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批传推送两篇长期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和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针对媒体问题的讨论，文章本身富有洞见、饶有趣味，对于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也有可以攻玉的启迪。
长期参加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青年学者潘家恩的《真实的“偏见”与“定见”的效果——以传媒论述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例》一文，以文化研究视角专门深入讨论了大众媒体与乡村建设议题。作者凭借丰富的乡村建设实践经历，以及一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对传媒自身运转逻辑的考察，展示了媒体是如何以“客观、中立”为名，对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进行命名、分类、标签等建构，并进一步将乡村建设拉回主流逻辑及其主导的参照坐标下，在论述上压缩“另类”实践的可能空间的。这种既增强同时也削弱“另类”实践的媒体力量，每每让人联想到汪晖教授所云某些力量“假装成批判者或反抗者来加强新的权力结构”的精辟洞见。这种以乡建为视角的对于媒体“真实的‘偏见’与‘定见’效果”的考察和揭示，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霸权地位及其保守性是富有启发的。
著名“三农”学者、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的长文《土地问题的事实与认识》，在最后部分辟出“关于媒体”一节（“我一个三农学者怎么就讲起媒体来了呢”），专门讨论媒体在当前中国土地问题报道上所起显著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贺雪峰指出：当前媒体介入土地问题时，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对土地问题的深刻、深入认识，既无能力也无兴趣进入到对土地问题内在机制的理解，而愿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下判断。而如果一味只以媒体自身的情绪与要求为鹄的，总是乐于对表面现象的报道，且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就等同于掌握了真理，并以此来制造媒体焦点事件，进行焦点倒逼，则媒体在土地问题上，就不是充当了理性的建设性力量而发挥作用，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负责任的力量。
不管是在“偏见”和“定见”之中对“另类实践”“形反实正”的瓦解，还是“简单化、情绪化、道德化”地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挥斥方遒、煽风点火，两篇文章同样提醒我们注意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机制的现代媒体的利益角色。除了对“怎么样”（问题机理）的解析，贺文最后还尝试着提出“怎么办”——“在媒体到处介入生活之中时，媒体也应反思，媒体也应被介入”。考虑到媒体的“客观、中立”在今天也依然是个神话，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土地问题的事实与认识·关于媒体
最近几年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若离开关于媒体作用的讨论，就不公平。正是媒体的介入，使土地问题更加成为公众事件，成为焦点事件。
媒体讨论土地问题的好处是，在短期内，土地问题即可以成为焦点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因此加速问题的解决。媒体讨论土地问题的坏处是，当土地问题比较复杂时，尤其是土地利益巨大而容易引起各方利益激烈博弈时，媒体介入，往往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复杂化了问题。尤其是在媒体已经先入为主，试图借土地利益冲突中的博弈来说事，试图借土地事件来“焦点倒逼”时，媒体介入土地问题，就可能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无助于对土地认识的深化，相反倒往往可能造成激化社会矛盾、恶化干群关系的后果。
当前媒体介入土地问题时，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对土地问题的深刻、深入认识，尤其是缺少对土地问题复杂性的认识，既无能力也无兴趣进入到对土地问题内在机制的理解，而愿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下判断。媒体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往往都是极其简化，是非分明，既不呈现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又不说明土地问题解决起来的困难性。媒体对复杂土地问题的简单化报道找借口说，站在弱势的农民一边总是对的，对政府进行监督总是对的，通过对焦点事件的报道（甚至是制造焦点事件，如乌坎事件）来倒逼政府解决问题，借地说事，可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可以约束公权力，可以加速中国政府公开化甚至加快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等等。
但无论媒体如何为自己辩护，若没有对土地问题本身复杂性的认识，这种焦点倒逼，就一定是以既有想象为基础进行报道的，这样的以想象为基础的报道，就一定不会关心事实是什么，甚至可能通过制造事实来进行报道，这样的报道就既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也无法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用的启示，这样的报道就可能只是反映了媒体自身的情绪与要求。最后的结果是，媒体在土地问题上，将成在简单化、情绪化、道德化，也一定会败在简单化、情绪化、道德化上。
当前媒体关于土地问题的报道中，有几个明显的误判，一是关于农地权利的误判。事实上，对于耕者来讲，土地权利越大，耕者耕作越困难，因此利益越是受损，其论证见前述讨论；二是缺少对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民的了解，误以少数既得利益的农民利益来想象全国农民的情况，其典型是以少数城中村农民来想象全国农民情况；三是缺少对地方政府向农民征收土地本身的利益博弈性质的理解。既然是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和农民就各有策略，虽然总体来讲，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要处于强势得多的位置，但农民也并非完全没有反制手段；四是与征地一样，拆迁中同样存在利益博弈；五是在保护农民利益与保护耕地认识上存在错误；六是权利话语盛行，媒体总爱在分配领域做文章；七是误解中国农村土地的性质；等等。
若媒体没有对土地问题的深刻认识，而总是乐于对表面现象的报道，且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就等同于掌握了真理，并以此来制造媒体焦点事件，进行焦点倒逼，则媒体在土地问题上，就不是充当了理性的建设性力量而发挥作用，而是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负责任的力量。因此，在媒体到处介入生活之中时，媒体也应反思，媒体也应被介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贺雪峰《土地问题的事实与认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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