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州莲:改土归流后移民家族的建构及其意义

 — —以湖南永顺县青龙村林氏为例

本文所选的林氏家族所在的青龙村，位于湖南省永顺县羊峰乡。该地的历史资料较为丰富，据乾隆《永顺府志》记载，该村原属于永顺土司所辖的“三州六峒”的上溪州和驴迟峒交界地。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在湘西土家族地区推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管辖，一方面，罢除土司贵族，将彭氏势力遣出原土司区；另一方面，采取了招亡流民，鼓励垦荒，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对该地区实施大规模移民。于是，土司时代的地方军事行政建制被彻底摧毁，代之以众多各姓家族并列局面，它们在朝廷政策的庇护下并行存在和延续。改土归流后，湘西有两类家族组织的建构过程：一是土司时期的原居民家族建构；二是雍正、乾隆时期的移民家族建构。这两类家族组织在国家行政体制下，相互竞争，重新调整，重新组合，分头在湘西争取合法立足地位，在新建立的基层社会组织内达成新的制衡格局。对于基层社区内的各家族的历史，官方文书缺载，地方档案又过于零碎，以致长期成为史学研究的盲区。对于土司时期的原居民家族建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加以讨论。本文以永顺县青龙村林氏家族为例，独辟蹊径，采取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复原了改土归流后湘西土家族村落中移民家族组织建构的历史。

从家谱记载和家族传说看，青龙村在雍正乾隆时期是一个荒芜之地。该村位于永顺县东南部，由上甘溪、瞿家湾、向家院子等七个自然村寨组成，林氏家族居住在上甘溪。该村共有村民1 054人，土家族、苗族、汉族分别占总人口的7%、2%、28%，是一个以土家族为主的村寨，该村寨的各姓氏都有家谱传世，据各家族族谱记载，这些家族都是雍正、乾隆年间改土归流后迁来的，建寨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青龙村已经形成以王、向、瞿三姓为主干的“三足鼎立”村政格局，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村社。

林氏家族的迁居历程

我们在湘西土家族地区调查所收集的族谱和口述史料中，许多家族对其家族迁居历史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和讲述，在此笔者不可能一一引证分析。因为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上甘溪组林氏家族的《林氏家谱》，是笔者本次调查收集的家谱中，内容最完整、又最具历史价值，因此拟以此家谱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

《林氏家谱》收录了历代修谱序言18份，最早一份序言为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最晚的3份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时间跨度近300年。作序者均为当地名流，有的人可以在正史中找到线索。这18份序言足以证明林氏家族在湖南的地位之显赫，同时可以佐证其家族内部的组织严密和有序，本册所载内容是研究改土归流后永顺移民史的珍贵史料。林氏家族有关其祖先历史的记载颇有代表性，我们可以从该家族的迁居历史的叙述中，了解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移民家族迁居的历史过程。

据《林氏家谱》记载，林氏家族最初来自福建莆田，后因帮助朝廷平定苗乱，其中一部分林氏迁至湖南会同县，该段迁移历程在《林氏家谱》序言里有记述，其中康熙癸丑（即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作序较为详尽，现将其序记载之事摘录如下：

“… …余以壬子（即康熙十一年，1672年）秋，承乏兹邑，越明年，治理初张，间以簙书之暇，为劝课之行… …邑多盛族，求其衣冠蝉联卓匕可称者，惟林氏最，一日，吏人执柬而呈，柬载林氏际明仪廷诸君子姓名。比发函读之，则其家世族谱也，嘱余序之，余按其世系，其世祖端，起自戎行，调征红苗，因家于龙宝之夏邑。于向偶经其故里，里老犹啧匕称道不衰，则以今所笔传，验昔所目睹，林氏之渊源，所自洵不诬也… …于是知林氏诸君子之用心悫恳挚，宜其发祥昌后，绳匕振匕，若斯之盛也，余乃敢弁言谕谱端，曰：`诸君于理学精矣，玩太极而恍然知我生之原，探西铭而蔼然见天地之心。'诸君子以先代之积累，而衍有今日。方将扩胞与之，怀为斯世斯民… …康熙癸丑首夏，文林郎知会同县事，三韩年家，弟曹兴隆拜题。”

