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村里没有姑娘叫小芳，但它朴实又善良
我是一个自认还有点良心的公务员。
除了这句话，前言的其他部分是在正文快完成时才写的，原因是我自己也被这句话恶心到不行，不愿在它正下方打字。
然而我最终决定保留下这句话，只是加一个简短的声明：我想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其他公务员都没良心”，也不是打算揭露什么“黑幕”，毕竟以我的级别和资历，就算“黑幕”确实存在，我也碰不到。
那我的“良心”从何说起呢？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
我在北方某省的某省直机关工作，2014 年 4 月，被派到L 市 D 县 L 镇 P 村担任“包村干部”。（作者注：“包村干部”只是俗称，它还有个官方名称，我就不写了，对基层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猜到，猜不到的，也不影响阅读）
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也是一段惨淡而淋漓的人生，由于主要职责是扶贫，去的都是最穷、最偏僻、最破败的农村，又不能每天回家，那日子简直可以用抛妻弃子、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吃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总之一句话：对“城里人”来说，那基本等于野外生存。
然而这只是理论。事实上，农村生活并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糟（当然也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好），只是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视角不同，感受也不一样而已。
我经历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每周一早上八点，从省城的家里动身，乘长途车前往 200 公里外的 P 村，即使路况良好，也要中午十二点才能到村里（途中要转两次车，还要走好几公里的路）；通常情况下，周五下午两点就可以闪人了。
也就是说，我每周工作的时间实际上从五天缩短到了四天。如果家里有事，村里又恰好没事，我也可以向带队领导请个假，周二再去村里，或者周四就回城，但这一年中，我居然从未这样做过——我认为这跟我们单位管理比较严格有关，也跟我在村里的日子比较滋润有关。
我平时住在村西新建的村委办公室，它们是一排砖混结构的新房子，我搬进去时它才刚建成 4 个月，但一点“甲醛味”都没有。村里专门给我腾出一间二十来平米的房间（这个面积对我来说严重超标了），里面床、衣橱、办公桌、沙发、空调、冰箱、网线一应俱全，办公设备还包括联想 4 核笔记本和惠普扫描复印一体机，虽然不算先进，但应付村里这点工作绰绰有余。
我住处的隔壁是“多功能会议室”，由于很少有会议在那里举行，所以里面的 42 寸液晶电视、投影仪，还有 600 多本图书，实际上算是我的“专供”。
平心而论，农村的生活条件肯定不如城市，比如风沙很大、蚊虫特多、厕所不能冲水、淋浴间是临时搭建的所以门关不上……但考虑到 P 村是个贫困村，能有淋浴间就不错了，再说人家又不收我的水费。更令我满意的是，虽然平时工作不少，但农村的节奏毕竟比城市慢得多，这让我有时间做一些更像“生活”而不是“生存”的事。
比如每天清晨醒来，我可以在淋浴间隔壁的小厨房里煮点面条，或用多功能豆浆机打点豆浆，黄豆都是从村民那里买的，保证绿色天然无公害；午饭后，我可以在村委办公室前的文化广场上散散步，跟同样无忧无虑的村民聊聊天；傍晚，我站在麦田边上看夕阳西下，看金红色的原野尽头升起袅袅炊烟，有好几次差点就作出诗来了。
那年夏夜，我居然还能坐在会议室里优哉游哉地看世界杯，虽然那里没空调，但农村的夏夜十分凉爽，有时甚至要裹一层毯子才坐得住。
这几乎是在村里度假的节奏。
当然我得承认，不是每个“包村干部”都有这样的运气。首先，“每个周末回家”对很多人来说就不现实，因为有些贫困村距省城 500 多公里，交通又不方便，去趟村里的时间都够出趟国，所以这些人只好每两三周才回一次家。其次，我是第三批省派“包村干部”，由于前两批“包村干部”已经摁着这些贫困村使了两年的劲，所以我“进村”的时候，就不必再像第一批人那样住在阴冷潮湿、随时存在塌方危险的房子里，跟蟑螂和蜈蚣作伴。
