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实际考察
摘要：以全国285个地级市层面2003—2014年产城融合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关系模型，对产城融合的发展指数、融合度进行测度、评价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现阶段不同区域产城融合发展并不均衡，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产城融合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达到有效融合状态的城市极少。耦合关联度和协调度虽然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产城融合三要素内部协调发展程度不一，城镇化建设指数和人口集聚指数所属要素基本都处于低度协调的颉颃发展阶段，只有产业支撑指数所属要素耦合协调情况表现相对良好。但从时间序列上三者均呈现出逐步提升态势，总体状况趋于良性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产城融合；产业园区；人口；工业化；时空格局；中国
城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社会［1］。中国的城镇化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迈入城市社会，城镇化率从1978年17.92%提升到2014年的54.77%，年均增长1.024个百分点［2］。经过数个阶段的发展，城镇化也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党的十八大更是将“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上升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发展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与产业配套、人口集聚等方面协调问题不断，从而出现了新城区产业空间与劳动力居住空间上的巨大跨越，导致了典型的产城脱节、职居分离等“产城不融合”现象［3］，更甚至出现了“空城”。从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同步发展”，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人为本、推动三化协调共进，再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如何实现产城协调融合发展，实现城市产业空间与社会空间匹配的内在要求，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实现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经济发展速度、结构和驱动力等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的严峻形势下，客观评价产城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分异，是推动“产城”全面协调、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必要准备，对于经济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外关于产城融合的研究主要关注产城关系［4-5］、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6-7］、产城相互作用理论，如Weber的工业区位论［8］、Perroux的“极化”理论［9］和Boudeville的“里昂锡夫乘数效应”论［10］。由于中国提出产城融合时间不长，国内学者对于产城融合研究的文献不多，主要集中在产城融合的内涵、机制、评价体系等方面。关于产城融合的内涵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产城融合是产业与城市的“双向融合”［11-12］，是城镇社区和产业园区的融合、居住和就业的融合［13-16］，是城市核心功能提升、空间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人文生态的协调发展［17-19］。在产城融合机制方面，发展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认为，城市发展取决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水平，产城融合的主要机制来源于产业集聚与扩散机制、政策导向机制、产业升级驱动机制、城市功能转型机制［20］。谢呈阳、杨雪峰、刘欣英等从居住与就业、产业与城市功能、产业化与城镇化、人与自然等角度分析产城融合的实现机制［21-23］；陆根尧、于斌斌等从产业集群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产城融合动力机制［24-25］。而关于产城融合评价方面，近年来，随着产城融合理念的不断深入，学术界逐渐从产业园区、开发区、高新区、城市新区等不同角度和层面开始探索建立评价产城融合的有效指标体系，并通过相关分析方法的应用，测度产城融合程度。一方面，谢福泉、向鹏成、杨立勋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从工业化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方面展开产城融合度的评价研究［26-28］，张开华、王霞、王菲、周作江等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熵值法等统计分析方法对产城融合程度进行了测度［29-32］；另一方面，唐晓宏、黄新建等从城市发展的新要求层面出发，展现了产城融合评价研究的新视角［33-34］。
综上所述，以往学者对产城融合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以往研究尺度主要集中在产业园区、开发区、高新区、城市新区等微观空间领域和省域等宏观尺度，鲜有关注基于地级或县级行政单元的全国范围内综合研究。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中国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对象，以2003—2014年为时点，重点关注这些城市在城市和产业的共生、布局和功能的统一、人口集聚和城镇的融合、生产和服务的互动、经济和环境的协调等方面的融合情况，定量评价各地级单元的产城融合单项及综合融合协调发展水平，以期明确各地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差距和改进方向，增进中国产城融合发展格局的科学认识，为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产城融合发展战略和学界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1 研究模型构建