此序作者曹兴隆，当时为会同县县令，他以父母官之尊为《林氏家谱》作序，足见当时会同林氏地位之显要，家族之鼎盛。今羊峰乡青龙村上甘溪林氏家族之祖籍地是在会同县，因而，弄清会同林氏源流意义重大。纵观曹兴隆所作之序贯穿宋代理学伦理观，虽反映的是曹兴隆之见，但是若林氏族人无类似的思想，序文中也就不至于如此着力强调。

在曹兴隆所作《林氏家谱》序中，明确指出林氏远祖林端因调征红苗从军而定居会同，可见，当时特定事件对一个家族延续之影响。曹兴隆所作之序成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即“三藩之乱”之时，且此序作前不久，会同一带历经明清之际的政治大动乱，南明王朝之割据，而从序言所言可看出，上述动乱显然没有扰乱林氏在会同的势力，因而《序》中才有可能盛赞林氏为望族。

上述曹兴隆所作之序只是《林氏家谱》的18篇序言之一。彭继新、石源所作之序又载：“… …湛、元两先生所辑族谱一帙问序于余，余于侍从暇阅其谱中始末，乃闽人也。自莆田迁湖南者，五百余年，世以读书力田为事，故其子孙绳绳振振，科第文学仕宦节义，夙称渠阳右族。夫使吾友侈然有自大之心… …而问其年，断自宝祐，问其始迁，则纪自林端以下。” （雍正十三年岁次乙卯）

该序言对曹兴隆之序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从中可见，始迁祖林端带领本家族从福建莆田迁居于湖南会同县定居的时间是在宋宝祐年间（1253～ 1258年），其原因是助朝廷剿湖南的红苗。值得注意的是该序言的史实记载有误，因为红苗一名始见于明万历朝官方文书，红苗系指操湘西方言之苗族，因衣带尚红而得名。宋代不可能有“红苗”称呼，这肯定是林氏家族在明万历以后重修家谱时的追述。林氏家族自莆田迁湖南会同五百余年，世以读书力田为事，故其子孙绳绳振振，科第文学仕宦节义，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

我们结合《林氏家谱》序言分析得知，林氏支派移居永顺不是家族自身壮大之自然扩展结果，而应当是在清雍正改土归流后湘西重大政策变动结果。从上述林氏家族的源流中，我们知道林氏为名门望族，世代从军，会同所在地又是改土归流中进军苗疆的前哨，访谈中林氏家族曾言参与苗疆开辟并立功受赏，应是情理中事。改土归流后林氏家族曾言仅部分房族迁往永顺，应是立功后在永顺获得了土地赏赐才发生的移民事实，下述记载可佐证这一推测。据上甘溪《林氏家谱》记载：

“西河郡林氏族谱系靖州会同县木在乡燕子湾人也。燕子湾有三大房，我祖讳均松公，乾隆十八年（1753年）岁次癸酉◆ ◆ ◆ ◆乙卯移徙北河永顺府永顺县内龙堡◆ ◆ ◆赴麒麟，左有青龙回头，右有关庙把氺◆ ◆顾罗城… …我祖曰：`吾其筑室于兹，以遗后◆ ◆ ◆ ◆ ◆ ◆'，孙毋得失… …我祖自发源以来，积德昌后，褫降繁盛，诚创业开基之祖也，但恐世派愈久，子孙愈众，◆问其祖宗所葬何地，所娶何塚，遂茫然而莫辩。甚至仪物不备无以事生，况事之乎。岂非祖宗所抱恨也哉… …是为序。谨将字派开列于左：进定光承均公幸文秀再昌顺运同普济宗支显详世泽安长。”

从该家谱记载可知，现在居住在上甘溪的林氏的始迁祖是林均松，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自靖州府会同县木在乡燕子湾迁往酉水（北河即酉水）河畔的永顺县内龙堡羊峰山脚下，即今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上甘溪组。笔者在青龙村进行社会调查，访问了一位76岁高龄的老人林顺银，据他说：

“当初，靖州府会同县林端有五个儿子，其中3位为翰林，我们林家当时在会同县地位较高。乾隆年间，林氏几个学生自会同县燕子湾到新开府（永顺）赶考，迁了过来，途中翻船了，淹死了两位兄弟。其余两弟兄来到了永顺县羊峰山脚下安家，此两弟兄为林公正与林公凯，后来林公正在羊峰脚下安家，而林公凯迁回了会同。”