但我相信，“包村干部”们至少有一点经历是相同的：我们都遇见过一群质朴、善良、有点顽固又有点天真、有点讨厌又有点可爱的村民。
不是每个村里都有一个叫小芳的姑娘，但那村子仍值得我怀念。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这不是套话），我在愉快玩耍的同时也干了一些活，它们总结起来可以用三号字写满 20 页 A4 纸。但说实在话，真没什么了不起的。2015 年 5 月底，我平淡祥和的“包村生涯”到期，撤回原单位，又恢复了过去“案牍之劳形”的状态。
我在单位不算“重要人物”，一般下午六点左右就能下班，但每天不停地写讲话、写汇报、写总结，也足以让我怀念乡村的时光；更令我迷茫的是，那些重要岗位上的同事们，经常会为了一篇“贯彻××会议精神的讲话”加班到凌晨。然而不论他们怎样努力，领导讲话时总也不见有几个人仔细听，讲话念完，也就没人记得讲话的内容，好像它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就这样，我，还有我的同事们，不停地从一篇讲话走向另一篇讲话，生活似乎很充实，然而空闲下来，却会两眼无神地茫然自问：我们到底忙了些什么？我们可曾改变了哪里、可曾帮助了谁？窗外，堵车依然一望无际，比它更一望无际的只有雾霾；200 公里的远处，那个村子倒是没有这些，但它没有的远不止这些——然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没能帮助过它。
于是，我打算趁记忆还算鲜活的时候，把自己做“包村干部”时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写出来，也许，我只是说也许，这能有一点什么意义。
这些东西当然是幼稚和肤浅的，但正因如此，它可能还保留着一点“赤子之心”，这大概是它唯一的优点吧。我是城市里长起来的孩子，虽然在基层工作过几年，但从未真正融入过农村——这肯定算不上好事，然而它让我保留了旁观者清的视角，让我能够忠实地记录下好的、不好的、好和不好都有的、以及说不上好或不好的。
虽然本文大部分内容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但为保护他人隐私，文中人物仍使用化名，涉及的单位、部门，也基本不使用正式名称，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把它当成虚构的故事看。对我个人来说，我写的东西全是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但考虑到眼见未必是实，有图难有真相，我可不敢发什么“如有假话天打雷劈”之类的誓。
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很多事情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查究真相的，何况我到过的农村较少，就算看到的现象全部真实，也未必代表其他地区农村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所以如果有人问，全国那么多“包村干部”，怎么不见别人出来说这些，难道只有你碰上过这些事？我只好回答：也许真的只有我碰上过；也许很多人都碰上过，只是他们有种种顾虑不想说，或者以为司空见惯懒得说。“马向阳”并没去过一百个村，一样能拍《马向阳下乡记》；而当年数百万知青上山下乡，写出“知青文学”的又有几个？
哦，对不起，我又自恋了，这个东西，还算不上什么“文学”。
以上是为前言。
第一章 裂痕
如果只有农村人进城，没有城里人下乡，城乡之间能实现“一体化”吗？
——题记
第一节 “闭关锁村”与“对外开放”
“X书记（作者注：这是村民和当地干部对我的称呼。通过这个称呼，相信很多人就能猜到“包村干部”的正式名称了），你知道吗，咱村以前可好了，啥事都没有，自从你们‘包村干部’来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出来了。”
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正坐在 P 村村支书王今宗的车上。那是一辆我叫不出型号的红色两厢小车，已经脱审 6 年，两个后视镜都已碎掉，右转向灯不亮，底盘多处破损导致路面上的尘土不断被卷进车内。不过再多的尘土也遮掩不住长期运送咸鱼给它留下的腥味。
