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在东部很多发达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一直活跃着诸多不起眼的“夹缝经济”，比如说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小餐馆、小旅店、小卖部等配套经济活动。这些夹缝中的经济形态，孕育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满足了低收入群体中的本地失地农民和外地农民工的就业需求。
但是，在中央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推出后，不少地方政府开始想方设法淘汰这些“落后”的经济形态。比如，浙江北部的某地，近年来将减少外来人口、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当作政府工作主要目标，并将相关任务层层下达到基层政府，纳入行政考核内容。通常，这一工作任务是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名义下完成，甚至挂上“腾笼换鸟”的名头，意即要将低层次的人力赶出去，才能换来高层次人才。
所以在声势浩大的集中整治活动中，低端高能耗的小企业被关停，那些缺乏技术的外来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就自动离开。整治小商店、小餐馆，严格外来人口暂居管理，生活成本提高自然挤出外地农民工。与此同时，因为小企业的减少，原本在这些企业当中就业的五六十岁的本地农民，也失去了工作。他们普遍技能不高，年龄偏大，也不太愿意外出务工，就业就成了难题。
以人为本，是党和政府一贯的执政方针，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也是正确的经济改革道路。但不能忽略农民的就业利益。当前，我国农业正积极迈向规模化和机械化的现代农业模式，土地不断地从农民手中向工商资本大户中流转。这样势必会助推机器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失去土地的农民不会满足仅仅拿着少量的地租过活，就业需求的不满足也会孕育着更多的社会稳定风险。
多年来，我国一直进行法治化的社会管理改革，积极推动依法治国综合治理。那么，对于夹缝中的农民就业问题，可否尝试也进行法治化的管理呢，在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天平上，可否多听听当地的民意呢。笔者认为，当地政府应该在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把握好产业结构调整与保障农民就业的节奏，坚持关停一批企业，解决一批农民就业，在就业库存仍然高企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放缓节奏，要把农民的不满情绪化解在初期，给出时间和空间，让农民找到新的工作。
其次，统筹安排经济形态与岗位设置，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图上，合理安排各类经济形态，既需要高科技环保的新经济，也需要规模小服务社会的“夹缝经济”，统筹安排经济发展区划，让这些不起眼的小经济发挥更好地润滑作用，满足多样化的用工需求。
再次，建构夹缝经济大数据库，充分调配就业岗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原先需要就业的农民也可能不再愿意就业了，原先在一种岗位工作的农民也可以有其他岗位需要了，这些动态的变化，都可以反映在政府部门的夹缝经济大数据库中，可以充分提高就业调配的效率。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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