林顺银老人告诉我们的林氏迁居传说故事，有两点与家谱基本相符：其一，迁来的时间是乾隆年间；其二，有两兄弟迁到永顺羊峰山，后来仅有一房留下了，另一房迁回了会同县。但是又有两点与谱书记载不同：其一，迁到羊峰山的理由是赶考，这是对自己祖先的夸耀。结合当时的历史来分析，林氏是因参与了湘西改土归流事件而来；其二，将迁到羊峰山林氏两兄弟姓名弄错了，这两兄弟不是林公正与林公凯，而是谱书记载的十六世林禄明和林应宗两兄弟。

笔者查回上甘溪《林氏家谱》可知，林氏从十六代开始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第十六世有三兄弟，即长子林禄明、次子林应宗、三子林启明。除了三子林启明和母亲留居会同外，长房和二房迁往羊峰青龙，据家谱记载，到林应宗儿子德高时，迎李祖妣于永顺养老终身，“林应宗娶李氏，生一子，字德高，乾隆戊戌年（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我等迎李祖妣于永顺养老终身”。其祖母李氏死后，德高也迁回了会同。实际上后来在青龙村生活的只有长房林禄明的后人，林禄明生了两个儿子，即林均岳和林均松，传到长房林均岳儿子时无后，现在在青龙村生活的是林均松的儿子林公正和林公凯的后代。于是，林均松的子孙后来修谱时，就只将本房太祖公均松追述为始迁祖。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林氏家族迁居过程：林氏自宋宝祐年间因为征剿湘西苗乱，从福建莆田迁居湖南会同，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成为会同的名门望族。从家谱和调查资料可知，林氏曾经参与了湘西改土归流且立功受奖，朝廷在永顺给林氏一块土地作为赏赐，并颁发了土地执照，林氏祖上在沅陵县领取土地证后来到永顺羊峰定居。由此可见，林氏的移民是按合法的移民程序进入永顺，口头传说与家谱记载均可相互印证，由此推之林氏家族移民永顺可以代表改土归流后永顺新到移民的一大类型。

林氏家族组织的建构

改土归流后迁居湘西的移民家族，他们迁居湘西的具体细节当然各不相同，然而他们都经历过辗转迁徙的历程。定居并不意味着宗族的建立，定居祖先并不是家族历史的开创者，正如刘志伟所说：“宗族的建立是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建设的结果。… …其实宗族的历史是由后来把始祖以下历代祖先供祀起来的人们创造的。”在湘西的移民家族中，我们通过家谱及相关资料可以看到，这些家族定居湘西后，开始着手编修家谱、建造祠堂、设立祭产等制度性建设，形成了一个个稳固的血缘家族组织，因而宗族得以维系和发展。由于《林氏家谱》保存最为完整，这里我们以林氏家族为例剖析湘西移民家族的建构过程。

1、编修《林氏家谱》

所谓族谱，是指“在中国的宗族中所构造的以系谱为重心的记录”。家谱是一个家族历史和现状的反映，是重要的史料。重视家谱，是人类重视祖先的天然感情的表现，修谱成为组织联络族人的一条极有效的方式，修纂族谱可以达到敬宗收族、实施教化的目的，在维系家族统治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冯尔康曾说：“宋以降，主要的功能是对广大群众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个人修养的工具，维系和强化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从而稳定封建社会秩序。”《林氏家谱》的18篇《序》中，其中有8篇《序》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和二十三年（1758年）所作。从《序》中可知林氏家族从乾隆二十一年开始倡议修谱，乾隆二十三年修成。这次所修的家谱版本已经找不到了，不过从这8篇序言中，我们仍可知当时的修谱情况。据上文我们已经知道，青龙村林氏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迁来的，而《林氏家谱》系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修成，这说明林氏家族是在此定居五年后就修成了此家谱，为该本家谱写序的都是林氏子孙。但是从上甘溪《林氏家谱》看，写序的不是本房和会同的林氏，因为其班辈不同，作序的是“树”字辈，从林氏家族源流来分析，应是林氏家族老家莆田的人。据林氏族人说他们刚来到青龙村时，常受到其他家族的欺负，于是，为了取得林氏家族的支持，加强与福建莆田老家联系，修家谱时派人回到了福建莆田老家，且请福建老家的林氏家族后裔为其作序，这里有《林氏家谱》的序言为证，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裔孙树敏的《序》中写道：