在车轮与砂石路面摩擦的声音、车前盖颠簸中不断撞击车壳的声音、发动机因不堪重负剧烈轰鸣的声音中，我竭力分辨出王今宗书记浓重的方言口音，却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就是他说的“包村干部”中的一员，此时我到 P 村刚好 1 个月。
我是 2014 年 4 月到 P 村的，那时距我从基层考入某省省直机关才 10 个月。从 2012 年开始，我们省每年从省直机关中选派 500 多人，派到全省 500 多个最贫困的村去做扶贫工作，每批为期 1 年，我参加的已经是第三批了。我们单位每批派 3 个人，分别去 L 市 D 县 L 镇的 3 个村，我被分到了3 个村中离 L 镇政府驻地最远的 P 村。
这是个挺普通的村子，户籍人口 700 多，实际常年在村的不足 300，除了外村嫁过去的媳妇，所有人都姓王，全是亲戚。这些人耕种着 1400多亩耕地，其中绝大部分都用来种植小麦和玉米。
王今宗书记是 P 村村支书，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 P 村村民。他是个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筋肉结实的中老年人，只比我母亲小一岁。这位老人家也算是饱经风霜了，年轻时在砖窑厂里做过工，后来开过半挂大货车，还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饭店（话说他的职业好像都跟 PM2.5 密切相关），直到 6个月前，他的族叔王大冬从村支书的位臵上退下来，推荐他“接任”。
此人虽然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但仍保持了待人诚恳、说话直率的品性，于是我们很快就混熟了——不熟的话，他也不会当着我这个“包村干部”的面，指摘“包村干部”的不是。
我很奇怪，我们“包村干部”是来扶贫的，按说应该“只干好事，不干坏事”才对，怎么会惹出“乱七八糟的事”呢？
后来跟他详谈，我发现他说的乱，其实一点也不乱，概括起来无非三类：第一类，村民抱怨利益分配不均，吵吵嚷嚷闹情绪；第二类，村民嫌弃自己村的村干部不如“人家村的村干部”干得好，叽叽喳喳提意见；第三类，村民“就知道钱”，村干部想组织他们干活，他们先问村干部要钱。
我没跟他扯“干部要任怨任谤”和“有批评才有进步”之类，他听不懂。何况我又凭什么要求一个村支书泰然处之呢。
再说，这些问题也确实是“包村干部”带来的。据我了解，从前 P 村很落后，村民普遍很穷，互相之间既不会攀比，也没有利益纠葛。由于出村道路太烂，很少有人出远门，别的地方发展成什么样，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觉得还可以。后来“包村干部”来了，上面的好政策也跟着来了，修路、通水、扯网线、建广场，村民出去打工的多了、见的世面多了、得的好处也多了，却变得“不高兴”起来，仿佛看什么都不顺眼。当然，除了钱。
这是很多“返乡见闻手记”中都说过的问题：从前“老实巴交”的农民已经变得“嫌贫爱富”，谁钱多就崇拜谁，谁给钱多就趋奉谁，没钱一切免谈。这些人“自尊心”很强，对“城里人”瞧不起“村里人”的行为敏感，但他们自己好像也不大瞧得上自己——特别是那些“进过城”、“见过世面”的人，更是如此。
我把这归结为“长期闭关锁村”之后，突然的对外交流所带来的阵痛：当富庶繁华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村民面前，他们其实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三十年前，“城里人“看见欧美的高科技、高品质生活时，还不是一样受到冲击？再说，“见钱眼开”与“趋利避害”之间的界限并没我们想象中那样明显，每个人都有权羡慕和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所以我对王今宗书记说的“乱七八糟的事”并不在意，只回应道，这是个必然的发展过程，这个阶段过去就好了。
唯一让我在意的，可能是“拜金主义”的野蛮生长，会把农村“熟人社会”的温情冲淡，由一部分人的财富打造的光鲜亮丽外表把“贫穷”挡在了幕后，很多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的人被隐藏进阴暗、僻静的角落里，如果只是绕着农村简单转几圈，你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
某天晚上，我们单位在 D 县的对口下级单位领导请我们吃饭，我在饭局上说起这事，引来一阵共鸣。