1.1 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城融合的发展主要涉及产业、城市、人口三大基本要素，通过研究现有成果［26-28，34］发现，产业、城市（镇）和人口均为综合性指标且各自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有很多，但是以往研究指标体系中鲜见将产业、城市（镇）和人口结合起来表征产城融合发展状况的指标。由于对产城融合发展认识与理解的不同以及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表征产城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仍显不足。由此，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充分梳理，有效统计相关指标在以往研究中的应用，结合本研究出发点，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和代表性原则构建指标体系，突出产城相关指标的直接比较，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1.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中国285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样本充分，时间序列为2003—2014年。之所以选择2003年为开端，主要是考虑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之后，2003年正式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城镇化发展观，当年的城镇化率第一次超过了工业化率，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建设里程碑的正式奠基。截止到2014年，主要是因为有些城市数据统计发布稍缓，2015年数据的全面性无法保证。涉及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对应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均为全市数据，对个别城市个别年份个别指标没有统计的情况，选择前后两年数值均值进行填补，整体数据全面、科学、有效。
表1 产城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1.3 数据标准化与模型构建
1.3.1 数据标准化处理
对于产业支撑、城镇化、人口集聚的测度涉及到15个指标，为了实现对研究对象产城融合发展客观全面的分析，选择熵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及确定指标权重。
1.3.2 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在统计学中并没有产城融合度这一指标，且直接测度存在一定的困难，以产城耦合协调度作为产城融合度的替代值。为了定量分析产城融合三要素——产业、城市、人口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充分参考耦合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科学构建三者之间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具体如公式
式中：D为协调度；U1、U2、U3为产业支撑系统、城镇化建设系统、人口集聚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为产业系统、城市系统、人口系统之间的耦合度。需要说明的是，系统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与系统之间的耦合度成正比，也就是说，低发展水平的系统之间也可能具有较高的耦合度。T=αU1+βU2+γU3代表不同系统之间的综合协调指数，用来考察不同系统发展水平对整个系统协调发展的贡献程度，其中，α、β、γ为待定系数。结合产城融合相关文献，根据相关领域专家建议，本文认为在产城融合的三要素中，产业规划先行是关键，继而促进城市有序扩张，实现人口集聚。因此，确定α、β、γ分别为0.4、0.3、0.3。
关于不同耦合度、协调度所代表的耦合协调类型，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8，35-36］，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将耦合度C划分为四个阶段：低水平耦合阶段（0＜C≤0.3）、颉颃阶段（0.3＜C≤0.5）、磨合阶段（0.5＜C≤0.8）、高水平耦合阶段（0.8＜C≤1），而将协调度D划分为四个阶段：低度协调（0≤D≤0.4）、中度协调（0.4＜D≤0.5）、高度协调（0.5＜D≤0.8）和极度协调（0.8＜D≤1）。
2 产城融合时空格局分析
2.1 产城融合空间格局分析
依据耦合协调模型，对样本城市产业支撑、城镇化与人口集聚之间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系统运算，并且对各要素内部指标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见表2。篇幅所限，仅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列入表格。整体来看，全国285个城市，产城耦合度均超过0.42的水平，其中91.3%的样本产业、城市与人口之间的耦合度高于0.45，北京等15个城市三者之间的耦合度达到0.5。从耦合度类型来看，所考察的对象主要处于产城融合发展的颉颃阶段。协调度方面，285个城市中除上海产业、城市与人口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较高（0.43）外，其余城市三者之间的协调水平均处于0～0.4之间，也就是说，除上海产城融合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之外，中国整体仍处于产城低度协调发展状态。
2.1.1 发展规模与产业结构
由表2，从产业支撑子系统内部来看，产业结构的综合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发展规模的综合水平，这主要是由于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呈现明显的逐年递增态势，而同时期表现出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也是我国二三一产业结构模式逐渐向三二一产业结构模式转变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显著成果。
表2 2014年中国产业支撑、城镇化建设与人口集聚之间的耦合协调数值表
由可视化直观图1可以看出，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占23.51%（67个），剩余76.49%的城市产业结构与发展规模之间处于颉颃阶段。这说明，全国产业发展已经实现发展规模与产业结构的逐步适应，彼此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在稳定有效政策的支持下，产业结构与发展规模之间的耦合度会继续不断提升，向耦合、高度耦合阶段迈进。而从协调度方面来看，处于中度协调类型的城市有20个，占比7.02%，其余92.98%的城市均处于低度协调阶段，表明产业结构与发展规模之间还存在显著步调不一致问题，虽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大城市数量有限，绝大多数城市规模有待扩张，大型优质企业数量较少，产业竞争力受到影响，二者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有待协调，促进实现“两条腿”又稳又快走路。需要说明的是，在285个城市中，南京、杭州、沈阳、无锡、青岛、广州、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深圳、佛山、重庆、宁波、烟台、攀枝花、南通17个城市处于耦合发展的颉颃水平，同时处于中度协调发展的阶段。分析认为，该17个城市普遍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支持优势赋予了城市发展强大的动力，其产业发展规模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状况也相对表现良好，虽然还处于颉颃阶段，但整体协调度较高，已经成为发展规模与产业结构的先锋队。
