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与城镇对应，乡村文化是一个相对概念。乡村文化源远流长，由于农耕的出现，人类开始定居，乡村文化也由此萌芽发展起来。随着城镇的发育、发展，乡村文化由于与城市文化的巨大反差，而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在中国，城乡之间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城乡发展过程中缺乏流动性，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地位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存在的一种血脉联系，也在畸型发展的社会里被无情地撕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四旧，让乡村文化遭遇了灭顶之灾。这似乎也预示着积淀深厚的中华文化必须经历再一次的“文艺复兴”。
乡村文化与农业生产、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乡村文化包括器物、村社组织以及精神等三个层面的内容。对于器物的理解，费孝通先进局限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应该说相对比较狭隘，作为物化的文化，同时包括了生活用具和生活方式、居住样式和居住条件等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包括居住环境和居住习俗）决定了乡村人与人之间交往、人际关系维系的方式，村社组织的构架和村社治理的模式。宗族抱团的温情脉脉与苛刻家法的不近人情，这种矛盾冲突构成物质匮乏年代村社组织的基本特征。平等互助、合作发展，村民自治，是实现了社会、政治地位平等后，在生产关系变革基础上，人们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村社组织模式。乡村文化具有突出的时代性。
乡村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物竞天择，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物种多样性的不同，不同的地域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活资料不同，人们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和工具也不相同。而这样的生活、生存环境，也决定了人们居住样式和储藏生活资料的方式方法的不同。从而决定了人们生活习俗和方式的不同，村社组织形式的不同，以及人们对它的认同度和归属感的不同。水乡、山区，高原、盆地，沿海、内陆各具特色，并因了与城镇的远近、交通条件的不同而衍生出不同的发展类型。
乡村文化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千百年的日积月累形成的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在人的血脉里、骨髓中，深潜于人们的无意识里，无论离开村社多久，无论距离村社多远，它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表达的是乡音难改；“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诉说的是割不断的乡情。而在村社这中，这种基因因为没有外力的压抑而更加以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财富的积累、眼界的开阔、新奇物品的购进，都无法撼动文化的大“体”，大宅小院有着严格的定制，逢年过节有着规范的程序，穿着打扮有着长幼之别，不能越雷池半步。
交通的改变，带来了社会的流动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随着城乡之间壁垒的打破，城乡之间空间距离的拉近，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碰撞的烈度和影响的深刻前所未有。城市的极剧扩张，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改造的推进，特别是乡村传统的产业结构的突破，乡村工业的兴起，工业化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甚至财富的积累方式，让乡村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嬗变，甚至有被颠覆的趋势。特别是现实中，人们总是习惯地把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等同于文化进步的历程，自觉不自觉地推动着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替代，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拯救。
十九世纪中叶，乡村休闲旅游在西方的兴起，二十世纪中叶成为大众化的旅游产品，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表明了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乡村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这种价值在于人与自然的亲近、人与人的亲近，以及在这种自然生态的环境里，人们可以忘却竞争，袒露内心，认识和亲近自我。当人类创造的财富宣告，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时，人们更多地关注生活的本真，探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追求自我的实现。回归乡村，寻着乡村文化的文脉，找一条“回家路”，安心立命。
作者单位:湖州市农办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知行三农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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