“今秋族弟松偕家弟立齐共谋付梓，余以老且病不能从，诸族长后共劝其事，爰命儿公望公爵辈矢公矢慎，照旧清誊其续载者，溯一本之源流，详各房之分派… …若夫自长林而隶莆田，自莆田而隶会同，赐姓命氏之由，承传迁徙之寔”。

从这段序言我们可知，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均松为了修家谱，曾经到了莆田寻根，将莆田老谱关于林氏源流部分抄袭下来，并且又请了莆田同宗的林氏裔孙树敏为此作序。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林氏裔孙才储序：“… …问序于名公卿，幸从弟立齐以拔贡… …去秋族弟松与从弟立齐召工总计付之，开雕氏，其立法之严，秉笔之公，一一仿从前诸公之意”。

该段序言讲到均松请立齐帮助其修家谱，是因为立齐是拔贡，该部家谱是在前面家谱的基础上修撰而成，修撰十分严谨。乾隆丁丑（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裔孙树本序：

“… …族自思义公隶籍会同，迄今五百余年，分为六大房，衍为数十村，若非即旧谱而增修之，将愈远愈繁，有茫然不知所自出者… …”

这段序言告诉了我们林氏家族的分化演变的历程，自思义公（即林端）从莆田迁入会同，最繁盛时曾经有六大房，分散在数十村，但是繁衍到十六代时只有三大房了。且在家谱中，编了24个字的字辈，“进定光承均公幸文秀再昌顺运同普济宗支显详世泽安长”，从而保证该家族能够稳定延续。在家谱中还写入了八条家训，即矢忠顺、敦孝友、和乡里、勤耕读、崇节俭、勤周恤、慎婚嫁、戒好讼。进一步加强对族人的伦理道德思想的教化。

综上所述，上甘溪林氏在林均松的主持下，借助老家莆田林氏家族的支持，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开始倡议修谱，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终于完成，通过修谱，林氏取得了与福建莆田和湖南会同林氏宗族的联系，增强了林氏的实力和凝聚力。

2、设置祭田

家族组织是否能够持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能支撑其存在的物质基础———族田的存在与否。“族田的收入，开支着家族中的各项费用，举办族内各种公益事业、救济贫困族人，从经济上把族众深深地吸引着，而不至于离散，因此，族田是家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族田包括义田、祭田（或祠田）和学田，各家族设置族田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笼络民心，增强族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青龙村《林氏家谱》的序言记载：

“曾闻礼云：`为士无田，不敢以祭。'是以我三房，除有祭祖之田土名竹鸡冲一处，大坳脚水田三丘，谷三石，永为清明祭祀之需，于是乎有在也。窃虑岁远年湮，人心罔一，于是登簙为盟，开载先祖公姓名于后，是为序。”

《林氏家谱》所记载的三房是指林均岳、林均松和德高三房，从此序言，我们可以了解到，青龙村上甘溪林氏曾经设置了祭祖田竹鸡冲一处，大坳脚水田三丘，收谷三石，专门为清明祭祀之用，笔者在上甘溪林氏家族调查时，许多林氏老人还能回忆起这些族田，他们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这些祭祀田还仍然存在，这几处地名在该地还能够找到。他们说这些祭田主要用于祭祀祖先，但有时也赡济族众。以此达到和睦家庭、稳定家族的目的，使族众对家族组织有极大的依附感。

3、建造林氏祠堂

祠堂是一个宗族的象征，是宗族整合起来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宗族开展活动的固定场所。“明清时期各宗族纷纷建立祠堂，祠堂成为宗族组织的重要标志。”《林氏家谱》里记载了林氏家族的祠堂修建情况：

“吾族林氏家祠创自族兄天植等，建立南城内左巷，东环天马，西拥玉屏，南峙烟墩，比达莲洞，形势既得江山之秀，规模复极壮丽之观，先灵有托，世泽无休，计地费二契共七十七两，土木匠费八百有奇，经始于雍正壬子（即雍正十年，1732年）夏月落成，于甲寅秋（即雍正十二年，1734年）月因绘其图于谱，而纪其大略若此。乾隆戊寅（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九月朔日树本记。”

据该《祠堂记》记载，雍正十年该祠堂建造于莆田，乾隆二十三年树本为上甘溪林氏家谱作序时，仍将其记在家谱里，得到了林氏族人的认同，这说明了上甘溪林氏仍然将其作为本家族的总祠。林氏祠堂的建立成为维持家族组织秩序的重要措施，整合了族人。正如徐杨杰所说：“祠堂、家谱、族田，是一个家族的不可缺一的条件。这三件东西把族众紧紧地束缚在一起，不离导致不散。”

