。据广东省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1980年，逃港事件有56.5万人次。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的大逃港主要发生在1957、1962、1972和1979年。早期，这些逃港被看成是政治问题，利用军队来管理。然而，逃港更可能是经济问题，对于底层的居民来讲更是如此。邓小平后来说“生产生活搞好了，才能够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1977年，邓小平来到广东，叶剑英陪同。广东省委将逃港事件汇报，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当时，深圳有一个罗芳村，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新界罗芳村的居民大多是从深圳罗芳村逃过去的，然后在那里生活定居。同样是农村，1978年，深圳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8元/年.人，而对面香港罗芳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年.人，差不多是100倍的差距。这个从其他材料也可以得到佐证：1978年，宝安地区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1.20元/日.人，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当时的民谣“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等说法[5]（刘火雄，2014）。
同样的罗芳村村民，为什么在香港新界的农村收入就可以比深圳的农村收入高上接近100倍？有人说，相对留在深圳老家的农民，能够逃港成功的，都是更加有勇有谋的劳动力，所以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确实，逃港成功的劳动力可能更加有力气有谋略，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力气和谋略的差距，是否就能够解释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接近100倍的差距？很显然是不够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如果那些逃港成功的劳动力能够在当时的深圳获得和香港相近的收入，他们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逃港；其次，在当时的大陆农村，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小，远远没有达到100倍的差距。
理论争论及其不足
有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理论，大致有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所谓的决定论，并非强调只有单一的影响因素，而是认为这种因素（自变量）对经济增长（因变量）的影响最为重要。文化决定论强调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差异主要在于这两个经济体的文化差异。热爱工作、勤俭节约、鼓励学习、支持创新等等，都被认为是有利于个人收入提高和国家经济增长的文化，而新教、儒家等具有这些部分或者全部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文化。
文化决定论及其不足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文化因素，新教徒努力积累，消费简朴，积累的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和投资，为了荣耀上帝而努力工作，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不少学者和热血青年也认为儒家文化阻碍了现代科学的进步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科举的四书五经强调对传统经典的背诵和解读，而不鼓励科学探索和创新。而现代的新儒家，通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奇迹，尤其是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指出儒家文化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儒家文化中强调学习，勤俭节约，善于储蓄，有利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学习创新。近年来，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科学学者热爱的主题。
或许文化的影响真的持久而巨大，但很显然，文化决定论无法解释两个罗芳村的差异。毕竟，这两个罗芳村的居民同种同源，放大一点说，香港和大陆居民也是同种同源，而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差异无论如何不能用文化差异来解释。
从时间维度来看，儒家文明持续数千年，其中既有辉煌时代，比如唐、宋、明的经济发展，曾经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也有落后时光，在西欧崛起后被动挨打了多少年，差点亡国灭种。之后，又有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样的儒家文化，不同的经济表现。很显然，不论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不同时间维度的经济增长与衰退来看，还是从相近甚至相同的文化，不同地域的经济表现差异来看，文化（当然包括儒家文化）都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地理假说及其不足
此外，是“臭名昭著”的地理决定论[6]。孟德斯鸠可能是最早提出地理决定论的学者。他发现当时的发达国家大多集中在温带地区，而贫困主要集中在热带地区，比如非洲南部和南美洲。他强调，热带气候下的人民比较懒惰，缺乏追根究底的精神，因此不努力工作，不追求创新，这就导致了贫困。后来，又有学者补充，热带地区一些特有的疾病（如疟疾）会影响健康，从而影响了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同时，热带地区的气候和土壤不利于高效率的农耕，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近年来，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也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地理假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戴蒙德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多年，他发现，虽然早期的新几内亚与欧美大陆似乎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文明，但是当新几内亚的孩子接触了西方教育、工业和文明之后，在技术、技能方面的表现与欧美人并无差异，很显然，种族、智商并非导致不同人类社会巨大差异的原因。当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和欧亚大陆的西班牙人在公元15世纪开始接触后，北美大陆的原住民人口减少了95%，欧亚大陆殖民者所拥有的枪炮与钢铁带来了军事上绝对优势，而更重要的是病菌，欧亚大陆殖民者身上所带的病毒杀死了北美的原住民，然而，北美原住民的病毒却对欧亚大陆殖民者并无同等的杀伤力。既然种族和智商并非两大文明之间差异的关键，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影响力量呢？或者更进一步说，在公元1500之前，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上的民族产生了枪炮和钢铁，产生了更加有杀伤力的病菌，而美洲大陆、非洲大陆的人类社会并没有生产出这样的武器？如果说枪炮、病菌和钢铁的前因是农业生产和畜牧的差异，那么什么又是不同大陆上农业生产和畜牧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呢？
戴蒙德的问题隐含着答案：地理因素是导致公元1500年之前各个大陆不同文明差异的重要原因。因为，地理因素导致了各个大陆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发展的差异。植物驯化和扩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有：该地区是否具有多种适合驯化的植物类型、获得野生食物的可能性、粮食生产所依赖的技术、人口密度（与农业生产相互促进）等主要因素，欧亚大陆新月沃地、东亚等几个地区由于在这些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从而比其他大陆更好的发展出了农业驯化。
