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节期间, 王磊光的网文《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 春节回家看什么》, 通过新媒体传播, 引起社会热议。2016年春节, 笔者写作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以下简称《乡村图景》) 通过新媒体, 再次引起社会对农村话题的关注, 使得返乡书写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从表象看, 返乡书写是围绕社会敏感问题, 学者、媒体、大众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一次交流和融汇。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 则隐含了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现实, 个体经验如何和真实问题对接, 写作者如何重建与现实的关联等命题, 换言之, 在知识和理论重重包裹的学术语境中, 返乡书写, 是写作主体在问题的刺激和唤醒下, 脱下文字的华丽外装, 与现实和刺心难题的一次短兵相接。这种话语实践的背后, 需要梳理很多基本问题, 作为一个参与返乡书写的实践者, 笔者将从写作主体的角度, 结合《乡村图景》的写作、传播、衍变及发酵过程, 追问如下问题:第一, 我为什么成了返乡书写的实践者?第二, 农村从什么时候开始, 逐渐从我精神成长的载体, 变为一个问题的载体?第三, 为什么返乡书写在文学已经边缘化的情况下, 会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它和写作主体到底有什么关系?
一
我曾经多次谈到, 写作《乡村图景》一文的动机来自最直接、最原始的情感冲撞, 来自丈夫的家庭在乡村相当典型的生存境遇对我的震动。对于受过学术训练的人而言, 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 自然会进行这样的理性思考。事实上, 直到今天, 我都不觉得《乡村图景》写得有多好, 也不觉得王磊光2015年的返乡文本就已经很成熟。但我得承认, 《乡村图景》对我而言特别重要, 我不是为写而写, 而是契机成熟, 非写不可, 不吐不快。在我内心, 一直有一个更为隐蔽的声音, 写作此文时, 除了农村儿媳的身份, 我始终内置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尽管知识分子这个词在现有语境中语义敏感而又边界模糊, 但多年来, 我总是不自觉地拿它返观内心, 面对丈夫家的情况, 在写作《乡村图景》一文时, 我同样陷入了这种路径。除了亲历者和亲人的视角, 我身后总响起一种更为急切的声音, 我会问自己: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和真相, 现在已呈现在你眼前, 作为一个以写作和文字为生的人, 你如何面对所看到的一切?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过滤掉其中的情感, 将个体的经验和遭遇上升到对更多人的生存境遇的呈现?我得承认, 在自己的返乡书写实践中, 内心一直听从这种声音的召唤, 我对自己的身份始终充满了警惕、内省和纠结。
到底纠结什么?在此我愿意回到内心的真实感受。说近点, 真正让我内心纠结的并不单是生存的艰难, 以买房为例, 对年轻人来说, 如果没有别的支持, 压力很大, 内心也会觉得特别沮丧, 但这还不是最痛苦的事情。让人内心真正痛苦和纠结的, 是因为在原来的教育基础上, 我们内心还持有很多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 这涉及自我认知及其与实践的关系。这么多年来, 我特别困惑和迷茫,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在干嘛, 不知道哪一种生活是自己的真实生活。
当理性的讨论难以有效进行时, 它会以情绪的形式呈现, 通过特殊的文本表达出来。王磊光在2015年的返乡笔记里, 曾提到知识分子的无力感, 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可以说, 这个文本之所以引起关注, 打动人心, 并不单纯来自对农村困境的叙述。事实上, 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人, 都明白农村的问题出在哪儿, 甚至很多小说对此都作了典型的呈现 (例如陈应松) 。它之所以打动人, 正是来自王磊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反思。《乡村图景》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原因也在于此, 正如前文所言, 表面上我以农村儿媳的身份, 将自己家庭的情况呈现出来, 但实际上, 真正支撑我写作的是隐秘的知识分子身份。我以什么视角审视这个家庭, 以什么态度对待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剔除亲人的因素, 这里面包含着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最基本的关系。写作时, 我时时提醒自己, 注意拉紧情绪的缰绳, 避免陷入一场悲情的叙述, 警惕过多的情绪流露影响到个案叙述的公共意义。
