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红岩村的案例
一、问题提出与个案情况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3年的中央1号文件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美丽中国在农村的具体体现。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建设离美丽乡村要求相距甚远：在发达地区，一些村庄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严重环境污染；在欠发达地区，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则出现农业凋敝村庄衰落现象（朱启臻等，2014）。美丽乡村建设最终要实现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农村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然而，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打破了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发展格局，强调个人权利的政策、制度和法律进村，形成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对农村的冲击，农村居民个体主义价值观得以形成与强化。消费主义裹挟下的农民，有限收入和无限消费欲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贺雪峰，2009），使村庄集体经济与私人经济不断分化，不仅影响村庄经济系统的结构，也改变着村庄的自然生态系统和重塑着村庄的社会关系，使村庄发展面临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性系统危机，阻碍着美丽乡村建设进程。
那么，如果把村庄看作是由经济、社会、生态拟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如何才能实现美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呢？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红岩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案例。红岩村位于恭城县南面，属莲花镇所辖，距县城15公里，是一个喀斯特地形小山村，村内共有103户农户，417人，占地1100亩。上世纪90年代前，该村以耕地种田谋生，经济非常落后，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产靠救济”的贫困村。90 年代以来，红岩村民开发荒山野岭，连片种植月柿，兼种椪柑、沙田柚、葡萄等，人均有果园面积近2 亩，年人均水果纯收入达8000 元。2003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业，至今已经接待中外游客150余万人，经过20多年以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依托的产业发展与升级，红岩村先后荣获了“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中国村庄名片”、“广西新农村示范建设十佳标兵村屯”等荣誉称号，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广西乃至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2015年7月，本课题组通过农户访谈、干部交流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深入调研，对红岩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形成了较为完整清晰的认识。
二、复合系统视角下美丽乡村发展的障碍
红岩村的美丽乡村图景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它跟许许多多其它村庄一样，带着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痕迹，曾经面临着重重障碍：一是村庄经济萧条，村民生活严重依赖打工收入和国家救济。1990年代以前恭城县曾被列为广西“老、少、边、山、穷”县之一，红岩村又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村里水田种稻谷、旱地栽玉米，农业结构单一，农业收入甚微，为了维持生计，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外出打工补贴生活；一句顺口溜“一队二队顶呱呱, 三队四队烧泥巴(砖瓦), 五队六队刨柿花(月柿), 七队八队（即红岩村）靠国家”则是红岩村依赖国家救济的写照。二是村庄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由于村庄经济萧条，无力建设村庄道路、水利设施等农村公共设施，村里道路泥泞，垃圾粪便充斥，生活污水横流，“晴天到处臭，雨天下脚难”的村庄面貌使红岩村成了无人愿去的村庄；农田水利设施的缺失，导致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或者依赖化肥农药，生产成本高，收成不稳定。三是村民争夺资源矛盾激化，乡村治理混乱无序。红岩村属于喀斯特石山区，“不怕锅里没米，就怕灶下没柴”反映了农村能源紧缺真实状况。不通电不通气的红岩村，为了做饭取暖，村民只好上山砍柴，没柴砍就铲草皮，刨树根，附近山上砍光了就到远处，自己山上砍光了就偷砍别人山上的,有关部门采取的强行封山、设卡禁伐等措施，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干群关系。由此造成三个后果：一是森林的能源性消耗导致溪水断流，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二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自然灾害频繁，粮食连年减产，村庄经济萧条；三是资源争夺致使村民行为失范，人际关系紧张，社会冲突加剧。
