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中国乡村的现状与乡绅阶层
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有人问我说，你觉得我们乡村该怎么办？大家都知道，对乡村的关注特别激烈的一个文化名人是冯骥才先生，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呼吁，我们的乡村在日渐消失，事实也是这样子的。
乡村出现了空心化，大量的无人村开始出现，原子化和城乡二元的格局。
一方面人口外流，导致大量传统村落凋敝。这个人口外流凋敝，不是现在发生的，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伴随着移民城市的出现，它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就已经凋敝了，但那时候的凋敝是一个钟摆式的，人们在农闲的时候，可以摆出来，农忙的时候可以摆回去，而现在摆不回去了。
对于当时富士康发生多少连跳我们还记忆犹新，这个多少连跳有富士康本身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是打工二代的承受能力以及参照系发生了极大变化而导致的，导致他们已经回不去乡村了。
还有长期荒废导致传统村落自然地衰退。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破坏了大量的乡村。我们国家所倡导的是，农民出来进城，还有上楼，包括在藏区，我看到很多牧区都建设了汉族地区的新农村，那是一种对他牧业生活的一个极大的破坏。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们乡村是怎么样子的？乡村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的精神内核的源泉，在这个来源中，乡绅阶层是乡村共同体的重要支撑。
因为我们中国的社会就是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有一本著作叫做《乡土中国》，它是以家情、家族、宗族为繁衍纽带的，乡村共同生活和历史记忆，形成了一种稳定性和自我调试性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相互认识，所以它的社会关系的法则，就有很强的约束力。
乡绅在这个村落中，就是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因为他们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能够参与乡村的事务，能够在政府和民间社会当中发挥媒介作用，我们是靠这种乡村治理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是特别稳定的，即使是乡绅离开了，跟乡村的连接性也是很强的。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徽州，像基地和农村，那是徽商在家乡留下的世界文化遗产。
旧乡绅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他们世居乡村，除了科举入仕、入仕为官外，基本在乡村安身立命。旧乡绅的经济基础、社会根基、文化认同也是归于乡村的。即使离开乡土的官员，他们在离职之后、退休之后，也会告老还乡，回归乡土。传统的社会乡民对乡绅具有依赖性，两者连接非常紧密，是处于同一社会网络。
在近百年来的历史变革中，乡绅阶层逐渐被摧毁和瓦解。
辛亥革命破坏了科举制度，削弱了乡绅阶层的更替，这个阶层开始慢慢弱化，原来的格局开始遭到了一种破坏。后来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各种乡绅阶层日渐瓦解，这个阶层就消解了，我们的社会治理变成到现在为止，我们是靠基层政府延伸到乡村这个末梢来进行管理。
乡绅离乡，也就成了历史趋势，而中国乡绅丧失了他自我治理的传统社会基础，所以现在我们整个公共治理、乡村治理日渐弱化，并且随着我们的农业税费的取消，以及计划生育弱化，政府职能越来越弱。
在这个市场经济时期，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流失，大批农村人口离乡之后，使得乡村开始衰败，城市汲取了乡村中的中坚力量，乡村成长的土壤又被破坏掉了。
02、“新乡贤”的类别与基本特征
未来怎么办？这几年我们国家各类政府话语，社会民间力量，以及底层的声音都折射出新乡贤这样一个群体。
所谓的新乡贤不是在座的诸位，它是有着一种不同来源的。这个来源我们来看谁是新乡贤？
首先，最重要的乡贤应该是当地的乡贤，本土的新乡贤。当地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社会精英、宗教精英，这些人的乡贤力量应该焕发出来。
还有一种乡贤是城归的乡贤。在城市里打拼之后，获得能力和财富的成长，眼界的扩展，之后他们返乡创业
还有是指携带着一定社会资本外来的新乡贤。这个外来新乡贤包括在座的有NGO的朋友，还有一些投资者，或者是旅游移民。
旅游移民目前来说是一个越来越大的群体，尤其是北京雾霾的出现，北方人越来越活不下去的状况下，然后他们开始南移，离开了令他骄傲和自豪的首都、首府。这种移民我们把它叫做生活方式型的移民，这里边有一部分是乡贤。
新乡贤和旧乡绅的对比来看，旧乡绅是扎根乡土的，他们的文化和认同、根基、世世代代都是依托乡村的，对乡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有干预机能，乡民对乡绅是有很密切的社会关系。新乡贤群体内部差异非常大，比如土生土长，离土离乡之后返乡，还有回乡养老的退休人士，还有外来进驻者。
这些人刚开始，我不说未来，未来我希望他们真正变成扎根当地的乡贤，但是现在不行，他们很多时候仅具有文化经济单方面的引领，具有单一的社会影响力，并且他跟乡民之间的关系是有点市场经济导向下的竞争跟合作关系，要么跟当地本土人竞争，要么是我雇佣你，或者我租你的房子，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
