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苏为例
【摘 要】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吃饭不要钱”和“敞开肚皮吃饭”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公共食堂在全国和江苏普遍兴办并迅速形成高潮。它是农民、党中央、党的领袖、党的媒体、地方政府和各级基层干部等多方共振上下互动的结果，具有广泛的从上到下的社会基础。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党和政府制度、政策主导的产物。
【关键词】江苏；人民公社；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知往鉴今。人民公社化时期，全国90%以上的农村人口一度加入公共食堂。可以说，农村公共食堂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给后人留下的教训深刻。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随着学术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的不断深入，农村公共食堂也日渐成为学者研究关注的重点，在资料汇编、专著出版、论文撰写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果［1］。个案研究方面也有了一些成果，但涉及江苏的只见到一篇相关论文［2］。本文以江苏为例，主要运用实证方法，对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进行研究，试图揭示当年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过程、机制和原因。
一、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化的形势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此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0月底，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共有26576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1%。
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人民公社要实行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但决议肯定“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而且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谈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在会上，他还谈到了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的问题。
决议公布的同时，《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和《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也在各大媒体上同时刊载。这两个人民公社样板的章程中都包含了建立公共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内容。
北戴河会议后的1958年9月16至20日，毛泽东来到安徽，得知当地一个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后，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与此同时，作为党的声音和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宣传公共食堂及其优越性，如在8月18日发表《公共食堂又多又好》，10月25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在第二篇报道中明确提出：“办好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强调“办好公共食堂，不仅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每个人民公社都应该把公共食堂办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全国范围内，伴随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作为人民公社供给制的主要载体，农村公共食堂也迎来了它的高潮。至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办公共食堂265万个，至1958年底，达到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3］
二、江苏农村公共食堂化的发动
在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江苏“8月试点，9月初展开，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在原有32183个高级农业社的基础上，建成1402个大型人民公社。入社946．5万户，占全省总户数的97．5%，农村户已全部加入人民公社，市镇居民、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约有323000多户加入了公社。这些人民公社的规模，基本上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6751户，最小的千户左右，最大的扬中县一县一个联社，有五万多户。”江苏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是“又快又好，来势猛，一气呵成，办社生产两高涨。在一个专区范围内，一般只需要半个月二十天就实现了公社化。一个县七天到十天就‘化’起来了。”［4］
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江苏农村公共食堂化也开始发动。
1958年9月5日，在地委生产合作部长会议上，江苏省委农工部长孙加诺做了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总结报告。关于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提出“凡是条件成熟的社，就可以采取基本工资、提成加奖励的办法”，“凡是条件还不具备采取工资制的社，也不必忙于改变这个制度，还是采取三包一奖或者以产记工的办法”，“究竟哪种办法好，还是要把几种办法都提出来交群众讨论选择”。对于“三化”问题，报告认为这些口号很好，提出“生活集体化和社会化，可以大大解放生产力，特别是解放妇女劳动力，因此，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缝纫组、洗衣组、理发店等等要很快地搞起来。我们这里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倡导得快，推广得慢，如托儿所，我们这里几年前就有了，就是不能迅速普遍推开。搞公共食堂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参加食堂要听其自愿，勉强是不行的，只要搞得好，大家就会自愿来，不要把好事变成坏事。”［5］可见，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江苏在人民公社分配制度、公共食堂等问题上并不像河南等省那么积极，而是比较审慎，与北戴河会议精神较为一致。但是中央日益明确的要求和全国日渐高涨的形势，使得江苏也不得不加快公共食堂化的步伐。