我们知道，村庄作为中国最基层的区域行政单位和村民生产生活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是联结人与自然的关键节点和透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所以，美丽乡村建设大多是以村庄为具体的实施操作对象。由此，美丽乡村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村庄复合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自身的良性发展及相互之间的协调互动。90年代前红岩村的发展状况，是我国农村发展的缩影，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村庄，或多或少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这些困境：
首先，城乡分离的城市化导致乡村经济系统衰退。村庄作为一个复合系统，其核心要素是人，包括村民个人及其群体与组织，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复杂关系，其中经济关系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城乡分离的城镇化政策，导致乡村经济系统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处于结构失衡状态：一是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严重冲击农业生产。马克思指出，劳动者是生产过程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但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截至2014年，农民工数量已达2.7亿人，其中40岁以下的占56.5%,平均年龄为38.3岁（农民工监测报告，2015）。农村青壮年的流失使农村劳动力的整体能力弱化，导致农田水利设施失修老化，农业科技推广困难，只能以简单粗放，效率低下的方式维持农业的简单再生产；二是农业生产的衰退，导致村庄与外部环境物质能量交换失衡。村庄作为复合系统，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与外部系统进行持续均衡的物质能量交换。然而，由于村庄农业生产的简单粗放和效率低下，使其能够向外部系统输出的物质十分有限，交易频率相对较低，甚至许多原本在村庄生产的物质都需要从外部系统输入，强化了村庄经济活动的对外依赖性，也导致村庄资源大量闲置，阻碍了村庄经济繁荣。三是村庄与外部系统物质能量交换的失衡，导致农村收入来源外部化。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的老人农业，使农户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日趋下降，外出务工获取的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村收入来源外部化趋势，进一步削弱了农业生产的地位。四是农业生产地位的弱化及农民收入来源的外部化，削弱了农村消费能力。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地位的弱化，削弱了农村多元化经营的可能性，使农户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仅仅局限在农药化肥上，生产消费结构单一。与此同时，农村在外获取非农收入者基本上是最具消费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在外获取收入的过程也是将消费滞留于村庄系统外部的过程，因此，农户收入来源的外部化直接导致生活消费的外部化。对外部系统依赖性增强，使村庄逐步失去持续发展的基础，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落（程必定，2013）。
其次，经济系统的衰退导致乡村民生福祉受损社会行为失范。人们在村庄地域范围内共同劳动和生活，构成有别于家庭的村庄社会系统，它的功能以提高民生福祉、推进村庄社会和谐为指向。但是，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村庄民生福祉和社会和谐，都需要坚实的经济条件为支撑。乡村经济系统的衰退，可能导致民生福祉受损与社会行为失范。从民生福祉的角度看，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部分，前者依赖于农民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后者依赖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和收入的多元化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改善了他们的消费水平和结构。但是，村庄经济系统的衰退以及集体村治模式的改变，使村庄集体经济不断走向式微，无力顾及道路、环境、医疗卫生等村庄公共品的供给，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社会福祉。从社会行动规范的角度看，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一方面造成村庄精英流失，动摇了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根基。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价值信仰的消解，导致乡村出现“混混当家”，“乡痞治理”的现象（黄海，2014），使得农村争夺有限资源的行为逐渐失去公平公正原则，甚至出现强势占有，社会规范约束力弱化；另一方面，随着村民大规模外出，封闭的村庄开始解体，边界逐渐模糊。外出村民的主要活动空间不在村庄，世代遵从的礼俗乡约和让人心生敬畏的“内心道德律”对村民的约束力在经济利益面前日渐式微，信仰出现功利化趋势（刘洋，2009），村民行为容易失范进而无序化，导致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破坏乡村社会和谐。
