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湖北省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
摘要：农村老人作为当前农地经营的重要主体，其转出农地的意愿将对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对湖北省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形势下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农地保障依赖与养老阶段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较高，在有承包地的农村老人中，47.4%的愿意转出农地。回归结果显示，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受到其对农地保障依赖及其所处养老阶段的影响。对农地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依赖程度较低的农村老人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处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最低，其次是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而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最高，也即农村老人的自养程度越低，他养程度越高，其越愿意转出农地，反之亦然。另外，农地保障依赖与农村老人所处的养老阶段相关，处于不同养老阶段的农村老人对农地保障的依赖程度不同，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
关键词：保障依赖；养老阶段；农地流转；农村老人
一、理论基础
农地流转作为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在应对农地承包关系长期化导致的农地经营规模相对狭小、人地匹配错位等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农地流转实践在农村的推进，新的农地产权改革应运而生。2011年开始全国试点的农地确权制度首次在实测基础上对农户承包地进行登记颁证，为农用地的大规模流转奠定了产权基础。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这里的“三权分置”被韩长赋认为是引导农地有序流转的重要基础，能够放活农地经营权，解决农村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问题。可以说，农地流转是当前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及实践的核心，也是当前农地研究的中心论题。农地流转可以根据流转的方向分为转出和转入，其中转出是农地流转的关键环节。因为只要农户愿意转出农地，总能找到转入农地的人。根据Ajzen计划行为理论的观点，行为意向是影响行为最直接的因素,所以研究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农民转出农地的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进行研究。
农地流转相关研究成果众多，其中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重要的研究方向，相关研究归结起来有两个思路：一是对影响农民转出农地意愿各个方面的因素进行检验，意在对影响因素进行全面性考察；二是重点研究单一或特定变量对农民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其中，土地所具有的多重功能价值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一些学者研究了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包括就业保障功能替代、养老保障功能替代、经济保障功能替代等对农民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另外，已有对农地流转的研究关注到了不同的主体，但鲜有研究关注到农村老人这一群体，尤其是其转出农地意愿这一主题。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同，农村老人缺少制度性的退休约束，所以在年满60周岁后一般仍然会继续参加劳动直至丧失劳动能力，有学者称之为“无休止劳动”现象。在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过度劳动参与的问题也日益普遍。但农村老人过度劳动参与并非一种好的晚年安排，对其生活质量有较多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农村老人晚年的福利水平，也会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农村老人转出农地，进而退出农业劳动，有利于其老年福利的提高，且有利于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关注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另外，农村老人与青壮年农民不同，后者处于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供给将持续较长时间，而前者处于衰退期，供给持续时间个体差异巨大；后者主要通过自我劳动供养家庭，而前者供养家庭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及阶段性特征。简而言之，农村老人存在不同的养老阶段，而不同的养老阶段及其对农地保障的依赖与农地转出意愿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本文基于对湖北省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形势下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进行考察，重点分析了农地保障依赖、养老阶段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说
1.保障依赖假说。保障论是学者对我国农地功能的整体性论断，认为农地承载着多重保障功能。农地所承载的这些保障功能其实反映了农民对农地保障的依赖。农地转出让渡了农地的部分权利，消减了农地对其原承包者的保障功能，也就意味着转出农地的农民放弃或部分放弃了对农地保障的依赖。所以如果农民放弃或部分放弃对农地保障的依赖，那么其转出农地的意愿就可能提高，反之亦然。因此说农村老人对农地的保障功能存在依赖，影响了其转出农地的意愿。农地所承载的保障功能是多样的，一般认为就业和养老是农地核心的保障功能。所以农村老人对农地保障的依赖也主要是就业保障依赖和养老保障依赖。农村老人作为处于生命周期后期的群体，无制度性退休约束，所以农村老人会继续参加劳动，尤其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即农村老人在达到其他群体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后，并未与生产资料强制分离，尤其是并未与农地相分离，所以可以持续经营农地，农地的就业保障功能得到持续发挥。另外，在新农保实施之前，绝大部分农村老人并无退休金和养老金，农地是其养老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农地在农村老人养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即使在新农保实施后农村老人仍然对农地的养老功能存在严重依赖。基于对农地保障依赖与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关系的分析，这里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1：农村老人对农地就业保障的依赖程度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