不可忽视的是, 返乡书写的写作者之所以能以文学的形式, 达成对社会敏感神经的触碰, 恰恰源于个人经验对其立场和视角形成的重要作用, 对个人经验的正视, 让他们从理论语境中暂时逃离, 获得了观照现实的感性途径。以我的成长过程为例, 在重回校园念研究生以前, 恰逢90年代国企改革, 我的身份是一名纺织厂的下岗女工。个体命运卷入社会转型的历程, 让我彻底改变了观照世界的眼光。我不得不承认, 相比后来多年的学院化生活, 这种与时代的赤裸裸的关联, 对我的影响要大得多, 这让我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发现, 在摆脱生存困境, 过上期待的学院生活以后, 内心的困惑并没有减少半分, 不接地气的虚空感特别强烈, 好像每天就在文字中觅食, 学术的要义仅仅是为了换得生存条件的改善, 感觉自己在经历一种飘在空中的生活。我总是忍不住问自己, 到底什么样的生活, 才让人内心觉得安稳?我没有办法回答。在《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中, 我曾说:“这种逃离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重回校园以后, 我才感到此前的生活和此后的生活, 因为工厂四年的遭遇, 使得我的精神世界一直处于两个不同的场域, 这种场域之间的反差让我既没有办法安心于学院的精英和高深, 也无法重回过去心安理得的绝望和抱怨。我吃惊地发现在离开工厂以后, 那段日子竟然以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强度钉进了我的生命, 并直接导致了此后我对学院氛围的游离, 从而加剧了内心的犹豫和怀疑。” (《天涯》2014年第1期)
这种内心的困惑, 同样作用到我的日常生活。因为姻缘, 我得以走近丈夫的家庭, 接触到了不同于我经验世界的另一种生存场景, 当我每次随丈夫回家, 看到哥哥、嫂子的生活, 看到婆婆的生存环境, 而我们又没有足够能力去改变时, 返观自己在广州表象光鲜的日子, 就会问自己:亲人乡村生活的日常挣扎、困顿, 我和丈夫隐匿城市与知识为伍的生活, 到底哪一种才是我需要面对的真实?这个时候, 是否能够坦诚地审视个体, 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对真相的呈现和对自我的接纳, 成为我是否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关键。如果没有对自我的真实接纳, 认知自我就是一个伪命题, 人文学术就会沦为话语层面的智力游戏, 从而导致对现实中真正问题的遮蔽, 思考自然无法落地。
对我而言, 一旦启动个体的生存经验, 坦然接纳真实的自我境遇, 就会发现来自知识层面的概念和现实世界有着天然隔膜, 自然而然, 我会对知识、概念、尤其是西方理论产生警惕, 并由此开始自我怀疑和反省。我在90年代的国营大厂生活, 说到底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下的经验, 它对个体的命运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我而言, 是一个接通知识和经验的关键点, 是否正视这个关键点, 决定着我思考问题所依赖的是直接经验, 还是二手经验。换言之, 在这个背景下, 我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我的日常生活和学院经验如何建立有效的对接, 另一方面, 我要选取怎样的视角来清理我的个人经验。这两个方面之所以特别重要, 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整体而宏观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背景。说到底, 我之所以成为一个返乡书写的实践者, 还是和自己对个体经验的清理有关。
二
以我和王磊光为例, 近两年返乡书写的写作主体具有如下共同点:在农村长大, 有农村生活的切身经历, 通过升学来到大城市, 接受高等教育, 甚至拿到博士学位, 具备多年城市生活经验。也就是说, 尽管返乡书写呈现的是农村问题, 但农村作为问题呈现, 和城市经验提供的视角密不可分。如何呈现农村, 成为写作实践的一个基本问题。
事实上, 不管是在王磊光2015年的返乡笔记中, 还是在我2016年农村儿媳视角下的乡村图景中, 都包含一个基本前提:以前的乡村, 对写作主体而言, 尚有很多温馨的回忆, 很多美好的画面, 乡村是作为一个精神寄托的载体而存在的, 而今天的乡村, 在社会激烈的转型过程中, 已是伤痕累累的问题载体。以我的经历为例, 祛除童年视角对乡村的美颜效果, 现在看来, 以前的乡村, 确实是一个能被整体观照的对象, 一个能自我生长、包孕精神和内在生机的场域, 它可以孕育一个孩子, 可以教养一个孩子, 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能量场, 可以让一个生命获得内在的自足和圆满。换言之, 以前的农村人, 他的生命价值不需要城市提供的观念来衡量, 他自有一套在生活中行得通的观念。现在看来, 尽管从经济指标衡量, 以前的乡村也许算得上贫瘠, 但人心是安定的。更重要的是, 农村出色的孩子, 通过读书, 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时的社会提供了这样一条出路。但仅仅十几二十年, 农村的状况随着市场经济的铺开, 随着城乡互动的增多, 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 有些地方因地缘或政策优势, 获得了好的发展机遇, 但更多地方, 在城市的压力下, 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 农村越来越处于抽空的状态。尽管从表面上看, 农民的房子越盖越高、越盖越新, 但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失去了完整的生活, 造成了夫妻分居、留守儿童、老人孤独、环境污染等巨大代价, 很多人内心彻底失去了安定感, 多年延续下来的稳固的价值观轰然塌陷。