再次，乡村经济衰退与村民行为失范威胁着村庄生态系统。村庄既是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基本构成单位，同时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乡村生态系统能否良性发展，与村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村庄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来源、消费习惯等因素对乡村物产提供、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土壤保护、废弃物处理、生物多样性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丁彬等，2015）。我国城乡分离的城市化政策导向，使乡村生态环境面临巨大挑战：一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使村庄农业劳动者能力弱化，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收成过度依靠农药化肥，形成耕地污染，地力退化；二是村庄集体经济式微削弱了治理权威，诱发村民行为失范，“混混治理”、“乡痞治理”的出现，使乱砍滥伐，攫取资源获利的行为时有发生，形成村庄生态系统破坏的隐患；三是农民进城务工带来城市文明，改变着村民的生活消费方式，增加农村环境压力。比如在许多农村，农户自产的传统零包装生活消费品正逐渐被工业制造的精致包装生活消费品取代，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传统的农村旧居翻新，新房建造，带来大量建筑垃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每年至少要产生2.8亿多吨生活垃圾、90多亿吨生活污水（刘明越，李云艳，2015），但却没有与城市一样的垃圾处理等公共设施，导致农村垃圾成灾，侵蚀着青山绿水。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富裕劳动力“乡村-城市”转移为核心的农村城市化制度设计，使农村经济过度依赖“打工经济”的外源性发展，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运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导致农村产业衰退，集体经济式微，消费观念改变，道德约束乏力，村民行为失范。其结果是，乡村治理无序，生态恶化，陷入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冲突陷阱，与美丽乡村目标渐行渐远。可见，村庄作为一个复合系统，其治理需要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
三、美丽乡村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
那么，美丽乡村建设如何克服重重障碍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呢？其内在逻辑是什么？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经过涨落发生突变，可以由原来的混乱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上或功能上有序的状态，即“耗散结构”状态（普里戈金，1986），达到耗散结构状态的系统处于一种稳定化的自组织结构，因而具有可持续性。红岩村的美丽乡村建设，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村庄复合系统实现“耗散结构”状态的内在逻辑。
（一）村庄系统从封闭到开放走出平衡态
耗散结构理论提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观点，把系统维持所需要耗掉的能量称为“熵”， 认为系统无序性增加熵就会增加，一个孤立系统与外界既没有物质交换，也没有能量传递，其演化方向只能朝着熵增方向进行，具有不可逆性，其结果必然是达到熵最大的平衡态。要想使系统朝着有序方向发展，系统开放是必要条件，在开放的条件下，系统的熵增量是由系统与外界的熵交换和系统内的熵产生两部分组成的，只要系统与外部的熵交换带来的负熵能够除了抵消掉系统内部的熵产生外，还能使系统的总熵增量为负，总熵减小，就能使系统进入相对有序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乡隔离、统购统销等制度安排，使村庄成为结构单一的产品经济封闭体系，人民公社体制割裂了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村庄成为一个孤立的系统，村庄内部的经济、生态、社会子系统的关系处于混沌杂乱而无序，陷入“低水平陷阱”的平衡态之中。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催生了村庄对外部市场的联系，使村庄系统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换，逐渐走出平衡态。
90年代以前的红岩村以种植稻谷、玉米为主，农民砍柴烧饭，刨地种粮，导致土地、山林可利用资源日益减少，环境威胁日益加大，制度约束下的村庄系统与外界没有物质能量交换，经济发展缺乏要素支持，处于平衡态。从调查得知，红岩村走出贫困陷阱是从使用沼气开始的，早在80年代初，时任村长自己开发出沼气，但因各种条件限制没有得到普及。进入90年代后，地方政府意识到保护农村生态的重要性，通过国家扶贫政策支持，引导技术和资金进村支持村民发展和使用沼气，由此引发红岩村的产业革命：第一步是发展养猪业，并由原来的散养变为集中圈养，目的是利用猪粪发酵产生沼气，由此带来三个明显的变化，即养猪增加了副业收入、沼气替代烧柴保护了青山植被、原本上山砍柴的劳动力解放出来用于田间劳作。然而，沼气池里排出的沼渣沼液和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面临出路难题，由此引发红岩村产业发展的第二步，发挥村庄种植业传统优势，利用沼气池排出的沼渣、沼液作为生态肥种植月柿，红岩村村民垦荒种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月柿面积不断扩大，成了恭城县的月柿生产示范基地。红岩村通过政府政策扶持得到外部资金技术支持而发展起来的养猪种果相关产业，改变了农户的收入状况，也提升了村民的消费水平。按照农村的传统习惯，接下来首先考虑的就是改善住房条件。为了克服农村住房建设无序状况，2001年红岩村在政府引导下开始推行“新村运动”，将农民居住条件改善、农民收入增加、富余劳动力本土化转移结合起来，于是确立了产业发展的第三步，发展乡村旅游。2003年，恭城县决定在红岩村平江河的两岸统一设计规划建设乡村民居，第一期的20多户村民按照规划建造了乡村别墅，连同村里的秀美山川、民族风情、果树田园一起，构成了乡村旅游的丰富元素，催生了红岩村的乡村旅游产业，由此构建起红岩村“养殖+种植+旅游”三位一体的农村生态产业体系，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如图1所示）。
图1：红岩村“养殖+种植+旅游” 三位一体的农村生态产业体系