假说2：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的依赖程度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
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的依赖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进行展示，主观方面主要是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直接评价，而客观方面则可以通过测量农地向农村老人直接提供的养老资料获得。养老资料包括通过经营农地获得自用的生活资料以及通过销售农产品获得的现金收入。一般来说一个成年劳动力从农地直接获得的生活资料数量差异较小，且销售农产品获得的现金收入一般又与农业收入接近，所以农业收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征农地对农村老人养老的保障。因为农村老人获得生活资料的目的在于应对其生活消费，所以农业收入应对农村老人消费支出的能力就体现了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客观依赖的程度。基于以上分析，由假说2得出以下两个推论：
推论1：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主观评价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
推论2：农村老人农业收入应对其消费支出的能力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
除通过面向农地获得养老资源外，农村老人还可能通过面向家庭及社会获得养老资源。前者主要通过子女等的供养获得，后者主要通过社会养老保险获得。因为额外养老保障资产的引入会减小个人对既有养老保障方式的依赖，形成替代效应，所以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从而降低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的依赖，提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同理，子女等的供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的依赖，提高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因此，这里进一步由假说2得出以下两个推论：
推论3：子女供养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越高，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
推论4：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越高，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
2.养老阶段假说。农村老人的养老阶段性特征反映了生命周期对农村老人养老的约束。生命周期的原义是指由自然人口的再生产机制所驱使的成熟和生育过程。生命周期可以用来分析生活资源的供给，并以生活资源供给为标准将农村居民的一生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他养阶段，从个体出生到独立生活这一段时间；第二个阶段为自养阶段，从独立生活到丧失自我供养能力这一段时间；第三个阶段也为他养阶段，从丧失自我供养能力到生命终结。农村老人的养老缺少制度性的退休约束，所以即使在年满60周岁后，农村老人仍然可以依靠经营土地以及从事其他工作获得生活资源。因此，在农村老人年满60周岁以后，在他养阶段之前，还将存在一个自养阶段，从自养阶段到他养阶段中间一般还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即半自养阶段。也即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并结合农村实际，这里认为农村老人养老阶段根据生活资源的供给状况可以分为自养阶段、半自养阶段和他养阶段三个阶段。处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生活资源供给的主体是自己，对农地的依赖较高，所以转出农地的意愿较低；而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对农地的依赖较低，所以转出农地的意愿较高；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对农地的依赖高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但低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所以转出农地的意愿低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但高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3：农村老人的养老阶段影响其转出农地的意愿，处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最低，其次是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最高。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对湖北省农村地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实地调研数据。2014年9月和12月，中心先后对湖北省的浠水县、安陆市、洪湖市农村老人开展了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县（市）、乡（镇）、村，湖北省共抽取3个县（市），每个县（市）随机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24个样本。调查共抽取了9个乡（镇）36个行政村的约860个样本。调查均由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组成的调查小组分赴各乡（镇）进行入户调查，调查质量较高。调查共发放问卷约860份，收回有效问卷810份，有效回收率约94%。因为本文探讨的是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所以剔除家中已经没有集体分配耕地或从别人那里租用耕地的样本，剩余样本623人。
（三）计量模型
因变量中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为二分类选择变量，因此，拟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因素。其模型形式为：
（1）式中，pi为农村老人i愿意转出农地的概率，α表示常数项，xj表示第j个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自变量，n为自变量的个数，βj是自变量回归系数。农村老人愿意转出农地的概率与不愿意转出农地的概率的比值pi/1-pi为事件发生比，对其进行对数变换，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的线性表达式为：
（四）变量选择