因我自小就和外婆生活在一起, 我想以这位老人为例来说明乡村变化带来的冲击。外婆比我大60岁, 从两岁到12岁, 我一直待在她身边。可以说, 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 就来自外公、外婆两位老人, 来自他们生活的村庄, 来自从小耳濡目染的民风民俗和婚丧嫁娶的日常礼仪。外婆一辈子都没去过城市, 从未远离过村庄, 一生的活动半径就在30里以内, 内心的安定感特别丰盈。但我发现, 到90年代后期, 老人开始变得焦虑。因为我的表弟, 她最器重和喜爱的孙子吸毒了, 事实上, 到90年代, 村庄吸毒、买码 (六合彩) 、赌博的氛围非常浓厚, 影响了大多数村民的日常生活。我的表弟当中吸毒的就有两个, 吸毒需要毒资, 正常渠道行不通, 就会进城去干坏事, 由此给整个家族带来无穷的困扰。外婆没有办法排解, 只能依赖自己的经验去算命, 算命的也无法给出一个解释, 就说孩子的命运来自他的长相。我印象中, 表弟吸毒对外婆精神的刺激, 可以和日本入侵家乡给她带来的痛苦相比。因为这些生活经验, 有时我会站在一个老人的角度, 来理解村庄的变迁, 理解传统和今天断裂的程度, 理解90年代的社会转型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压力, 理解这所有的变化对一个老人内心的冲撞。我会问自己, 是什么让一个人心安定的村庄, 变得如此颓废?是什么让一个古风犹存的村庄, 变得如此狂热地追逐金钱?这种触目惊心的转变, 会让我不自觉地想起童年的村庄, 想起80年代初期, 何士光笔下农民挺直腰杆的形象, 想起贾平凹笔下的美好图景, 想起童年阶段耳熟能详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由此带来的时空幻灭感和断裂感格外强烈。
我甚至会想, 有一天, 假如我丈夫那边的兄妹, 他们的孩子获得一个机会, 具有写作能力, 他们笔下的童年会是什么样子?那些留守儿童的经历, 那些南下童工的经历, 在他们的人生中, 会留下怎样的烙印?乡村作为表达的意象, 事实上已不可能承载任何浪漫的想象, 它的呈现是作为一个问题, 而不是作为一个曾经的精神载体。乡愁概念, 正隐含了乡村昨日的温馨丧失后给人的情感冲击。直面留守村庄的亲人的命运, 我不会从乡愁的角度考虑问题, 不会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农村, 就希望亲人一直留在那里给我营造一个精神家园, 我唯一的希望是他们能过得好一点, 能对抗现代城市渗透给他们的糟粕, 希望他们不要吸毒, 不要赌博, 有书读, 有机会上大学, 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希望农村能够恢复本身的活力和生机, 不要仅作为问题的载体而存在。
三
最后, 我想追问第三个问题, 返乡书写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2015年王磊光返乡笔记爆红, 我当时就好奇, 为什么一个类似会议提纲的文本, 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更没想到, 2016年, 我会成为返乡文本的另一制造者。文本的粗疏和传播效果之间的差异, 迫使我从文本以外去寻找原因。从文学批评的经验看, 我的第一感觉是, 返乡书写的巨大影响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当下文学的无力。返乡书写的喧嚣和热闹, 与纯文学的沉默和边缘构成了鲜明对比。返乡书写明确的问题指向、与现实刀光剑影的对接, 凸显了当下文学在如何观照现实层面, 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此外, 与之相关的还有新闻业的整体衰颓。毕竟, 在新闻业没有受到新媒体冲击以前, 传统的报纸、电视, 在介入现实方面, 有着天然的便利和优势, 能发挥直接的作用。返乡书写的走红, 剔除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从大的层面看, 与文学表达的无力和传统媒体的失势密不可分。社会问题依然存在, 问题的凸显和表达的需求天然依存, 这是一种叙述的刚需。文学或新闻如何面对表达现实、凸显问题的需求?返乡书写不过是在两者的低谷期, 生逢其时地满足了需要、抓住了机遇而已。近年来, 非虚构写作成为文学新贵, 从根本上说, 也和这一大的语境密不可分, 从文体看, 返乡书写实践的正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
当然, 除了以上原因, 返乡书写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和写作主体的情感倾向也分不开。前面曾提到, 农村问题对于稍具农村经验的人, 其实并不陌生, 因此农村图景要通过文字引起广泛关注, 是不容易的。我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关注后, 令我惊讶的是, 竟然有很多平时不怎么来往的女同事给我打电话, 说以后要对丈夫好一点, 因为更能够理解丈夫的选择。还有一些女性朋友说, “你写的就是我家的情况, 我也是农村儿媳, 你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这种类似于家长里短式的回应, 让我从另一层面看到了写作主体对返乡书写的特殊作用。说到底, 返乡书写其实和写作技巧没有关系, 更为关键的因素, 除了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视角, 是同写作主体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怀、立场和情感倾向密不可分, 谁来写, 比写什么更为重要。