2.1.2 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
由可视化图2明显看出，除了新疆的克拉玛依市、甘肃的嘉峪关市之外，其余城市的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度均处于颉颃水平，表明经济、空间、社会城镇化之间彼此约束，互相制约的耦合状态。而所考察城市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的协调度均较低，整体处于低度协调发展类型。这充分说明，城市空间对外扩张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增长的同时，要充分顾及农村人口的城镇化问题，使其不仅仅是在住房、基础设施等方面成为城市人口，同时考虑到其原有受教育程度较低，生存技能较差，应当充分关注其后续生活生产能力的提升。
2.1.3 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与收入水平
从人口集聚的内部发展水平来看（表2），人口结构测度值普遍高于收入水平测度值，人口素质的整体测度值最低。但三者中测度值最高的也仅为0.2左右，这也从宏观上说明了中国产城融合过程中人口集聚的整体状况不容乐观。老龄化社会的出现导致有效劳动力供给短缺，本身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优势削弱。而人民币升值同样降低了中国出口品的国际价格优势，出口收入降低。与此同时，进口品的价格下降刺激进口增加，造成对内进口替代品行业的重大冲击，从而降低民众收入水平。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一直以来都是各届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义务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扩张、职业教育深化等各类手段都为人口素质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中国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任重道远。
由可视化图3看出，除了广东省的云浮市之外，其余284个城市的人口结构、收入水平、人口素质之间的耦合度都处于颉颃阶段，这说明绝大多数城市三者之间仍处于互相制衡约束的状态。而从协调度方面来看，285个城市的人口结构、收入水平、人口素质之间的协调度均低于0.4，处于低度协调水平。事实上，收入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决定了人口素质的高低，正所谓衣食足而知礼仪，充足的收入为良好的教育、职业技能的获得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而从人口结构来看，目前中国生育率低，生育意愿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从我国关于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的相继出台可见一斑。
2.1.4 产业支撑、城镇化与人口集聚
图3 2014年中国产城融合人口结构、收入水平与人口素质耦合协调空间分布格局
由表2，产城融合三个主体要素中，产业支撑整体综合水平最高，其次是城镇化建设，人口集聚测度值相对较小。这一数据宏观上反映了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产城融合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具体要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产业合理规划布局为城市新区注入经济活力，有效安置回迁居民的同时制定优秀人才引进计划，配套建设优质医疗、教育、购物、休闲、娱乐等资源，提高城市新区软环境，促进人口集聚。产业先行的基本思路能够有效避免城市盲目扩张，为人口集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实现产业支撑、城镇化建设、人口集聚三者之间有序良性发展。
由图4，耦合度方面，全国285个城市产业支撑、城镇化建设以及人口集聚之间的耦合均处于颉颃水平，这表明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产业有效支撑避免了城镇化建设中空城的大量出现，提供了人口集聚的整体环境；另一方面，人口集聚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劳动供给，为新城区繁荣发展提供了人的重要因素。从协调度方面来看，除上海处于中度协调阶段之外，其余284个城市均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实际反映出我国产城融合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三要素之间的低水平协调状态。也就是说，在促进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还需要系统协调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建立有效运行机制，不断促进三者之间科学、有序、理想协调状态的实现，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中国产城融合的可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2.2 产城融合时间演化分析
为了更好地揭示产城融合的演变规律，研究选取2003、2008、2014年为时间节点，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将285个城市分成直辖市、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考察其耦合、协调度（表3），绘制发展动态图（图5）。
图4 2014年中国产城融合产业支撑、城镇化建设与人口集聚耦合协调空间分布格局
图1 2014年中国产城融合发展规模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空间分布格局