1.保障依赖变量。农村老人对农地保障的依赖包括就业和养老两个方面。对农地的就业保障依赖用农村老人的劳动工作状况表征。农村老人的劳动工作状况包括“全职务农”“兼业务农”“全职非农”“部分退出劳动”以及“完全退出劳动”等方面，其中“全职务农”意味着农村老人对农地就业保障的依赖程度很高；“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则意味着农村老人对农地就业保障具有一定的依赖，但程度不高；而“全职非农”“完全退出劳动”则意味着农村老人对农地就业保障的依赖程度较低。所以这里将“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合并为“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而将“全职非农”“完全退出劳动”合并为“全职非农/完全退出劳动”项。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对农地的养老保障依赖主要由2个变量表征，分别是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主观评价和农业收入应对消费支出的能力，其中前者表征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的主观依赖程度，后者表征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的客观依赖程度。为充实论证，研究还选择了子女供养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2个变量，以逆向论证农地养老保障依赖与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主观评价主要通过询问农村老人以下题目获得：“对您来说，土地在您养老中发挥的作用大不大？”选项分别有“非常小”“比较小”“一般”“比较大”“非常大”。农业收入应对消费支出的能力则通过将农村老人个人农业生产纯收入除以其个人消费支出获得。子女供养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通过子女等对农村老人供养数量除以农村老人个人农业生产纯收入与子女等对农村老人供养数量之和计算获得，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通过农村老人个人领取养老金数量除以农村老人个人农业生产纯收入与其个人领取养老金数量之和获得。
2.养老阶段变量。根据前文分析，这里通过农村老人的养老资源供给主体确定养老阶段变量，养老资源供给主体除养老金、农业补贴等之外，主要为自己及配偶的意味着处于自养阶段，主要为子女的意味着处于他养阶段，两者均有的意味着处于半自养阶段。
3.控制变量。参照既有研究，这里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有慢性病、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对数、子女数量、子女家庭经济状况、与子女的关系、家庭承包农地面积、农地流转价格认知、所在村地形等设置为控制变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三、结果与讨论
（一）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见表2），在参与调查的810个有效样本中，有623个样本所在家庭拥有耕地，比例占到了76.9%，而23.1%的样本所在家庭没有耕地。之所以有23.1%的样本所在家庭没有耕地，与农村分家析产的传统相关。农村家庭中一般儿子较多，当儿子长大成人并结婚以后一般会进行分家。耕地会在分家过程中进行分割，部分老人会将耕地全部分给儿子，更多的老人则会在自己失去劳动能力后将耕地交给儿子。本文主要分析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所以选择了总体样本中所在家庭中有耕地的农村老人进行分析。而对于所在家庭已经没有耕地的农村老人，询问其转出农地的意愿意义不大。所在家庭有耕地的样本中，47.7%的愿意转出农地，可见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很高，接近一半，而如果再加上已经没有耕地的样本，那么愿意转出农地的比例将更高。虽然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很高，但有转出农地行为的却相对较少，比例只有26.5%。
本文主要考察保障依赖、养老阶段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所以这里首先通过交互分类表展现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3显示，对农地保障的依赖与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高度相关，对农地就业保障依赖程度较高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较低。全职务农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最低，仅38.0%，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有所提高，但提高程度不大，比例为46.3%，而全职非农/完全退出劳动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大幅度提高，达到66.5%。综合来看，农村老人对农地就业保障依赖的程度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反之亦然。
农地养老保障依赖与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关系。统计结果显示，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的依赖程度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反之亦然。首先，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主观评价。表3显示，认为农地在其养老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大的样本，仅有34.4%的愿意转出农地，而作用比较大、一般和比较小的样本，分别有37.8%、52.2%和61.1%的愿意转出农地，而认为作用非常小的样本，愿意转出农地的比例高达83.7%。其次，农业收入应对消费支出的能力。这里将农业收入应对消费支出的能力分为无应对能力（农业收入为0元）、部分应对能力（0元＜农业收入＜个人消费支出）和完全应对能力（农业收入≥个人消费支出）。表3显示，在农业收入对其个人消费支出无应对能力的样本中，有高达65.6%的愿意转出农地，随着应对能力的提高，样本转出农地的意愿逐渐降低，而有完全应对能力的样本中，仅25.9%的愿意转出农地。
表3还显示，农村老人的养老阶段与其转出农地的意愿也高度相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处于自养阶段的样本愿意转出农地的比例为35.6%，处于半自养阶段的样本愿意转出农地的比例提高到47.9%，处于他养阶段的样本愿意转出农地的比例则高达66.9%。可以发现，处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最低，其次是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而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最高。
（二）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s回归结果分析
这里进一步通过建立11个回归模型来估计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水平。模型1是放入控制变量的基本模型，模型2～7是在模型1基础上分别增加了劳动工作状况、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主观评价、农业收入应对消费支出的能力、子女供养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和养老阶段等变量。不同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关系，所以模型8在模型1基础上同时增加了劳动工作状况变量和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主观评价变量，模型9在模型1基础上同时增加了劳动工作状况变量和农业收入应对消费支出的能力变量，模型10和模型11则分别在模型8和模型9基础上增加了养老阶段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4和表5。
