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为建设和谐社会及创新社会治理，各级政府积极发展社会政策，为公民提供更为完善的社会保护。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劳工在社会、政治及经济地位等方面都一直处于弱势，尤其缺乏足够的劳工保护和社会保护。为他们提供全面的社会保护具有重要的政治及经济影响：首先，他们人数众多，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超过一半，为他们提供社会保护对实现社会保险的全民覆盖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中国社会正面临老龄化的挑战，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成为焦点，将青壮年的非正规就业劳工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有助于风险分担及维持可持续性。
已有研究主要分析了部分城市的城镇非正规就业劳工的社会保护。不过，现时仍然缺少研究分析全国非正规就业劳工的社会保护的状况，及其成因。新加坡国立大学钱继伟博士和香港岭南大学江晋博士、温卓毅博士三位学者最近在社会政策旗舰杂志《社会政策》发表了《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劳工的社会保护：制度规限与自我选择》一文，利用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年的数据，从制度规限与自我选择两个途径回答了上述问题。（Social Protection for the Informal Sector in Urban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Self-selection Behaviour, Journal ofSocial Policy, Published online: 1 August：1-23, 2017, DOI: 10.1017/S0047279417000563）。
首先，文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建议，从非正式部门（即企业类型）与非正规就业（即劳动关系）两个角度界定“非正规就业劳工”。结合现有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成果，文章把“非正规就业劳工”的样本限定为在私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作，或没有劳动合同或灵活就业的劳工。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调查了全国29个省份（西藏与河南除外）15－64岁的劳动力人员。本研究使用了严格的城市就业劳工定义的样本，来自57个城市，共计3160个样本。按照此定义，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中，非正规就业劳工的比例是65.4%，其中51.7%属于在非正规部门工作，13.7%属于非正规就业。这些数字都与基于统计年鉴或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吻合。
其次，统计分析确认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劳工在社会保护方面的不利处境。在养老和医疗两大主要保险项目，与正规部门超过90%的参保率相比，非正规就业劳工分别只有46.7%和57.7%的参保率。回归分析发现，在制度层面，非本地户口或农村户口，以及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个人层面，雇主更不愿意参与社会保险，而偏好购买商业的养老及医疗保险。在非正规就业部门，雇主的参保决定将影响雇员的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另外，收入在不同的险种上呈现出不同的效应。总体而言，对于按每月工资比例缴费的养老和医疗险，高收入的工人缺乏参与的动机。进一步的交互分析发现，雇主的自我选择受制于是否具有城镇或本地户口。
文章在以下三方面拓展了现有知识：第一，文章利用全国抽样调查，提供了城镇非正规就业劳工社会保护的全景图像，并揭示了在社会政策扩张之下，户口、就业部门及区域性（locality）的碎片化社会保护体系仍然存在。第二，文章提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局内人-局外人”福利态度分化（outsider-insider split）的微观证据，进一步把诞生于成熟福利国家的理论延伸应用到发展中的福利社会。第三，文章关于制度规限与自我选择交互影响的发现，揭示了中国内部人口迁移、复杂乃至碎片化的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如何与行动者互动。这些研究发现推进了关于中国建设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理论及政策讨论。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治理学术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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