“对对，这就是现在的农民，他整天骂你‘嫌贫爱富’，其实他自己更甚，哪怕是他自己的爹娘，他也嫌。”李部长乘着酒兴说道。他曾在乡镇工作过十几年，做过镇长，也当过书记，绝对资深的基层干部。
“他们也确实不算‘富’，不然‘包村干部’来干吗。”我说，“只是他们比以前聪明了，知道问村干部要好处了，可是村干部没这么多好处给他们，所以村民骂娘，村干部也骂娘。”
“对，这些人啊，就知道要好处。你啥也不给他的时候，他无所谓；可是你给他一块蛋糕，他还想要第二块，你不给，他就咬你手指头。”李部长说。
“唉，所以难啊。”杨处长叹道。他是我们单位某处的副处长，这次我们三个由他带队。此人是标准的机关写材料出身，之前从未到基层工作过，人出奇地老实巴交，工作也极为认真，但对基层的事比较挠头。“大家‘胃口’越来越大，就凭我们这点本事，满足不了啊。”
“要我说，一点也不难。”李部长大手一挥，“你一块蛋糕都不给他，他就老实了。这些人的‘胃口’永远满足不了，‘饿’着他最好。”
我们三个都愣了。要知道，我们来这里，就是“送蛋糕”的，可现在有人用“基层工作经验”告诉我们：“送蛋糕”没用，“无为而治”才是最好的选择。
我瞬间有些惭愧。虽然我赞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我们?送来的“蛋糕”中，很多本来就是从农民这里拿走的，把它们送回来是我们的义务而不是“恩赏”，岂能想送就送、不想送就不送？
就拿这顿饭来说吧，尽管“八项规定”允许晚间的个人宴请，李部长也言明这顿饭由他自己掏腰包，可他的工资来自包括农民在内的纳税人，我们一边吃着农民的饭一边讨论要不要?“饿”着农民，是不是有点吃饱饭骂厨子的味道。
不过后来我发现，我大概也有点误会李部长，他可能并非歧视农民，只是用不太恰当的语言陈述了一个包括农民自己在内的人普遍认可的事实：农民虽然看起来“拜金”、“势利”，但这种“拜金”和“势利”还没有跳出几千年来“朴素平均主义”的范畴。
比如王今宗书记就同意李部长的看法。“就该啥都不给他们，那就谁也不会有这个那个的穷毛病了！这帮人，整天就知道瞎叽歪！”我不止一次听见他这么说。
每逢这种时刻，另外两名“两委”成员王星宗（他算是王今宗书记的族弟）和黄主任（她是 P 村西边的 W 村人，嫁到村里，是唯一的女干部，兼任妇女主任）通常都会拼命点头表示赞成。
这三个都是说话直率的人，所以我说话也直率，数次“批评”他们：你们这种观点，完全站在了“当官的”立场上，没考虑群众利益。有一次我觉得不过瘾，说完后又给他们念了一段刚刚在任彦申先生的新书《如何是好》中读到的话：
“任何一项善政，都不可能立竿见影地为所有人带来同样的好处，总会有人先得到好处，有人后得到好处，有人得到的好处多，有人得到的好处少，还有人暂时得不到好处。于是，便产生了种种不满意、不平衡、不满足的声音。你不能因为做了好事反受指责而放弃做好事，而应继续做更多的好事来缓解不满的声音。”（作者注：引自《如何是好》，任彦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9 月版，第 58 页。）
这段话说得挺直白，三人都听懂了，不过他们回报以冷笑：“这家伙胡说八道！你去问问咱村里的人，他们叽叽歪歪是因为你好事做少了吗？你以为你再多给他们点好处，他们就不叽歪了吗？你要是这样想，就去试试，看你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能不叽歪。”
我大义凛然地反驳说，我没本事让他们不“叽歪”，但就算我有，我也不打算这样做。有人“叽歪”，至少能让我不敢懈怠，不挺好的吗？
面对我的义正辞严，王今宗书记只微微一笑：你没本事让他们不叽歪，但是我有。难道我做的好事比你多吗？X书记，你还是不了解农民啊，就拿上次分玉米种子那事来说吧，我啥好事儿7也没给他们，他们怎么就服气呢？
他说的“分玉米种子那事”是这样的。
据说王今宗书记平时居官清廉，唯一一次“侵吞村民利益”，是在他刚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时的“包村干部”韩主任（注：韩主任时任我们单位办公室副主任，所以我称他为“主任”；村民则称呼他“包村干部”的头衔），从农科院弄来 10 斤优质玉米种子给村里，结果被王今宗书记和另外 8 名村干部——他们分别是 2 名村“两委”成员王星宗和黄主任，4 名“小队长”，1 名民兵连长（注：村里已经不再招募民兵，但在理论上应该招募，所以这个头衔保留着）以及 1 名村会计——“私分”了，每人分到 1 斤多。
王今宗书记承认这事，而且理直气壮：全村将近 200 户农户，就 10 斤种子，分给谁不分给谁？均分吧，每家得到的种子还不够喂只鸡的；不均分吧，分不到的肯定有意见；只有村干部均分才不会有事。何况这种子谁也没种过，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分给人家，万一收成不好，人家还抱怨，图个什么呢。
