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文件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这次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又做了专题部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3月８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表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2018年第6期，本刊推出乡村振兴专题，其中，本刊记者就“三农”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分享收获农场经营者石嫣博士、三农学者程存旺博士，就此展开对话对谈。
十年磨一剑，十年中央一号文件，年年聚焦三农。三农问题牵动人心，乡土战略关乎大国复兴。“中国是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们人民的美好生活，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乡村如何实现脱贫？乡村如何实现振兴？世人瞩目，举国关心。
盘点过去十年中央一号文件政策走向，无疑是把脉中国三农问题，探寻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新驱动力
《中国青年》：2018年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后的第一年，那么过去十年一号文件政策走向如何？
温铁军：分析过去十年的一号文件，可以看出国家政策总体上从过去偏重城市化，甚至以忽视乡村和去农民化、资本下乡占有土地而追求数量型增长，逐步演化为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乡村振兴，以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市民下乡”、“农业进城”，形成新型的“社会化生态农业”。
《中国青年》：怎么看过去十年一号文件的背景？
程存旺：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发生了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这两个事件客观上是后来引起社会关注的十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大背景。
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化、工业化后对于乡村的需求则首先凸显为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后对生态绿色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拉动。
十年来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从约3亿增加到5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增加，必然和绿色农业、生态化乡村发展需求结合，而这种需求来自于城市，也就带来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驱动力。
此外，中国从2011年开始进入生产过剩。我们生产了全球70%左右的淡水产品，67%的蔬菜，51%的生猪，40%的大宗果品。
农村是新“池子”
《中国青年》：前十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情况如何？
石嫣：2009年、2010年、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除了强调粮食安全之外，都强调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对农业的补贴政策。2006年中央政府对“三农”投入3397亿元， 2010年惠农资金达到8000多亿元。
程存旺：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与应对全球危机扩大内需有关。除了提出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还提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提高惠农资金的实际使用效果，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需要对惠农项目选建、实施、验收等环节进行根本改造。
坚持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同时，政策导向城镇化，支持建材下乡、建房贷款、客运下乡、家电下乡等。吸纳了因外向型经济困境而失去工作的流动打工者，而且提高了内需，缓解了2008年以来的输入型危机……
温铁军：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针对农田水利建设增加投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约有60%的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气象事业发展，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性支出的仅占不足40%。能分给与农民生产生活有关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的费用，就更微乎其微。
石嫣：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侧重科技兴农，提出从支农到惠农、富农的发展方向，并且定义了科技兴农的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
这些年98%以上的行政村通了路、电、水、宽带和电话，意味着乡村发展中小企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具备，提供给中小投资者和城乡劳动者“搭便车”的机会，为内需型发展奠定基础。
温铁军：中国有约3000个县级单位坐落在县级中心镇，还有约３万个建制镇，只需选择部分县城关镇和县以下中心镇作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建设投资重点，就足以加强县域经济，打造城市之外的第二“资本池”，还可巩固农村作为传统“劳动力池”的作用。
土地的“三权分置”
《中国青年》：我们注意到，2013年的一号文件在土地承包权上着墨较多。
石嫣：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且提出要用五年时间完成承包地的确权登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承包权长期稳定在家庭承包农户手里之外，如何激活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确保土地流转经营的主体的稳定性无疑是土地三权分置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青年》：到了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提出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你怎么看？
程存旺：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
文件提出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从注重数量转为数量质量并重，以可持续的方式确保数量、质量双安全，明确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并列入考核评价。
温铁军：文件贯彻了中央确立的生态文明战略，还提出，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加大生态保护建设力度。城乡统筹联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为此需要推行“新土改”，主要是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再一次推动农村生产力的释放。
程存旺：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更进一步对如何保障质量安全进行具体部署，如从农产品源头控制等。在制度建设上，提出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
文件中明确提到，“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文件称，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
这些都是对农村经济做出的内涵拓展，有利于农民与合作社进入非农经济领域。
新的文明在崛起
《中国青年》：至此，我们发现，中央政策又有了新理念。
温铁军：是的，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新理念”贯穿始终，并将新三农概念中强调的农民的权益、农村治理、农业安全可持续作为一个整体提出。
尤其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围绕新的市场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行生产，使农产品供给更加契合新兴主体的消费需求，更加有利于资源优势的发挥，更加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真正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
石嫣：田园综合体的说法第一次提出是在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文件提出要积极发展立体循环和创意农业，培养专业人才，扶持乡村工匠。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最大的亮点应该是提出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程存旺：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到了要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土地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仍近2.6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左右，户均耕地面积5亩左右。
温铁军：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小生产如何同大市场对接，这是一个新的结构性矛盾，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一个问题。
2017年一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发展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来的农村体制，光有农户承包经营不行，要为小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才能更有生命力和活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结合的问题也再次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中国青年》：那么，如何看待今年的一号文件？应该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战略性很强。
石嫣：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全面部署。
文件从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等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
温铁军：文件首次提出，乡村经济要多元化发展，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农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功能，而这来源于土地的多效用性，并且明确提出了农业的生态功能。
石嫣：我在北京郊区经营生态农场十年，对这十年来农业政策导向有着切身的体会，我们发展生态农业、组织农民的合作、提供更优质的农产品，构建城乡互信、种养循环的生态农业体系。
但也会有一种居无定所的感觉，村里闲置可以改造的房屋如果可以有更长期的租赁期，肯定有更多人可以在乡村安居乐业，当然教育、医疗公平性是不可或缺的。
温铁军：通过生态恢复和乡土社会重建才能有效改善地方治理，农村也能增强吸引力。只有中国农民有了自信，农村才有自信，农业才有自信。
中国农民的自信根本上是要实现农村和城市文化上的和谐。并非只有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才是这个社会唯一的发展方向，中国乡土文明也应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中非常璀璨的一颗明珠，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记者 刘善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青年杂志（微信公众号原创）2018-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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