1958年9月18日到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主持农村工作的谭震林来到江苏就已经写成但还需要部分修改的“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召开座谈会。谭震林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和听取江苏各地代表汇报的插话中集中谈了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尤其是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概括其讲话精神主要有：第一，人民公社的中心问题是分配。所有制问题，无非是几口猪、几棵树、几只鸡、几只鸭，拿过来就完了，其他一些问题也好解决，搞来搞去是分配问题比较复杂。第二，人民公社的分配办法是新的。第一叫做吃饭不要钱，这既是共产主义，又不完全是共产主义，这是个“边区”，主要部分是共产主义，次要部分是社会主义；福利部分，主要也是采取共产主义原则，而同时又采取社会主义原则；基本工资加奖励，主要是社会主义的，但里面含有共产主义因素。分配怎样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要由中国党来解决了。现在既有共产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像徐水一样，统统包下来，看来方向是正确的，但马上条件还不具备，所谓条件，基本上是个共产主义觉悟的问题。第三，什么叫文明，当然最文明的还是吃饭不要钱，我们和人家比文明，比吃饭不要钱，你看，我们吃饭不要钱，多么文明，你们吃饭还要钱，多么野蛮。第四，“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很好，肚皮放到一定程度就放不开了。［6］根据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回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江渭清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所以当谭震林来江苏视察工作时，就对谭说“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在全国流行的“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就是谭震林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7］
1958年9月下旬，刘少奇来到江苏视察，也对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给予肯定。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8］
适应新的要求和形势，江苏在实行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等问题上的态度开始趋于激进。1958年10月，江苏省委农工部制订《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的初步意见》。其第一部分“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意见”规定人民公社的消费包括两大项(1)由公社统一支配的社员生活费用。即公共食堂开支的各项费用；其他集体福利事业的经常费和零星购置费；社员生育、结婚、死亡的补助费等等。(2)由社员个人支配的生活费用。即“按劳取酬”的基本工资、奖励和补贴。《意见》第四部分“关于消费问题的意见”规定：人民公社的消费部分，应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实行主要是“各取所需”的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度；实行主要是“各取所需”的集体福利制度；实行主要是“按劳取酬”的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度。要积极地有步骤有条件地增加主要是“各取所需”的部分，一般可以占社员消费部分的70%左右。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增加公社的共产主义成分，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培养社员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品质。同时，主要是“按劳取酬”的部分，也应占一定的比例，一般可以占30%左右。这样做的好处，能够调整农业社之间穷富悬殊的矛盾；使社员有一定数量的零用钱。在推行各种供给制时，应当着重抓住社员生活上最迫切的吃、穿、教、养、生、老、病、死等几个主要方面。根据今年生产收入成番上倍大跃进的情况，全省所有的人民公社都可以根据“有啥吃啥、有多吃多、有少吃少”的原则，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实行公费医疗、免费入学、免费入托儿所、幼儿院；举办幸福院；对有些化钱不多，但可使许多人得益的项目，如洗澡、理发、看戏、看电影等等，也可以早一些实行免费。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口粮标准，在目前的情况下，应根据不同地区分别确定。但一个公社范围内，只能有一个标准。在那些今年增产较多，社员消费水平已经超过富裕中农的公社，还可以在国家棉布定量供应的范围内，实行穿衣供给制和更大范围内生活日用品的供给制。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劳动力调动大协作的情况下，原来农业社的“三包一奖”、“以产记工”按劳动日计酬的分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必须改为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度。［9］
同年，省委农工部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建设纲要(草稿)》明确提出要普遍举办公共食堂，指出“公共食堂化，是实行生活集体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公共食堂化，在解放妇女、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出勤率和劳动效率方面，特别是在克服私有观念和分散落后思想，培养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方面，具有重大的作用，必须普遍举办。要办好公共食堂，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加强领导。”［10］