从城镇化的内部发展水平来看（表2），经济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较为接近，而社会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较低。这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空间城镇化所代表的中国城市规模的扩张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取得了飞速发展，城市中心区发展空间的限制，促使产业大规模的对外转移。城市规模扩张速度的不断提升以及产业空间转移所需要的大量土地，往往通过原有郊区土地的开发实现供给，由此产生了非常重要的郊区土地原有居民的安置等问题。尽管对原有居民的回迁安置问题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做法，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住房条件、基础设施等方面均得到了有效改善，但居民生活、生产、消费方式在短期内真正融入城市困难重重。事实上，城镇化进程中，硬件设施的配套建设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提高居民生活的卫生、医疗、互联网技术普及等软环境建设方面，促进其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方式，从本质上提高城镇化水平。
图2 2014年中国产城融合经济、空间与社会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分布格局
2.2.1 从各区域产城融合宏观层面来看
结合表3、图5发现，不管是较为发达的直辖市城市和东部地区，还是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人口密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整体上均属于颉颃耦合类型，并处于低度协调发展阶段。具体而言，直辖市城市的三大要素指数、耦合度与协调度数值均较高，三个时点耦合度均达到0.49，距离以0.5为分界点的磨合阶段仅半步之遥。而协调度也分别达到了0.3、0.3、0.4。虽然其耦合类型与协调类型仍然处于颉颃和低度协调的状态，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国产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直辖市城市必然走在先锋队的位置，率先进入高耦合阶段，实现中度、高度协调发展。尤其是在2014年，直辖市城市产城融合协调度达到0.4的水平，实现了突破性增长，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中度协调发展阶段，这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指导下取得的显著成果。东、中、西部的产业支撑指数差别不大，但城镇化建设、人口集聚方面，东部地区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三大地区三个指数之间的耦合度、协调度方面，虽然所属的耦合类型与协调发展阶段相同，但从实际水平上看，东部地区同样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一结果和中国各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发展战略是一致的。
表3 2003、2008和2014年中国地区间产城融合演化情况
图5 中国直辖市、中东西部产城融合发展耦合度与协调度（2003、2008、2014）
分析认为，直辖市城市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密度大，城镇化建设迅速，产业体系完善。东部地区所辖的区域主要是中国的沿海城市，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尤其是海上运输方式发达，商业繁荣，物流优势显著，尽管国土面积不足全国的1/5，但人口却占了接近一半的比例，区内GDP更是达到全国GDP的3/5。中部地区则主要承担着我国动力、原材料供给区的责任，近全国一半的耕地面积承担着40%以上的粮食供给，40%的肉类产品、45%的淡水产品同样来自于中部地区。从交通方面来看，虽然不具备东部沿海城市承接海内外的能力，但地处中国腹地，有着承东启西、接北进南、汇聚八方的枢纽优势，也造就了大批全国交通咽喉要道。一直以来，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但人口数量仅占1/5左右，典型的地广人稀。相比较于东部地区发达的商贸流通业和中部地区初级产品交易为主的产业支撑特征，西部地区则主要依靠其丰富的天然气、稀有金属等矿藏资源构筑自己的优势产业体系。相较而言，发达地区由于完善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生活环境等因素，人口集聚能力较强，经济发展快，城镇化扩张速度。西部地区由于交通、宜居等方面的原因，居住人口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吸引外来人口的能力较弱，人口集聚水平较低，对城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较弱，这也是西部地区产城融合三个指数中城镇化建设指数、人口集聚指数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
2.2.2 从各区域产城融合要素情况来看
①产业支撑指数。由图6，中国四个区域的产业支撑指数普遍高于城镇化建设和人口集聚指数，且东、中、西部地区非常鲜明的表现出产业支撑指数逐年提高的态势。需要指出的是，直辖市城市在2003年产业支撑指数最低，到2008年，飞速上涨，而到了2014年，这一状态又发生颠倒式的变化，产业支撑指数处于三个时点之中的最低水平。分析认为，直辖市城市在长期扶持政策、完善制度的支持下，已经形成非常健康的产业发展体系，为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直辖市城市及发达地区的城市用地紧张进一步凸显，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企业商务成本、资源、环境约束等矛盾都制约着企业发展的步伐。到2008年，随着产业转移相关政策的逐渐出台，部分制造企业开始从城市中心迁往城市郊区或次发达地区，这一行为一方面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同时有利于城市环境改善。相较于制造业的迁出，直辖市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更加繁荣，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二、三、一”产业的发展模式充分显示了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制造业的迁出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第二产业对直辖市城市经济的支撑，第三产业所创造GDP的额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也是到2013年，直辖市城市产业支撑指数反而降低的主要原因。而从东、中、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来看，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内需市场的扩大及产业结构的整体提升，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已经突破传统产业的范畴，逐步向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高端产业跨越；与此同时，中国东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逐渐打破东部向中西部单向转移的态势，东部发达地区科技、人才以及总部企业集聚的优势，使得中西部优秀龙头企业纷纷开始将企业总部和研发基地迁往东部区域。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东部带动中西部的同时，中西部城市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对东部转移产业的承接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呈现出石化、有色金属等部分产业沿海化布局的趋势。整体来看，中国产业发展已经进入全面优化产业链布局、转移和转型协调的新阶段。