动物的驯化则依赖安娜.卡列琳娜法则：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动物驯化的几大特征包括：是否可以作为日常食物、生长速度、圈养中的繁殖问题、凶险的性情、容易受惊的倾向、群居结构。而欧亚大陆的民族碰巧比其他大陆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的哺乳类食草动物，这是一种幸运。动物的驯化会带来病毒的演化，导致的结果是欧亚大陆的族群在演化中对病毒的抵抗力更强，同时也携带了更多的可以致死的病毒——对于尚未进行过类似动物驯化的族群而言。
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提高了人口密度，从而改变了社会组织形式，促进了思想交流、语言和文字、技术和创新的发展，也影响了不同社会间的军事竞争和技术进步，而地理因素一方面通过影响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影响了人口密度、族群交流、国家形成等等，另一方面又通过影响族群交流从而影响了文字和技术的发明和扩散，从而影响了不同大陆上的文明进化。
简略而言，各个大陆上的四个特征最重要的影响了公元1500前各个大陆社会发展的差异：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第二组差异是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与大陆的地形、地理和生态障碍等特征有关，亚欧大陆在这两个方面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而澳洲大陆、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则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第三组差异是大陆间的传播差异，与亚欧大陆更近的地区出于更有利的地位，如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而美洲和澳洲则处于不利地位。第四组差异则是人口总数和面积的差异，而人口总数实际上又和农业和畜牧业有关，在这方面，亚欧大陆仍然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虽然对于戴蒙德的问题来说，地理假说非常有说服力，但是这种假说既不能解释公元1500年之后北美洲的兴起，也不能解释亚洲大陆内部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如果看到1950-1970年代，南朝鲜vs北朝鲜，中国深圳（当时是宝安）vs中国香港，这些地理临近却截然不同的经济表现，就知道地理假说无能为力。Acemoglu 和 Robinson(2015)做了大量的研究[7]，比较了更多的临近却不同的经济表现，也认为地理假说在解释临近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缺乏解释力。
1979年，时任人民日报主编的胡继伟路过香港和广东边境，他发现“香港那边的庄稼郁郁葱葱，欣欣向荣;而我们这边，人民公社的庄稼长得稀稀拉拉，一片荒凉”。很显然，香港和广东的庄稼不一样，并非地理、文化和人种的差异。当然，就上文两个罗芳村的案例来看，地理假说和文化假说都无法成立。影响两个村庄经济收入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制度。
不同的土地制度，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会导致不同的绩效。土地制度及其绩效是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简而言之，需要回答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是“好”的。
土地制度的选择
制度重要，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不同的土地制度，对应着不同的土地利用效率，不同的粮食产出，不同的经济增长，甚至对应着不同的贫富差距和国家财税和军事动员能力，从而在国家的军事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而基础的角色。然而，与此同时，这也引起了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如果尊重个人土地财产权利的土地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为什么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实施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更重要的，为什么有些国家和经济体会从尊重土地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转向剥夺个人土地财产权利的制度安排，从而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王莽的土地国有化与井田制的改革是另外一个例子。然而，这并非我们中国独有的经验。当农业技术发明和商业兴起对土地权利的私人产权界定提出了要求时，为何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摧毁了原来的封建的共有土地产权，形成了保护封建领主土地财产权的土地私有制，封建领主变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原来附属于封建领地的农奴失去了土地，被残忍的推向了城市，为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充足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而西班牙的王室为了保护养羊团的利益而不愿意进行土地私有化的产权改革，从而在世界霸主的竞争中被推行了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英国取代（D. North & R. Thomas，1973）[8]。
土地制度的选择与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将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第二个重要问题。针对中国大陆1950年代开始的土地集体化改革，特殊性假说和意识形态假说都缺乏解释力。一种解释把此归因于中国大陆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理论无法解释苏联1930s也推行集体农场的现象。另一种解释将此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可以解决中国和苏联在土地集体化过程中的共同点，但是这种解释也不够好。如果将目光不仅仅局限于1950年代的土地集体化改革，而看到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推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会有不同的结论。由于土地集体化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制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的，并且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制度改革取向，因此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足以解释两种不同方向的土地制度改革。此外，对于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并不看好，他指出苏联1930s的集体化土地改革是失败的。同样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法解释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土地集体化改革的分歧。
因此，制度的选择将是本书探讨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虽然，与制度变迁的原因相比，制度对于绩效的影响是更加重要的部分。对于一个政策制定者而言，知道什么是好的制度，学习、模仿、修改并应用于现实，似乎就已经足够了。对于理解我们的现实世界，也非常有力。但对于我而言，更重要的是理解为什么一些看起来“好”的土地制度没有被选择，甚至会从一些相对较好的土地制度演变为相对更差的土地制度。离开了历史，无能为力。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田园诗与狂想曲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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