首先来看控制变量的影响。表4显示，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是否有慢性病、与子女的关系、家庭承包农地面积、是否知道本村农地流转价格、所在地区地形等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1显示，性别变量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转出农地。年龄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即年龄越大的农村老人更愿意转出农地。是否有慢性病变量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意味着有慢性病的农村老人比没有慢性病的农村老人更愿意转出农地。与子女的关系变量也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即农村老人与子女的关系越好，那么其更愿意转出农地。家庭承包地面积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即农村老人所在家庭承包地面积越大，那么其更愿意转出农地。是否知道本村农地流转价格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即知道本村农地流转价格的农村老人，相对于不知道本村农地流转价格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模型1还显示，所在地区的地形因素也会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产生影响，相对于处在平原地区的农村老人，处在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更高。
再来看劳动工作状况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由模型2和模型1的比较可以看出，当加入劳动工作状况变量后，模型2的-2倍对数似然值相较模型1有所降低，Nagelkerke R2由0.148提高到了0.190，这意味着模型2比模型1拟合得更好，模型的解释力也增强了，说明劳动工作状况变量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有较大的影响。在模型2中，全职务农变量和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变量均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意味着相对于全职非农/完全退出劳动的农村老人，全职务农的农村老人和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的农村老人更不愿意转出农地。同时全职务农的系数为-1.079，而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的系数为-0.821，说明全职务农比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的农村老人更不愿意转出农地。也就说明，农村老人对农地就业保障依赖程度越高，越不愿意转出农地，反之，农村老人对农地就业保障依赖的程度越低，越愿意转出农地。因此，假说1得证。
这里进一步检验农地养老保障作用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从模型3、模型4和模型1的比较来看，当分别加入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主观评价变量、农业收入应对消费支出的能力变量后，模型3和模型4的-2倍对数似然值相较模型1进一步降低，Nagelkerke R2则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达到了0.204、0.199。在模型3中，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主观评价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负。在模型4中，农业收入应对消费支出的能力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方向也为负。这就意味着无论从主观视角还是客观视角来看，农地发挥的养老作用越大，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反之亦然。因此，推论1、推论2得证。
模型5和模型6将逆向论证农地养老保障作用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从模型5、模型6和模型1的比较来看，当分别加入子女供养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变量和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变量后，模型5、模型6的-2倍对数似然值相较模型1均有所降低，Nagelkerke R2则均达到了0.205。在模型5中，子女供养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为正，在模型6中，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变量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方向也为正。这就意味着子女供养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越高，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越高，那么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反之亦然。因此推论3、推论4得证。综合模型3—6，无论是正向还是逆向论证，均说明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依赖程度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反之农村老人对农地的养老保障依赖程度越低，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因此假说2得证。
进一步看养老阶段的影响。由模型7和模型1的比较可以看出，当加入养老阶段变量后，模型7的-2倍对数似然值有所下降，而Nagelkerke R2有所提高，由0.148提高到了0.183。在模型7中，自养阶段变量和半自养阶段变量均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意味着相对于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处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和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更不愿意转出农地，同时自养阶段的系数为-1.115，而半自养阶段的系数为-0.701，说明处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比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更不愿意转出农地。也进一步说明，农村老人的自养程度越高，越不愿意转出农地，而农村老人的他养程度越高，则越愿意转出农地。因此，假说3得证。