由上可知，林氏家族自乾隆十八年（1758年）迁居上甘溪，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止，仅用短短的5年时间，林氏家族经过编修族谱、设置祭田、建造祠堂，完成了家族组织的建构过程。曹树基根据浙赣两省20个宗族的研究，认为从移民迁入到宗族组织重建大约需要150年的时间。而林氏家族组织的建构仅用了5年时间，笔者认为这与其母体文化有关联，因为上甘溪林氏母体家族是来自福建莆田，该家族曾经得到理学大师朱熹的题字，还得到了会同县县令的序，林氏家族在莆田和会同都是名门望族，崇尚理学，血缘宗法观念深厚，一旦条件允许，原有的文化就会在移居地重现，这是林氏家族较快建构的内在因素。另外，青龙村几大家族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成为加剧林氏血缘家族形成的外在原因。

家族建构的历史文化解析

从我们收集的林氏、瞿氏、李氏、杜氏、姜氏等家谱看，这几个家族的建构都有与林氏家族相类似的过程。

青龙村现在最大家族是瞿氏家族，有44户人家，242人，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家谱是民国22年（1933年）所修的《瞿氏族谱》，据《族谱》记载：

“… …再传到瞿万临之子瞿椿时，金人继续入侵，又加之宋隆兴19年侗苗扰边，他奉命镇苗，被宋封为陆路都司建武将军，镇守辰州，定居于辰州之梧桐山的瞿家巷，即今天的怀化沅陵甲第巷。”

据该家谱记载，南宋时由于金人的入侵和侗苗侵边，瞿氏家族奉朝廷之命镇苗，从江西迁居于今天的怀化沅陵甲第巷。上述记载虽然言词确凿，但是其对年代的记载有误，查宋隆兴为南宋孝宗年号，隆兴只有两年，绝不可能有隆兴19年之说。改土归流之后，瞿氏家族才从怀化沅陵迁到青龙村瞿家湾定居。据瞿遐龄老人说：“我们瞿家约在雍正乾隆时迁来的。当时是两兄弟长命、长林，从怀化沅陵迁到保靖葫芦寨，后来长命就住在了保靖，长林公就带着妻子和儿子逃到瞿家湾定居。”在青龙村调查时，瞿氏老人还告诉我们，他们祖太公瞿长林带着妻儿一路乞讨来到瞿家湾时，青龙村的土地几乎都被其他的家族占领了，常常受到他族的欺负。瞿氏家族为了能在该地稳定根基，在第四代时就着手《瞿氏族谱》的编撰，借助修谱与沅陵老家荔溪瞿氏家族取得联系。可以这样说，青龙村的瞿氏家族的势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母族沅陵瞿氏家族的支持。

青龙村另外几个家族都不大，譬如，杜氏23户人家，88人；李氏15户人家，68人。这两个家族现在虽然不大，但是过去他们势力却很强。据瞿遐龄老人说：“李家、杜家都是领照来的。他们来得最早，刚来时，青龙村荒地很多，据说李家有`一支香'，杜家有`望眼穿'的传说。”所谓的“一支香”是指李家人拿着点燃的一支香尽力地跑，直到香熄，所跑过的地盘全部是李家的。“望眼穿”是指杜家的人，到了青龙村后，他们只要用眼睛望，眼睛视线所能够看到的范围内都是杜家的土地。青龙村姜氏仅15户，50人，据《姜氏族谱》记载，他们也是领照来的，“约在清雍正五年（1727年）丁末，遇臣公与曹、杜、李、熊、曾、廖等六姓，领诏迁永顺石堤西羊峰山之梭坡洞，户交一斗二升粮食，即可随意开垦种植”。