除了制订政策文件部署加速推进实行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外，江苏也采取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树典型、学先进的宣传办法。中共苏州地委农村工作部推出的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就是当时江苏树的一个著名典型。上述江苏省委农工部制订的《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的初步意见》第四部分“关于消费问题的意见”所附典型说明材料就是“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江苏省委机关刊物《群众》也于1958年第6期专文刊登《吃饭不要钱，人人心里甜——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该镇经验后来还上了《人民日报》(1958年10月8日《吃饭不要钱以后》)。该镇经验的要点有［11］：
首先是过去的按劳分配原则已经不能与当前形势相适应，必须改变而采取以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新的分配制度，实行吃饭不要钱和医疗、理发、洗澡、学费、娱乐、托儿所、幼儿园、接生、婚丧等方面不要钱。
其次是肯定实行吃饭不要钱条件完全具备，不干就是促退，这些条件就是有粮、有钱、有组织基础、有广大群众拥护和思想基础，群众称吃饭不要钱是彻底消除“三怕”“五愁”，做到“双保险”的好办法，从此以后不怕生病、不怕结婚、不怕死人；不愁粮、不愁草、不愁用、不愁穿、不愁油盐酱醋；生产生活双保险。
再次是对如何推行吃饭不要钱这一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经验介绍：(1)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强烈地进行正面教育，系统宣传吃饭不要钱的目标、条件、好处、办法和将来的美好前景。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集中围绕“吃饭不要钱好不好、要不要、能不能、有没有吃亏占便宜”等四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展开。搞典型做样子，解决具体问题。(2)加强领导，认真挑选管理人员。社和大队两级都有一个书记挂帅抓伙食。(3)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
第四是制定吃饭不要钱的有关规定和制度。主要有：不劳动者不得食，凡是能够劳动而不肯劳动的人员，不得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待遇；有啥吃啥、有多多吃、有少少吃；吃饭不限量，基本菜(一菜一汤)不要钱；十天吃一次荤，逢年过节加聚餐；计划开支，爱惜粮食，反对浪费；吃饭到食堂，打饭回家要限量，等等。
最后就是总结吃饭不要钱的五大好处。其中谈到，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社员情绪空前高涨，生产劲头十足，反映：“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吃饭不要钱，个个心里甜，再不愁生活，全心搞生产，男人干劲足，妇女也争先。”第六大队第二生产队，在实行吃饭不要钱的第一天晚上，全体社员兴奋地通宵割稻不休息。
对于吃饭不要钱的好处，马镇公社还编出了快板词：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事敢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12］
马镇公社作为政府树的一个典型，其经验自然反映了政府的提倡和政策导向，但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绝大部分农民对实行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的初始认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一向为吃饭问题所累，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敞开肚皮吃饭，这是多少农民梦寐以求的事啊!现在办了公共食堂，不再为能否吃饱肚子而担心，农民怎么不拥护?中国农民有广泛而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又使他们容易产生空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种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并非仅仅是少数领导人一时的头脑发热就可以骤然兴起的，而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13］加上当时大跃进的浮夸，以为中国的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大家认为实行吃饭不要钱完全有它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在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现之前，人们看到或者想象的多是它的好处，广大农民和政府对它的认识较为一致。也正因为如此，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在江苏和在全国一样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席卷之势。
三、江苏农村公共食堂化的高潮
根据1958年10月20至11月3日在参加华东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时江苏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刘顺元准备的汇报提纲，当时全省已办公共食堂241711个，食堂吃饭的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92%，基本上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已办托儿所
189345个，幼儿园65271个，幸福院4850个；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的情况：全省已有1190个公社实行了伙食供给制或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占总社数的88%，只有165个公社未实行供给制，在实行供给制的公社中实行粮食供给制的占7．1%，伙食供给制的占50．2%，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的占40．5%，全部供给制的占1．3%。［14］另据一则材料，当时全省共计办了34万个公共食堂，90%以上的社员在食堂吃饭。包括公共食堂在内的集体福利事业的兴办，大大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她们说“生活集体化解开了妇女身上五根绳——洗衣、烧饭、领小孩、做针线、倒马桶”“过去是一辈挨着锅头转，现在是水不挑，草不抱，火不烧，粮不焦，真是上天堂”，全省约有600万个妇女从家务劳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样不仅有力地鼓舞了她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出勤率和劳动效率，而且大大提高了广大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15］
