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着别人毫无知觉地离开家乡，改变了自己的和家族的生活，最后成为自己家乡最熟悉的陌生人。
单位组织去阿拉善植树，我把随手拍的巴彦浩特镇马路上的照片发给朋友，她家就在这里。微信里回复的却是“不认得，我不熟悉的街道”。想想不禁要笑，此时的她身处南半球的澳洲，地产咨询工作要求她对悉尼某个区的所有医院、购物中心等位置了如指掌，甚至从小区开车到最近的学校几分钟，她也熟记于心。但是对于曾经16年生活的家乡，她却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异乡人。
还记得高中时候她来到自治区的首府上学，跟我讲下雨的时候因为想念爸妈，就对着窗外哭。10多年过去了，她从小镇来到首府，在北京上大学，最后落在了跟我整整相差3小时时差的南半球。这在文学的传统命题中，就是活生生的“外省青年”，在这个行列里的，还有《红与黑》里的于连、《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甚至还有骆驼祥子。在文学史里，外省青年就是那些来自底层的、边缘地带的年轻人，他们背负着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的内心矛盾，向经济、政治中心地位发起奋斗。
可是转念想想，包括我在内的身边的人们几乎全部都是外省青年，在中国从农村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时代潮流中，几代青年人迎来改革开放、户籍改革以及高校招生改革的政策变化，我们跟着别人毫无知觉地离开家乡，改变了自己的和家族的生活，直到最后成为自己家乡最熟悉的陌生人。
人口流动是城市化进程中最为显性的部分，在中国，衡量一个城市经济文化水平的高低，大抵你只需要简单地看，这里是人员输入地区还是输出地区。人们用脚投票，走出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但是，农村变城市，三五月即可高楼平地起；但人的城市化，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而且快速城市化过程带给每个个体内心的挑战，却很难被量化写在任何政策文件中。我的很多同学大学毕业在北京定居，在一个典型的小家庭中，也许她来自河南，他来自浙江，而他们的孩子将是一个北京人。千万这样的小家庭代表了千万家庭的断代史，每个家庭成员只拥有生命前二十几年的地域史，紧接着他们的生活便坐着火车和飞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就像被抛向湖心的石子，雀跃后水纹散开，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北京出生的孩子成长着，没有机会仰望妈妈头顶铁青的天，也闻不到爸爸屋外金黄的稻香。
也许个体归属感还只是一个矫情的非分之想，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大面积频繁的人员流动，被看作会带来骇人的社会影响。由于教育制度不合理，加上市场经济缺乏自发纠正收入不平等的机制，社会的流动性就会增加，人们必须走出去寻求一份更为体面的工作。他认为，流动性会成为固化特权利益的工具，人才出走后，小镇的执掌者可能会是拥有更多财富的特权阶级。一句话就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也许皮凯蒂的论调过于宿命，我们也没有文学作品里戏剧化的生活，但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给每一个青年人带来重新选择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上的抉择。我认得一个山东的打工女孩，她曾在北京学院路的各大院校当过保安，却像《革命之路》中弗兰克夫妇对巴黎心怀执念一样，对云南有着迷信般的狂热。她坚持认为去云南生活是自己一生的追求，她从图书馆借来小册子，背下每一篇关于云南的讲解文章，甚至留下学生扔掉的快递箱，只因为那是从云南寄来的。而最终她去过了云南，现在在深圳的工厂里往流水线上的电视机后面贴标签。
我的朋友——来自阿拉善的小镇青年，尽管身在澳洲，还是会在某一个瞬间闻到阿拉善的味道，看到阿拉善的颜色。而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刺耳的下课铃声出其不意地响起来，我急急忙忙穿过整个走廊，一转身，眼前正是小学的操场，地上的沙粗砺可见，天上阳光正好。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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