从这个层面看, 返乡书写可以说是文学的胜利, 情感的胜利。一个写作者是否愿意放低姿态, 是否愿意卸除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脸具, 是否愿意倾听卑微者的声音, 并和他们建立一种共同的命运感, 这是决定返乡书写质量、质地的根本。结合我和同龄人稍稍不同的人生经验, 我得坦率承认, 在历经90年代国企下岗的日子后, 我对重回校园后的学院生活, 始终有另一重的打量和审视。与此相关, 我对身份的变化也特别警惕。我会提醒自己放低姿态, 去理解他人的无力和卑微, 去仔细观照生活, 以防在内心长出轻佻的优越感。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 网易新闻在转载了《乡村图景》一文后, 我浏览网友的留言, 第一次感受到网友这个看不见的群体在被文字触摸后, 不自觉袒露内心柔软和无力的一面, 在和读者的互动中, 我返观自身, 意识到了很多问题。如果说, 在此以前, 我也相信文学的边缘化更多来自时代喧嚣的冲击, 那么在此以后, 我更倾向于认为, 这种边缘化其实和写作主体对时代和现实, 对真实的生活过于疏离大有干系。说到底, 如何重构写作和现实的关系, 如何破除同质化经验和语境中的写作者与生活的隔膜状态, 不但对别人, 对我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90年代以来世俗生活合法化, 个人主义写作面临困境, 如何建构个人和时代的真切关联, 激活现实主义正大光明地表达生存困境的活力, 成为写作者面临的问题。事实上, 近年来, 已有不少作者进行了诸多探索。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地球之眼》《世间已无陈金芳》、刘继明的《人境》等作品, 都直面真实、宏大的精神难题, 并尝试从整体上观照转型期社会运行的逻辑, 在推进文学和现实的关联上做了很多努力。非虚构作为近几年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同样面临重建个体和时代关联的重任。在我看来, 写作主体选择非虚构的形式, 本身就暗含了写作者对世界的理解, 凸显了写作者的立场和价值判断。非虚构文字的力量, 恰恰在现实召唤表达, 而文学和新闻反应滞后的大语境下, 用一种回到现场的形式, 重构现实的图景。
最后, 关于新媒体自身, 我感觉对此要保持清醒。在新媒体语境下, 要警惕返乡书写仅仅沦为社会的热点, 在每年春节热闹过后而不了了之。如果不对新媒体巨量的消耗性有所警惕的话, 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话题, 最后就可能在话语的泡沫和喧嚣中, 烟消云散, 毫无建树。2016年春节期间出现的“江西年夜饭事件”、“东北约炮事件”, 实际上以假新闻的面目, 印证了新媒体的消耗性。毕竟以流量、点击率为衡量标准的新媒体, 与传统媒体相比, 同商业运作有更深的渗透关系, 在便捷的背后其实早已埋下陷阱。对写作者和读者而言, 如何呵护彼此之间的诚信关系, 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一场场打摆子般的话语狂欢中, 若不能维护两者之间的基本信任, 就只会以加速度耗尽新媒体的活力。相对传统媒体的老成持重, 新媒体的身姿要快捷和轻便很多, 在制造热点话题的速度上也有更高效率。但不能否认, 在传播海量信息的同时, 新媒体常常泥沙俱下, 作为人文工作者, 有责任直面新的传媒环境,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价值理念去激浊扬清, 减少社会的戾气, 修复社会的裂痕, 营构健康而滋养人的文化环境。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的使命, 对于老一辈知识分子而言, 他们在建构价值观念、介入现实问题方面, 确实有着本能的接纳和担当。今天,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 他们所开启的话语方式的边际效应已经递减, 如何找到更为切实的言说和行动方式,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返乡书写毫无疑问可以看做在新的媒体语境下, 我们这一代介入社会问题的独特尝试。
事实上, 在我的同龄人和更为年轻的朋友中间, 越来越多的人已不满足单纯的理论争议, 越来越多人走向基层, 走向田间农舍, 实实在在地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但相比媒体对返乡书写的热议, 这些从事实践的庞大群体, 是被遮蔽的部分。如果说, 在返乡书写上, 王磊光挑起了话题, 我强化了话题, 那么, 今天, 摆在面前的挑战是, 如何将话题引向建设性层面, 如何写作更成熟、宏大的作品, 来推进返乡书写与乡村建设两者之间的关联, 将话题引向更深入的思考, 并促使改善乡村面貌的行动落地。我希望这些从事一线乡建工作的年轻人, 可以更多呈现自己的探索和困惑、实践和思考, 希望他们站出来说话, 实现话语层面的讨论和建设性行动的有机结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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