②城镇化建设指数。由图6，产城融合中的城镇化建设指数基本保持居中水平，并表现出稳定的逐年增长趋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的高品质需求不断攀升，宽敞的城市生活空间、先进的信息技术支持、优质的社会医疗保障等高端需求对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城镇化建设政策的相继出台，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稳健而长足的进步。
图6 中国各区域产城融合维度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度（2003、2008、2014）
③人口集聚指数。三个时点中，除直辖市城市外，中、东、西部的人口集聚指数一直处于产城融合三要素的最低水平，但保持持续稳定上升态势。这也说明，在中国城镇化扩张过程中，城市人口集聚功能不断发挥，不仅非农业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城市新融入人口收入水平、教育支出水平也不断提升，融入城市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化实施，西部广袤地域的交通条件、生活水平、生产条件等均取得了很大改变。比较而言，直辖市城市的人口集聚指数同样表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但从其在直辖市城市产城融合三要素中的排序变化来看，除了在2008年处于最低位置之外，2003和2014年均处于第二位，事实上，直辖市城市产城融合三要素的排序变化符合大型城市综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其城市发展的规模基数奠定了其在后期城镇化建设中仍然能够保持较高水平，实现人口的进一步集聚。
比较发现，直辖市城市、中、东、西部的城镇化建设指数与人口集聚指数呈现出相对一致的发展规律和走势，事实上，城镇化的推进本质而言是一个人口不断集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业规划与发展是否能够跟上城市空间扩张，生产要素聚集与辐射吸收效应的发挥，促进人口的进一步集聚，则主要体现了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程度。观察其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具体变化状况，四个区域产城融合三要素的耦合度基本处于平稳状态，并表现出微弱的下降趋势。协调度虽然水平不高，仍处于低度协调阶段，但在四个区域均表现出明显的不断提高趋势，这也充分说明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城镇化建设、产业支撑以及人口集聚三要素之间的彼此有效互促共进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形成。
3 结论与建议
构建产城融合三要素耦合协调模型，探查中国285个城市2003—2014年产城融合发展时空演化规律发现：第一，产城融合基本处于颉颃阶段，整体处于低度协调水平，但上升趋势明显。第二，产城融合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具有历史优势的直辖市城市产城融合三要素指数以及耦合度、协调度普遍高于东、中、西部。第三，产城融合三要素内部协调发展程度不一。城镇化建设指数以及人口集聚指数处于低度协调的颉颃发展阶段，而产业支撑指数内部耦合协调情况相对良好，且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相对发达城市。
结合中国目前产城融合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今后的发展中，一方面，针对不同城市区域资源禀赋以及城市发展规划，构建自身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产城融合各要素之间彼此促进，相互提升。其次，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促进区域城市联动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城市群建设，实现城市间、产业间联动，并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推动产业进步、人口集聚以及城市功能完善。再者，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产城融合注入持久动力。产城融合的根本出发点在“人”，而关键却在于产业体系的建立，人口集聚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与人口集聚的最终形式。推进产业集聚化深层次可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成为服务经济时代产城融合发展的新要求。最后，坚持走创新和谐发展道路。创新是经济发展重要的驱动力，是一国经济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和谐则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产城之间融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长久进步离不开改革创新这一动力来源，同时也要特别关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和谐进步，为产城融合保驾护航。
图表及参考文献略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NDJC244YB）；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7G030014、LQ17G030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L098、14ZDA024）；2016年度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2016LY58）；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临港现代服务业与创意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丛海彬（1978—），男，吉林洮南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邹德玲（1980—），女，吉林柳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刘程军，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本文原刊于《经济地理》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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