根据热力学定义，处于平衡态的系统不可能有发展活力，只有走出平衡态，系统处在力和流的非线性区，才可能演化成一个开放的有活力的系统。村庄中的个体即村民，存在特质、资源、信息和能力上的不平衡，每个村民都拥有自己的特定优势，并根据这种优势在村落中建立起自己的相应地位。如果能够从外界获取足够的物质、信息与能量，让村民的不同优势得到发挥，就能使村庄内产生非线性相互作用，激活系统离开平衡态。红岩村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正是国家上世纪70年代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80年代中期实施的脱贫攻坚措施，才使它有机会利用国家政策吸收来自外部的资金、技术支持，利用市场机制，发挥村民各自的不同优势，通过养殖、种植获取收益，最终形成“养殖+种植+旅游”三位一体的农村生态产业体系，走出“低水平贫困陷阱”混乱无序的平衡态。
（二）“经济-生态”协同整治，村庄远离平衡态
根据耗散结构理论，系统仅仅走出平衡态还不能确保其稳定有序，因为离开平衡态如果仅仅达到近平衡态，系统的涨落仍然是一种破坏其稳定有序的干扰，因此，系统必须是远离平衡态的。但是，系统的开放性仅仅是其实现远离平衡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说，如果熵值达到最大就意味着系统能量耗尽走向毁灭。然而，开放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所得到的既可能是正熵流，也可能是负熵流，这要根据系统与其外界的相互作用而定。正熵流会加速系统的无序化进程，需要通过从外界取得负熵流的办法来抵偿系统本身内部熵的产生，使系统的总熵变化为零甚至为负值，维持系统向有序化方向演化。中国城乡分离的城市化导致的村庄经济系统衰退凋敝现象，可以看作是村庄与外部的物质能量交换形成了正熵流。村庄发展要避免正熵增加导致的混乱状态，就必须依靠负熵的导入。只有在负熵增加大于正熵增加的情况下，村庄整体的熵才会小于零，当负熵的流入不断累积，非线性作用使涨落放大，才能使村庄系统远离平衡态从无序进入有序。
从现实来看，村庄系统能否从外界取得负熵流，一方面取决于村庄系统的开放性能否使其持续地从外部获得物质、技术、信息等要素，并与村庄内非均质性的个体相结合，形成村庄成员不同优势，使村庄内部子系统产生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取决于村庄内部各子系统能否产生协同效应。村庄作为一个复合系统，它的演化必然是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村庄的持续发展并不以一个完美的线性方式出现，而是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反馈的结果（郑准等，2012）。在现实中，村庄的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因此从外界输入的物质能量首先也是经济要素，比如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这些要素的输入与村庄的异质性成员相结合，推动村庄经济多元化发展。如果这种发展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则外界输入的物质要素通过村庄内部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经济-环境”协同效应，形成的负熵流会不断得到强化，从而使村庄经济进入非线性发展，由无序变为有序，远离平衡态。
地处喀斯特石山地区的红岩村农民，在创造一种以养殖业、种植业和旅游业“三位一体”的农村生态产业体系基础上，瞄准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强化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第一是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红岩村通过沼气等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不仅消除了原来依靠烧柴生活时，青山被砍光，农屋烟熏火燎的景象，而且形成人、畜分离，厨、圈分离，圈、厕分离的居住环境新格局，彻底改变了“粪土乱堆、畜禽乱跑”的乡村面貌，实现农村家庭清洁文明的生产生活；第二是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在广西环保厅等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红岩村进行了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建起了垃圾中转站、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设施等，2009年投资105万元的污水处理设施投入使用，使红岩村成为广西第一个拥有污水处理站的自然村；第三是完善环境保护制度。首先开展“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三清洁”运动，规定生活生产垃圾的处理标准；其次制定“保洁制度”，强化村民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与监督；再次实行垃圾分类，明确生产生活垃圾的处理流程与方法。红岩村通过持续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制度措施的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村环境整治典型模式：即通过建立“三位一体”的生态产业体系改变村庄生产方式，辅之以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约束，改变村民的环境行为，同时完善村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最终实现村庄“经济-生态”协同整治新模式（如图2所示）。这一模式使红岩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90年代前的不足400元，到2013 年突破13000元，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休闲农业营业收入2983.2 万元，村集体收入18.6 万元，人均非农收入达7460元。经济发展的同时，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及基础设施的完善，使红岩村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砍柴刨地铲草皮，生态环境得到良好保护，森林覆盖率达到75%以上，实现了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稳定有序状态。