在各类乡贤中，每一类乡贤特征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土生土长的新乡贤，他们有比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整体发展有一种使命感，并且能够运用自己原有的熟人网络和信任度，进行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动员。个体的综合发展，可以助推乡村的整体重建，所以在乡建中他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贵州安顺有一个周官村，当地地形和雕刻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人叫秦发忠，来自贵州的朋友可能会认识这个人，整个村落的发展，其实跟旅游很缓慢的，早期被人发现，慢慢的进入大众视野，开始寻找一种发展的路径。现在开始举办一些关于傩雕节。这个过程中秦发忠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人是一个手工艺人，一开始到处像流动商贩一样做这样的事情。后来随着旅游发展，他跟整个社会发展具有一个多元的互动性。并且这个人现在他的成长，超乎寻常。
我认识他是在学术会议上，在人类学的学术会议上，他可以讲他个人人生故事，并且还做研究，提交论文，当然他论文的学术性会差一点，但他做演讲的时候，比学者的底气都足，站到台上正中央，讲他的文化、故事。他现在做了一个傩雕博物馆，他用政府各种各样补贴，然后开始宣扬当地的文化，并且现在还在参与政府举办的一些协会，这里个人和政府之间是一个有机的体系。
返乡创客中的新乡贤，他们具有一定资本和技能，在乡土发展的机遇创造了返乡动力，故乡产生了引力，都市生活又给他一个推力，他就回乡，为乡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个体的发展可以为乡民提供一系列的示范效应。
有个村叫天龙村，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特别强，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喜欢穿民族服装，但多数局限于在当地或者当地过节的时候穿，但这的人他要外出的时候他要穿上，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穿？他说好看，然后他们打工在外边娶了儿媳，儿媳回这里过年一定要拥有一套他们民族的服饰，他们的族群认同特别强烈。
即使如此，它的文化传承也是有危机的，这个天龙村的模式很成功，因为建筑保存特别好，村集体发展旅游业，后来被公司介入，但是它的旅游有问题，现在我就觉得大公司的介入之后，极大的影响了它的旅游发展，可能未来的前景并不好。
郑红祥家本来是银匠世家，但是他小时候不喜欢学，就出去做装修之类的，后来他家乡的旅游业发展，他觉得是不是要回家，重拾家族手艺，制作银饰制作品。在旅游推动下，他成了新乡贤，他自己去凯里学银饰加工，开了银饰店，现在每年收益量都非常大，这个是传统工艺的复兴，并且对当地社区有一个带动作用。
还有旅游移民的介入，旅游移民这个群体，也是能够发展旅游社区中的新乡贤，但是旅游移民是有分化的，有各种各样的移民。
因为我前面说到各种各样的力量，使得这群人开始成为一个很大的群体，不仅仅是过客，很多人成了住客，住在那个地方。
另外还有一些旅游房地产的开发，比如说海南、三亚，大量的地产上马，还有像一些过冬游客，像北京或者东北老人，都在这个地方过冬。这些社会精英，成了当地乡村旅游发展重要的参与者，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并且可以运营客栈，投资房地产等等。
大理的喜洲村，它保护的特别好的前提是政府的提前介入，这个喜林苑本来是国家重点文保单位，重点文保单位是不允许经营的，但是这个法令是后来出来的，他们是先做的。
美国人林登特别热爱东方文化，他的太太是一个中国人，在他客栈里装修的一草一木，都是他自己做的，并且他收了很多当地文化元素的饰品。他做的不仅仅是开客栈，最重要是他做的活动不是让中国游客体验这个地方，而是让外国游客。
他做了大量的外国人夏令营，年轻人和各种各样的人来参加喜洲镇早市，学习白族歌舞，并且讲解他的建筑文化，并且他让很多小孩在那里做喜洲耙耙，将东方的活动传递给西方，文化交流的意味特别浓，他请了很多国外的留学生在这里做志愿者，当然他的店长是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生毕业，在国外又留过学的人。
他这样一个开发模式叫做建筑保护，保护了传统的建筑，并且进行文化交流，还有文化传承。他请的人全部都是当地的，因为我当天去的时候，他各部门员工在拍照，所以他各个部门都是当地人，让当地人了解当地文化，再讲解给游客和外来者。
还有一个旅游移民介入，有一类叫既融合又区隔的休闲度假者，这个休闲度假是比较长期的候鸟式的，比如夏天在北方，冬天在南方。
在三亚，有个回族村，是海南惟一的回族聚集村，这个村回民不像西北回民一样，是从陆上丝绸之路来的，他们是从海上的丝绸之路来的，所以整个文化传统不太一样。但是它的宗教是一致的。早期这个是个渔民村，后来开始买纪念品，再后来进入其他旅游行业，现在又加上了旅游房屋的出租等等。
汉族地区人到大理，生活是不一样的，人民交往不一样的，但这个社区他们的宗教是一样的，空间上有建筑增加，但是公共空间是共享的。比如说清真寺一起做礼拜，宗教认同得到很大强化，因为他们都是教友。
但在文化和阶层上他们是有区隔的。文化上比如说，外地人说你海南人怎么天天吃稀的呢？怎么能吃饱呢？当地海南人就觉得你们天天从西北寄那些馕、羊肉很奇怪。另外当地居民经常说这是我们能干的事情，移民的人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是你们能干的？我们是有钱有闲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回族居民比他们有钱的多，非常非常有钱，只不过他们从事的行业不一样，或者身份不一样。