改土归流后的湘西移民家族关于本家族的历史叙述，虽说不一定是信史，但是这种历史叙述大致反映了改土归流之后，清廷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对湘西土家族地区实施大规模移民的历史事实。我们将青龙村这几个家族建构，放到湘西改土归流的历史脉络中去解读，它在湘西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具有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首先，湘西移民家族在叙述本家族迁居原因和地点时，几乎都说是助朝廷剿苗和从沅陵迁来的。大批土司被革除后，清政府除对个别罪恶昭著的土司处以重刑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对绝大多数土司如何安置。为此，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九卿等遵旨议复：“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广五省改土归流之土司，有犯斩绞重罪者，其家口应迁于远省安插；犯军流罪者，土司并家口应迁于近省安插。饬令该地方文武官稽查，不许生事疏纵。”遂成定制。清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正如雍正皇帝所说：“虑其住居本地，有党羽相助为非，故远徙以杜后患。”即以防土司东山再起，以生事端。根据这一原则，鉴于永顺彭氏土司是自请改流，彭氏土司贵族被迁往江西安置。移民家族这样叙述本家族定居的历史，无非是想证明本家族的先世不是本地的原居民，证明自己家族与土司无关，从而逃脱政府的追查，这是一种与土司划清界限的表达。

其次，大多数的家族说自己家族迁徙故事时，几乎都说自己家族是领照来的。清代改土归流的全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即废除土司、善后重建。早在改流之初，鄂尔泰上雍正皇帝奏折中，明确地提出了改土归流应该分两步走，而且对善后工作十分重视，“善后之难，尤难于创举”。雍正皇帝对其主张大加赞赏，“此论甚是”。为此，湘西改土归流后清政府采取了将原在永顺彭氏土司统治下的人民进行按户稽查，登记造册，且在原土司辖地设置了18保等措施进行管辖（本文的青龙村系属于十八保之一的内龙保）。同时，清廷准许农民耕种和开垦的田地，只要每年向清政府交纳“秋粮”，官府就发给执照，承认其拥有土地的合法性。永顺府知府张天如颁布檄文：“查卑府属永保龙桑四县，具系雍正七年改土归流，一切山场田土经地方官查明，给与印照，听民管业，久已清晰，如有山土管业而无印照者，即系土司所遗荒山，为民冒占。”由此可见，移民家族在家族建构时说自己是领照来的，就是想证明自己家族的户籍是有来历的，拥有的土地是具合法性的。证明和确认身份是维持正统性的话语表达，这在刚刚改流后的湘西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次，移民家族说自己迁居故事时，强调“乞讨”和受人欺负。移民家族强调“乞讨”和受人欺负，无非是想说明两点：一是，证实本家族不是本地人；二是证明家族迁居过程和垦荒创业艰难的历史事实，其目的只有一个，是为了与土司划清界限。不过，从这些移民家族领取执照来看，他们的垦荒与此前的由原居民自行开发不同，改土归流后，国家权力通过户籍登记、鼓励垦荒等途径，介入到了湘西的开发过程，清王朝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使这些移民在湘西定居下来，他们以开荒地为基础，形成了青龙村这样的早期村落。在同一村落生活的不同姓氏的人们，为了争夺资源，相互之间展开一系列竞争，为了壮大自己实力，通过修家谱、建祠堂、设置族田等文化手段，创建了家族组织。

结语

综上所述，改土归流之后，湘西地区在国家政策外在压力下，此时从外面又移进了大量的移民，这些刚移进的移民与土司时期的原居民之间，在开发湘西的过程中，必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围绕资源分配和控制所引发的紧张和争夺。在争夺共同资源的斗争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需要利用某种文化资源来确认身份，证明权利。因此，这时不管是土司时的原居民还是改流后的移民，在内外压力下，纷纷立足于实际的需要去建构本家族的谱系和历史。由于受国家政权的影响，随着国家政权对土司贵族身份的罢除，原来的受荫庇的异姓成员纷纷脱离彭氏家族建立自己家族组织，这样原来的彭氏家族组织也反而成了纯粹靠血缘建构的家族。同样搬迁来的移民在国家政权的鼓励下，通过建祠堂、修家谱等活动建立了自己的血缘家族结构。通过对这两类家族建构历史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两类家族，在家族建构中都通过强调本家族祖先的非土著性，以此作为本家族与原来的湘西彭氏土司划清界限的依据，这可以看作是在清代雍正改土归流初期在湘西地方社会形成的正统性身份认同的符号和维系家族认同的重要资源。其原因在于改土归流之后，证明和维护本家族正统性的身份认同和在湘西争取合法立足地位，在湘西地方社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改土归流后在湘西家族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见到国家权力介入湘西的开发过程，从而通过对湘西家族组织建构的历史叙述，可以反映湘西地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至今在湘西地区像青龙村这样的村落很多，对青龙村在改流后的村落格局形成的历史追述，有助于我们对当今湘西基层组织内在结构的了解。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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