图2：红岩村的“经济-生态”协同整治模式
（三）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村庄形成耗散结构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阈值即临界值对系统性质的变化有着根本的意义，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包含多个子系统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在耗散过程中产生负熵流，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经“涨落”的触发，量变可能引起质变，就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有序状态，即耗散结构状态。可见，远离平衡态的村庄开放系统从无序进入有序的耗散结构状态，需要村庄内部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负熵流达到阀值，并遇上某关键事件形成村庄系统整体的涨落，进而产生突变才能最终实现。那么，村庄复合系统的负熵如何才能累积达到进入耗散结构状态所需的阀值呢？如前所述，生态环境与村庄经济协调互动，使村庄经济远离平衡态，实现稳定有序发展。但是，村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更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和文明延续的载体。村庄经济发展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延续的基础，但不是目的。村庄作为农民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特定区域，是每一个居住在其中的个体与他人联系的现实空间（康来云，2010）。村庄的和谐有序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人与社会的关系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这二个和谐是相辅相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和谐，会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反过来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也可能引发人与人的矛盾冲突。
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包括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组织、个人自身三个方面的和谐关系。红岩村通过“经济-生态”的协同整治，改善了生活状况和居住环境，在这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文明互助为导向，构建人与人、个人与组织、个人自身和谐的人际关系：（1）制定村规民约，引导个人文明行为。红岩村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村规民约内容涉及遵纪守法、团结互助、移风易俗、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以此规范村民的道德行为；（2）健全基层党组织管理制度，建立党群干群互信关系。村党支部通过“四议两公开”，建立环境卫生“门前三包”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使管理透明；通过强化“三级联创”工作机制，组织群众素质培训，号召党员带头创业等措施，促使党群干群联动，奠定党群干群互信；（3）规范村民自治组织工作制度，形成人与人的互帮互助。村民理事会在遵守村规民约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规定理事会的具体职责，为村民服务；村委会通过传播文明理念，举办各种文体活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红岩村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营造友好相处，形成了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概括起来说，红岩村通过建立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建立党群干群互信，通过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强化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从而形成以制度为先导，以组织为桥梁，以活动为载体，构建村民行为规范，党群干群互信、村民互帮互助的和谐村庄新模式（如图3所示）。
图3：红岩村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形成模式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指人类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村庄作为村民的栖息地，人们在此休养生息，传承文明，不应仅仅注重对自然的索取，应与自然互利互惠，在保留原生态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体现生态文化的特点，才能是村庄成为农民享受田园风光，体验乡村文化的场所（康云来，2010）。红岩村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是建立“养殖+种植+旅游”三位一体的农村生态产业体系，实现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的和谐。比如，粪便入沼气池，沼气照明煮饭，沼液沼渣作肥料，减少使用化肥农药，推广农业清洁生产，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二是养成亲自然的生活习惯，实现人类生活与自然的和谐。比如污水统一处理排放，垃圾分类统一收集，实施家园、水源、田园清洁工程；三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活境界，实现人与自然共存共荣。比如，修建瑶寨风雨桥、滚水坝、登山道，举办月柿节，将红岩村打造成能够体验到风景如诗如画，环境自然和谐，听得到乡音，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文明传承之地。