另外还出现一种乡贤，同阶层的融入。比如有些都是社会精英，移民也是精英，当地也是精英，他们交往很密切，并且这种移民的精英可以介入当地生活，做各种各样捐助，还有办各种各样培训班等。所以他开始介入到当地整个社会生活中。
还有一种，旅游移民大部分是后者，是割裂了乡土空间的旅游经营者。这些经营者也说我是因为喜欢大理才来的，好像为了这里的生活，事实上是为了来这里赚钱。
还有个双廊村，双廊村现在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是因为外来投资者太过集聚者地进入，而政府规划又没有跟上，变成一个投资热土，每个人的投资空间做得很好，但个人投资空间以外的地方真是一团糟。
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杨丽萍的一个物业，她置这个物业后租给千里走单骑经营这个客栈，我去了之后发现，杨丽萍的别墅可以面向洱海，春暖花开很漂亮，但是别墅背后有一个全中国最脏的厕所，我就没见过那么脏的，整个道路乱的一塌糊涂。
每个客栈只管进了客栈门以里的空间塑造，以外的全然不管，所以整个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是他们相互之间的不融入。
外来经营者和当地是区隔的，外来经营者觉得我只来实现我的乡愁，找我的乡愁，跟你没关系。你这儿不好，我可以另做选择，当地人也是，我就是出租给你，你给我租金就完了，这里出现了很强的二元化社会。
03、乡村的未来——“新乡贤”能否成为复兴乡村的核心力量
最后看几点思考，首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新乡贤的崛起，旅游移民介入，一定程度上给目的地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大多是文化、经济单一效应，具有简单的社会空间影响力，缺乏对乡村整体性的关照，难以推动乡土重建。
新乡贤是一个内部分化程度非常高的群体，当前乡村的重建需要新乡贤，但也不能不加选择，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乡贤，谁是主体？即使是扶贫，你能扶得起来吗？你这个扶能扶到何时？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广东的扶贫还是力度非常大的，包括广东的公益的传统，非常深入到社会中。
比如说企业，企业的社会责任他们做得很充裕。2016年碧桂园拿给省政府的扶贫基金是多少？5个亿，他们在英德做了一个树山村，他把每家房子都改造好了，居民只出一点点钱，并且他把整个碧桂园所用的苗木，全部让当地人种，当地人也不爱种。扶很重要是把内生的活力激发起来，点燃起来，外在的扶是不解决的，因此要唤起它的主体性。
另外不论是新乡贤本身，还是各类对新乡贤给予希望的主体，我们都要反思，我们所有介入和参与，一定是跟大家一起走的，而不是对乡村的二次剥夺，不是仅仅去乡村寄托你的乡愁，而是跟它一起发展。
新乡贤的治理，的确是一条非常好的复兴乡村的有效路径。这里就需要新乡贤资源的整合和文化的再创造，要融入当地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良性的互动，带动乡村的蓬勃发展。
这里要注意一下，我们要把两者结合起来，连接性是特别重要的，不连接依然还是加剧了乡村原来的城乡二元，再加剧了乡村内部二元性。
这里有几个观点，一个是要文化传承和发展，介入到它的文化传承，挖掘它的地方性知识。比如说当地的一些地方性知识，我在梅里雪山看到他们现在虽然大量建房子，但是他们的森林保护的很好，为什么？他们的神山信仰。
还有是主体性意识的提升，这个主体的意识，比如说社区的营造方面，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向台湾学习的，我们公益组织要向台湾学习，因为台湾真正的是有民间社会，它的公益社会蓬勃成长，公益都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它的血液中就流淌着这样的东西。
最后一个结语，当本土乡贤难以全面转型，归城乡贤难以迅速成长时，外来新乡贤或许将成为最具推动性的主导力量。
外来的快，因为我们所有的建设和能量的积累比较集聚，但是前提是我们要秉持着一种事业感，融入乡村进行可持续的投入，这个投入既有经济投入也有精神投入，也有爱心的投入，要防止流动作战的商业投机主义。这里不好换一个地方，对真正的乡土社会的重建，是没有作用的，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首席专家。兼任天津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广东社会学会副会长。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研究课题。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旅游与族群变迁、旅游规划及开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社区与旅游发展等。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在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专著3部。论著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曾主持或参与新疆喀纳斯、大香格里拉、吐鲁番市、桂林市和阳朔县、黄山市、张家界、西藏林芝、南京夫子庙、山东临沂和日照、广东河源、梅州、江门等多个著名旅游地的各类旅游规划。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古村之友志愿者网络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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