因为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所以这里进一步将劳动工作状况变量分别和表征主客观农地养老保障依赖的变量同时放入模型，得到模型8、模型9。模型8和模型9的-2倍对数似然值相较模型1—4均有所降低，Nagelkerke R2也分别提高到了0.222和0.215，其中劳动工作状况变量、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主观评价变量、农业收入应对消费支出的能力变量均显著，但系数和显著性有所变化，其中系数的绝对值均有所降低，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的显著性在2个模型中均降低到p＜0.05的水平。说明劳动工作状况与农地养老保障依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可能因为不同劳动状况下农地在养老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从而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的依赖程度也不同。显然劳动工作状况为全职务农的农村老人对农地养老保障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劳动工作状况为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全职非农/完全退出劳动的农村老人。
与模型8、模型9不同，模型10和模型11进一步控制了养老阶段变量，-2倍对数似然值下降到735.418和737.936，而Nagelkerke R2则提高到0.239和0.230，模型解释力进一步提高。在模型10和模型11中，养老阶段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自养阶段系数的绝对值有所降低，而半自养阶段的显著性在模型10中降低到p＜0.1的水平，在模型11中半自养阶段系数不再显著。在2个模型中劳动工作状况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降低，全职务农的显著性均降低到p＜0.05的水平，兼业务农/部分退出劳动的显著性均降低到p＜0.1的水平。而农地养老保障作用的主观评价变量和农业收入应对消费支出的能力变量的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但是系数的绝对值有所降低。以上均说明养老阶段与农地保障依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相互消减了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可能因为处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主要通过生产劳动筹措养老资金，对农地保障的依赖较高，所以转出农地的意愿较低；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一般来说已经退出劳动，所以生活消费来源基本全部来源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因此对农地保障的依赖较低，所以转出农地的意愿较高；而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其日常生活开支一部分来自自我劳动，另一部分来自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供养，对农地保障的依赖高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但低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所以转出农地的意愿处于两者之间。
这里进一步分析了养老阶段与农地保障依赖之间的关系。
表6显示，处于自养阶段和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全职务农的比例最高，而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更可能全职非农/完全退出劳动，且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处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认为农地在养老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大的比例最高，为24.7%，而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认为农地在养老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大的比例最高，而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认为农地在养老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小和非常小的比例最高。对于大部分农村老人来说，农业收入仅能部分应对其消费支出，但对于处于自养阶段和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农业收入对消费支出有完全应对能力和部分应对能力的比例远高于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反之处于自养阶段和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农业收入对消费支出无应对能力的比例分别为27.5%和26.9%，而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农业收入对消费支出无应对能力的比例高达80.1%。所以说，处于不同养老阶段的农村老人其劳动工作状况以及农地发挥的养老保障作用不同，或者说处于不同养老阶段的农村老人对农地保障的依赖程度不同，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形势下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分析了保障依赖、养老阶段对农村老人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较高，在有承包地的农村老人中，47.4%的愿意转出农地。第二，对农地就业和养老保障依赖程度较高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较低，而对农地保障依赖程度较低的农村老人则更倾向于转出农地。第三，处于他养阶段的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最高，其次是处于半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最后是处于自养阶段的农村老人，也即农村老人的自养程度越高，越不愿意转出农地，而农村老人的他养程度越高，则越愿意转出农地。第四，对农地的保障依赖与农村老人所处的养老阶段相关，处于不同养老阶段的农村老人对农地的依赖程度不同，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
基于研究结论，这里认为改善农村老人晚年福利以及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根本在于降低农村老人对农地保障的依赖。降低农村老人对农地保障的依赖，最主要的是降低农地的就业和养老保障功能，进而缩短农村老人的自养阶段和半自养阶段，而这都离不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在理论上讲，如果农民得到稳定收入来源，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将会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随之降低，若社会保障制度能代替土地本身承载的就业价值与社会保障功能，则会对农民的农地转出意愿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所以，进一步完善当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逐步提高其养老金水平，增强养老金对农地保障功能的替代，将有助于提高农村老人转出农地的意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农地流转以及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其实反过来也将压缩农村老人经营农地的空间，起到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的作用。
（作者系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