从1958年秋制订的分配方案和实施的分配情况来看，江苏各地切实是普遍实行了各种形式的供给制，而以公共食堂为载体的吃饭不要钱的粮食和伙食供给制是其最基本形式。比如，徐州专区190个公社均已实行了粮食供给制，淮阴、南通两专区自11月1日起，普遍实行粮食供给制，徐州专区有的社除了包口粮外，还要包住房、包穿衣、包看戏等。赣榆县朝阳公社，实行了像徐水县那样的十五包。苏州专区7个县197个公社中，85个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67个公社除了供伙食外，还要供治病和上学，39个公社，除了供伙食外，还供治病、上学、结婚、丧葬等多样项目。［16］
对当时的形势，江苏省委总的看法是“一片光明，充满希望”，“在伟大的集体力量面前，人们的精神面貌正在从奴隶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品质正在迅速成长，80%以上的群众对人民公社的各种变革热烈拥护，各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想的市场大大缩小，对私有财产的观念也削弱了，说‘过去创家立业为儿为女，现在公社都有安排，还要私有财产干什么’”但是另一方面，江苏省委也提出，必须看到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一系列改革是如此深刻而广泛，形势的发展又是如此迅速。在这种情况下，两条道路的斗争非常尖锐，阶级敌人正在作垂死的挣扎，先进与落后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很激烈，而广大干部对这种形势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经验不足，不免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在供给制实行过程中一些富裕中农提出质疑，如“多劳不能多得是剥削”、“供给制是挖中农的肉，补贫农的疮”、“他们忙了养闲人”、“这是培养懒汉、二流子的办法”，这些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举办公共食堂工作中，省委也承认有“一大”“二糟”“三乱”“四缺”等现象。因此江苏省委提出，为了使人民公社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要继续深入地大搞共产主义教育，搞臭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想；坚决贯彻阶级路线，整顿组织；做好分配工作，加强生产管理和生活管理，生活管理的中心是要办好食堂。［17］
“吃饭不要钱”和“敞开肚皮吃饭”是公共食堂兴办高潮阶段的显著特征。当时报纸上多有这方面的报道。如1958年10月23日《新华日报》报道了淮安县联盟社的公共食堂，这个食堂被称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装，要吃多少装多少，既不要钱，也不限量。“这个食堂吃饭方便，坐下就吃，不要排队。饭前不需订饭，饭后不需报账。吃饭不要钱，吃菜也不要钱，社员来客，开饭前两点钟通知，可以加菜，客人吃饭也不要钱，只有加菜时才要钱”。
1958年11月22日《新华日报》以《常州区三万食堂开展竞赛》、《菜好饭香，干劲洋溢》为题报道了常州食堂开展竞赛比吃饱吃好等方面的情况。现场会所在的赛桥公社的贝桥食堂，每天一干两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餐三菜一汤。这个食堂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二次饼子，三次团子，二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二年超过德秦恒”。而马福兴和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18］
四、结语
许多新生事物特别是一些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在未经过尝试和尝到苦果之前，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被认为是或者期盼是美好的、合理的，这正是一些历史悲剧产生的原因。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新生事物，农村公共食堂也是如此。从公共食堂的兴办到迅速形成高潮，可以发现它是农民、党中央、党的领袖、党的媒体、地方政府和各级基层干部等多方共振上下互动的结果，它确实具有广泛的从上到下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的形成，当时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大跃进大规模集体化劳动的客观需要；人民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客观需要；人民公社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行“各取所需”的供给制的需要；以为大跃进、粮食多得吃不完，公共食堂完全具有物质基础的保证，即所谓“有粮”、“有钱”；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公共食堂本身实行“吃饭不要钱”和鼓励“敞开肚皮吃饭”，对于生活水平一直不高的农民具有极强的诱惑力；等等。在这些原因当中，最根本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公共食堂是其伴生物和有机组成部分，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党和政府发动的，对公共食堂的出现，党中央、党的领袖、党的媒体也是大加肯定、竭力提倡、推波助澜，因此农村共食堂在全国的兴办和出现高潮，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党和政府制度、政策主导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验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日益暴露，公共食堂本身的弊端也日渐明显，一切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相反却是问题的日趋严重，因此，从1959年开始，无论是全国还是江苏的农村公共食堂都开始退潮乃至趋向解散。
注释：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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