综上所述，红岩村通过政府政策扶持和资金、技术、人才的输入，产生了养猪专业户、果树种植专业户、运输专业户等经济能人，使原本处于平衡态的村庄开始从稳定走向不稳定，经济不断繁荣。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不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恰恰是以环境保护为基础，“养殖+种植+旅游”的生态农村产业体系，形成村庄的“经济-生态”协同互动，使整个村庄经济进入非线性发展状态。与此同时，通过种种措施改善村庄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使村庄复合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累积的负熵流不断接近阀值，迎来涨落形成突变。这个关键机遇终于在2005年到来，正如村民朱明成所说，“当初建设村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能发展旅游，旅游开发是后来的事”（景碧锋，唐日明，2013），随着村庄环境改善，红岩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时机日益成熟，2005年10月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使红岩村负熵流的累积终于达到阀值，形成突变。乡村旅游业发展不仅将红岩村种植业、养殖业等产业通过与旅游业结合得到极大提升，催生了经济系统的活力，而且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旅游业进一步强化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村庄里人与人、人与自然由过去的冲突不断走向亲近，红岩村开始进入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的耗散结构。
纵观红岩村的发展，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即村庄是由“经济、生态、社会”子系统拟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这个复合系统良性循环和螺旋式提升过程中，经济繁荣是基础，环境改善是保障，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归宿。只有村庄各子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协调统一，才能使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如图4所示）。红岩村所描绘的“村庄规划协调美、村容整洁环境美、村强民富生活美、村风文明风尚美、村稳民安和谐美”“五美村庄”发展蓝图，以及发展过程中采取的种种措施，始终贯穿着这个逻辑。
图4：美丽乡村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逻辑红岩村的滚水坝
四、结论与展望
透过广西恭城县红岩村的发展，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美丽乡村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合理利用村庄系统的开放性，从外界吸收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物质能量，这些物质能量与村庄内非均质性成员相结合，形成村庄经济发展的动力，以村庄经济发展为基础，促进村庄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的良性互动，使村庄与外界物质能量交换形成负熵流，促成村庄发展进入非线性区域，充分挖掘外部环境提供的关键机遇形成的涨落，促使村庄进入耗散结构状态，从而实现村庄向更高级形式有序演化的可持续发展。简言之，就是利用村庄系统的开放性，增加村庄系统的复杂性，提高村庄系统的协同性，促进村庄进入耗散结构状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如图5所示）。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广西桂林红岩村的案例表明，村庄是一个由经济、环境、社会拟合而成的复合系统。保持村庄系统的开放性，把握住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重要机遇，通过从外部吸收物质、资源、信息要素，夯实村庄经济基础，同时结合村庄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农业功能，发挥经济、环境、社会子系统的协同效应，就有可能使村庄系统的演化进入耗散结构状态，从而实现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最近，国务院各部委颁发了《关于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大力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建议》、《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从产业功能提升、产业组织优化、销售渠道拓展等方面给于农村更多的支持。展望未来，这些政策的落实，将使村庄能够从外部环境获得更充足的物质能量，村庄发展应抓住机遇，将休闲农业、现代农业、美丽乡村、生态文明、文化创意产业建设融为一体，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发挥农民创业的示范效应（庄晋财，2011），以及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内生作用（庄晋财等，2015），促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推动村庄内部各子系统的协同发展，实现美丽乡村的建设目标。
作者简介：庄晋财（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导） 王春燕（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庄园 微信公众号（原创）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