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多涉及贪腐问题，生活奢靡现象比较普遍，但“政事儿”发现，也有不少贪官一边哭穷、装穷一边敛财。哭穷、装穷的把戏是“层出不穷”，有些哭穷是不食人间烟火，说出自己工资低只能抽60元芙蓉王，有的装穷却累坏去清点赃款的检查人员。（新浪新闻>新京报2016年04月03日）
“装逼”，人类社会最新流行用语，就是特别能够欺骗之意。这年月，常有农民装成“高富帅”骗未成年少女的；也有村里人装成残疾人，利用群众同情心，在天桥上要钱的；更有贪官大会小会上“哭穷”的、平日里“示穷”的，这些都是“装逼”装得“比真的还真”，最终露出了“长长的马脚”，枉费了一番心机。
“装逼”“装过头”是极度虚伪的灵魂折射。2011年1月，广东省两会上，时任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在谈到高房价和幸福的话题时讲道，“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当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房租。”这话假到极点！首先，广州市长的工资、绩效奖励和其他正当收入，每年至少几十万上百万，不说豪宅，购买一般住宅是绝无问题；其次，作为广州市的一般公务员都能够买上房，作为市长没有买房，那是不符合逻辑的“鬼话”。
“说者有意，听者有心”，万庆良“哭穷说辞”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并成为“落马”的“导火线”。“事实胜过雄辩”，2015年12月，万庆良在广西南宁中级法院受审，被控受贿总值约1.1亿元人民币的财物，充分证明万庆良“高调示穷”，展示了一个天大的谎言。
“高调示穷”，其他贪官“无师自通”。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副司长周望军曾公开抱怨公务员工资低，“平时只能抽一包60元的芙蓉王”； 中国联通原董事长、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2015年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薪水为税后每月8000元；2011年9月，原湖南省益阳市委书记马勇在记者见面会上称自己工资收入五千多一点，年收入大体上是八万块钱一年；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在被捕前几乎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衬衣、裤子“一看就是便宜货”，在开会和考察时显得很“土气”；河北秦皇岛“亿元贪官”马超群，“面条掉地上都要捡起吃掉”。这些官员的“高调哭穷”“高调示穷”，当时就因为不符合身份地位、不符合实际情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当纪委介入后，被一查一个“正着”。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高调哭穷”官员们被调查后，与原来自己所展示的“经济贫困官员”形象大相径庭，他们均被查出房子若干套，家里堆着大堆大对的钞票、黄金、古玩什么的，其中：魏鹏远家里的2.1亿元现金烧坏了纪委4台点钞机，马超群家里堆有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特困官员”与“亿元贪官”划上了等号，让大家对“高调示穷”官员有了全新的认识。
作为官员，每月收入多少，老百姓眼里是雪亮的，用不着自己“哭穷”或者“炫富”，群众心里都“有个打米碗”。官员靠“高调示穷”，其目的有二，一是向社会“示穷”，表明自己没有什么物资财富，掩盖自己的贪贿劣迹；二是通过“示穷”，掩盖自己的贪婪嘴脸，表明自己是廉洁的。事实证明，官员“高调示穷”反而引起了群众聚焦，成为“暴晒”在“阳光”下的“乳猪”。
“说一套，做一套”，是贪官们“两面三刀”的惯性思维，是欺骗组织，欺骗群众的管用手法，是其对非法占有巨额财富的焦虑，更是想继续蒙骗组织欺骗群众的侥幸想法。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想法切中了组织上没有刚性要求公示官员个人财产的“盲区”，如果党委组织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要去其如实的公布其名下所有财产，哭穷还能骗人么？可见当地财产公示工作“流于形式”，也可见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在监督党员领导干部时有重大疏漏。
要杜绝贪官“高调示穷”，首先得杜绝官员成为贪官，用制度将“权力之手”约束起来，不让官商勾结，不让权力“寻租”；其次是实行财产公示制度，将那种“假公示”、“不公示”的人查个水落石出，“摘其帽子”以示惩罚；其三是要将官员们的“示穷”“哭穷”与其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放在“聚光灯”下面“烤晒”，暴露其虚假的一面；其四是将接受群众举报与纪检监察部门查实结合起来，将贪官“一网打尽”；其五是在干部选任中，要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将“两面三刀”的、对党对人民不忠诚老实的官员果断的“能下”处置，早日断其贪念，将对党忠诚老实的干部选拔出来，让“哭穷”“示穷”成为“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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