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提速 农村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增挡
当前，我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正在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其涉及到的人口规模之大、趋势之迅猛、问题之复杂，而倍受社会关注。“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最大的发展潜力所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在近日举办的2016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暨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上强调，现在，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中后期，既面临历史型发展机遇，也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这就迫切需要立足基本国情，借鉴国际经验，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将政策、实践和理论研究相互贯通，推动理论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顶层设计到配套措施，相关政策在不断探索推进，这包括《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等。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这使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社会关注度进一步升温。
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就业为先
清华大学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已成为主体，且有调查表明，70%的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在全国的抽样调查中，只有3.8%的90后表示愿意回乡务农。
对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表示，一方面，我们所指的市民化未来应该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市民化。另一方面，占比很大且不愿回乡就业或务农的农民工，若不能被城市所接纳，问题会很严重。
“我国在稳增长、保就业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调控，实际上就是减少农民工就业困难，并降低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难度。”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城乡二元体制仍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制约。对此，李国祥认为，我国城镇化还是主要解决农民如何市民化以及怎样真正融入城市等问题。“农民进城，对土地放弃与否要尊重自身意愿。”
那么，未来农民愿意选择到哪里呢？从全国数据看，农村户籍人口约有20%已在城市购房。80%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县级和县级以上的城市定居。
“这是因为过去的政策主要是围绕小城镇的，以为乡镇会成为农民的聚集地。”李强分析说，农民想进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孩子上学——因为好的学校一定在县级和县级以上的城市里。二是老人就医——集约性融合度比较高的城市是选择定居较多的城市。
其实，城市对农民的这种吸引源于城乡不平衡，这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也体现在社保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上。李强认为，当我们强调市民化时，也意味着促进这些问题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市民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综合地看，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要解决就业、户籍、保障、子女教育和住房等问题。
李强表示，城镇化意味着城市和农村之间人口的迁移，农民工市民化的“头号问题”并非社会保障，而是就业。如果我们没有为农民创造一个就业体系，没有培训出他们能够适应就业任务的机能，城镇化就是空话。我们在城市化的样本调研中也证明了，那些做得好的地方均创造了新的产业链条，对农民工进行比较好的培训，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牛鼻子”
在谈及如何科学统筹就业、户籍、保障、子女教育和住房等问题时，安邦咨询合伙人唐黎明认为，户籍是一个很好抓手。
《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主要从住房保障、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养老保险、低保和子女入学五个方面进行了明确要求。
唐黎明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方案》从户籍入手，是抓住了城镇化的“牛鼻子”，这将对城市化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一方面，《方案》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这种针对“非户籍人口”的方案，实旨在尽快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
在我国，虽有50%以上的城镇化率，但大部分的常住人口是被排除在此统计外的，但农民工等非户籍人口恰又包含在常住人口中。唐黎明表示，这部分非户籍人口大部分无法享受到社保、医疗、子女教育等关键方面。“因此，从户籍入手的这个政策，将提升城镇化质量。”
另一方面，《方案》还“堵上了一个漏洞”——购房入户。购房入户在不少城市阶段性的出现过，对这种政策，《方案》明确要求大中城市不得以购房限制落户。
唐黎明认为，购房入户是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身为“入城者”，却因购房与租房的差别，造成了有户籍与没户籍，进而在城市中遭遇严重不平衡待遇。
“《方案》的落地生效，还需各方面配合。”唐黎明表示，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地方、各部门密切衔接配合，“好比木桶，各方面就是一条木板，一旦某个方面短腿，就会出现‘短板效应’。如教育，不仅仅是让非户籍人口子女有学上，还需城市解决好师资力量，这又涉及到教师编制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在人口迁移方面的严格管控，使得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户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等级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化进程。
在李强看来，应该分层次、分阶段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是超大城市，“现在，我们对超大城市依旧进行严格控制，针对大城市中央的政策在进一步放开，小城镇已全面放开。还必须要考虑到，未来中等城市的人口会比较多。”
大量农民进城了，农村怎么办？
“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突出表现在吸收农业富余劳动力，这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城市的消费能力比农村强，能消费大量农产品。另外，城镇化还可以把现代知识和技术应用推广到农村和农业领域。
新型城镇化并不代表所有农民都进城，而不再有人务农。“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特别是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家庭农场，农业大户的培训，这样，新型职业农民的收入有望保持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潜力会比较大。”李国祥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任务艰巨，但如果把新型主体培育等工作做好，再加上惠农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势头会进一步延续。
随着信息技术向农业农村的传导和应用，加上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一部分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现在，农业和电商的结合等农村新业态在不断涌现，这样，既方便创业从而形成创业收入，也带动了农村的就业。这是以创业促就业。”黄汉权说。
土地问题方面，李强认为，土地是最大的资源和财产，如果把土地的事情处理好，未来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潜力。“因为，农民最大的资源是土地，例如宅基地、耕地。未来，城乡土地要素交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土地和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把农村特别是土地的资源盘活。农村的财产性收入一般比较低，因为要素没有得到流动和使用，其实，可以通过改革把传统的‘三块地’进行流转、抵押等来做一些农业的开发经营。”黄汉权表示，集体建设用地现在可以入市交易，如果扩大范围，推动力度再深入一些，将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参与到整个大的土地的交易市场中来，有利于农村的土地增值。
农民外出务工，在农村一定会造成部分宅基地和住房的闲置。因此，黄汉权建议，可通过改革将这些地充分利用起来，农民通过资产转换成租金等收入，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专家学者普遍表示，《方案》让农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其配套的《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的一项重点，就是“要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对此，唐黎明认为，这保障了农民工的选择权，“不仅农民在农村的权益可以得到保障，还避免了政策走形变样，导致‘强制上楼’。”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经济导报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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