果然没人有意见。很多村民知道这件事，但他们大多很平静：“村干部肯定是可以有点好处的，不然为什么要当村干部？”。据说也曾有极个别人稍微表达了一下意见，说韩主任你应该多弄点种子来，结果引来邻居的一致嘲讽：你没分到种子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没分到！上次韩书记10给贫困学生的书包也没我的呢！我都不抱怨，你抱怨啥？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值寒冬，我所在的城市突然有数万户居民停暖。在等了一整天还没恢复供暖之后，他们开始在网上抱怨，于是收获了这样的评论：哎呦，你们不就停暖一天吗！我们这些还没有集中供暖的人都不抱怨，你们抱怨啥！
这些评论者可能不会想到，他没有集中供暖，不是有集中供暖的人的错；就像那些村民也不会想到，他没有书包，不是没有种子的人造成的。他们像所有人一样渴望为自己争取权益，然而这种“争取”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们实际上不是争取“自己有”，而是争取“别人没有”；他们不会认为，别人有了蛋糕，所以我也要努力得到我的，而是负气地想，我还没有蛋糕，别人凭什么得到呢？
可想而知的是，前一种心态也许会让大家都有蛋糕，也许不会；后一种心态则只能让大家都没有。这大概就是孔子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吧：当蛋糕不够分的时候，很多人的愿望并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宁可所有人都没有蛋糕。
李部长和王今宗书记大概都看到了这一点：进步导致差异，于是带给村民的痛苦反而多于幸福，由普遍蒙昧和集体贫穷产生的“和谐光景”却能让他们快乐。
于是，P 村出现了看上去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村民崇拜财富，因为这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村民也渴望“均贫富”——哪怕是“均贫”都好，因为这可以让他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宁。当然它的内在逻辑并不矛盾：在森严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瓦解的过程中，村民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物质文明的影响；但他们的灵魂依然根植于乡土，“自然经济”还没退出他们的精神世界。
我当然无法一次性实现所有人的“普遍富裕”，只好一遍遍向村民解释：所谓“公平”，是每个人的基本权益都得到保障，每个人都能过上与自己的能力和付出相匹配的生活，而不是“绝对平均”；搞产业开发，当然是动脑多、出力多、投资多的人先富，搞社会保障，当然是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条件困难的人先得。这可不是“不公平”啊！
这些解释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我收到的答复几乎千篇一律：你别整那没用的，反正你什么“好事儿”都不给我们，也就罢了；如果你有“好事儿”，给他不给我，不行。
——“我不管他什么条件我什么条件，反正给他不给我，不行，没商量！”这是我在多达上百位村民口中听到的同样一句斩钉截铁的宣誓。有时我竟然也会去追问，那如果我谁都不给呢？他们通常都会一笑：那就是你的事了，我没意见！
这些村民好像并不清楚，当他们抱着?“均贫”的心态追求财富，真正得到实惠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我不必费心寻找比韩主任更多的优质种子，只要保证大家都没有种子就好。我的懒惰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如此光明正大的理由，所以那一年，我没给村里弄来一粒种子。
未完待续
中国乡村发现转自：头条号 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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