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时期开始，江南就是市镇密集、具有较高城镇化程度的地区。镇是传统社会的市场服务中心，当然镇所提供的市场服务主要是为相对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提供生活基本需要的商品服务，城市部门中的借贷资本也通过小城镇进入乡村。
对江南农村来说，改革开放以后的小城镇建设伴随着乡村工业化的过程、并以乡村工业化为动力得到发展。这个过程实际上从1960-197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是基于社队工业的发展，利用上山下乡的技术人员和周边城市的星期六工程师的力量，通过周边城市的工业转移逐步成长起来。1980-1990年代的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化模式，被总结为著名的“苏南模式”，即通过社队工业和镇办工业开展工业产品生产，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农村工业化扩展市场联系，推动小城镇建设，并带动对农村地区的商贸服务、生活服务和文化服务等。为了进一步小城镇化发展，在1980年代取消了乡镇分治，转变成为“镇管村”的体制，增强了小城镇发展地方工业经济的能力。费孝通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发言，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正是看到了社队工业和乡镇发展成为了地方经济中充满活力的力量。这样的一种苏南模式，以及在我国其他地区乡村和小城镇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因地制宜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在改革开放以后启动了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或者说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这样一条从实践中来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也构成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和组成部分。
进入到1990年代以后，苏南地区的工业化和小城镇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开放扩大以后，乡镇经济开始进入国际市场，更主要的变化在于，在1990年代以后经历了普遍的股份化改革和民营化，政府和企业关系发生改变，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地方法团主义的发展模式结束了。随着政企分开、产权明确，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转变为生产者和管理服务者的关系。农村工业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然后城镇化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工业化的发展通过股份制为地方财政提供积累，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财富积累，例如在七都镇形成了包括亨通、德尔、凯伦建材等大型股份制企业，成为上市企业，成为地方经济、就业和产业发展的支柱，为小城镇发展提供财富的积累。
在工业经济发展驱动下，小城镇的建设空间则显得不够用了。因此到了2000年以后，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2000年初开始，苏南地区小城镇建设纷纷进行了小城镇的合并，提高镇的功能。同时，推动镇和开发区的合并，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提高镇的资源配置配置能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增长机器的时代，也就是以土地为杠杆，通过建设用地扩张来增强建设用地面积，通过土地抵押贷款和土地批转来积累资金，通过建设用地扩展来招商引资、吸纳产业和扩充就业，形成了地方小城镇和经济发展的'螺旋式的扩张"。在调查中了解到，也就是进入本世纪以后，七都进入了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在小城镇建设中建设安置房，逐步消灭掉一些镇边上的村庄，发展农村城镇化。
这样的土地城镇化驱动的，通过土地财政来推动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模式并不特别，可以说构成了从1990-2010年代，无论是中国的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镇发展的基本模式，这种城镇化发展的模式还显得非常得成功。这一时期，镇建设投资融资机构，以土地道路等公共资产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然后城市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巨大增加，可以投资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城镇化发展以土地为杠杆，形成了以经营土地为核心的地方增长模式，通过土地整备来获取土地租金，然后招商引资，通过分级地租获得财富利益，并招商引资发展产业。也正是在土地财政基础上，不同地区的城镇化速度推进很快。在很多时候，不同城市城镇化的发展的规划是相当科学理性的。例如在整个吴江区，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具有相当完整的规划，吴江规划发展了松陵，盛泽，震泽等不同中心，在空间规划的基础上发展产城融合。对于我们所调查的七都小城镇，也建立了从2012-2030年小城镇发展的总体规划。基于乡镇财政能力得到极大的扩展，小城镇建设有很大投入，小城镇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通过通过较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形成了城镇的基本骨架，完成了小城镇和城乡发展的基本形态建设。
但是显然，这样的基于建设用地扩张和土地抵押债务基础上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如果和工业化经济有良好的共同促进关系，将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积极发展；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出现产业发展放缓，这种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模式则会越来越表现出发展风险。在产业发展放缓的情况下，带来了地方债的危机。中央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种基于土地财政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所蕴含的危机，开始着手防止地方债的财政和金融管理，例如要求必须通过财政资金来开展城镇建设，不允许银行借贷。这些都是2014年以后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计划下所包含的相关调整。在七都的调研中，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来缓解或者拖延这种债务危机，例如通过扩大分期支付来减少财政的压力。另外，减少三公经费来减少公共财政的其他支出，等等。这些都似乎说明传统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已经越来越显得不能持续，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越来越需要实践一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
通过对当地发展发展部门的调研，对于近年来的七都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具体说大约是2015年以后的小城镇发展），我们也了解到一些新的变化：
第一，是相对于在2000-2015年的小城镇建设重视形态建设，如基础设施和道路等，2015年的小城镇发展更加重视城镇的功能建设，例如城镇中建设了8000平方的文体中心，主要发展教育、培训和体育健身的功能，这样的大型民生性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标志着城镇的生活更加重视人民的生活和需求。另外，小城镇中建设为民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的行政事务服务；建设养老中心；卫生院建设；老旧小区的改造，以及包括自来水、燃气、绿化，雨污分流，外立面的改造，家装电梯等改造。可以看到，小城镇发展在住房、道路、交通等基本骨架建立以后，出现了更加重视人民生活、更加重视民生的转变。
第二，七都小城镇发展的第二个突出工作是发展特色小镇。2017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七都镇列为国家第二批特色小镇。七都镇定位是“太湖国学音乐小镇”。七都临靠“太湖”，这容易理解；“国学”的特色不仅包括传统建筑的特色，主要是依托于南怀瑾创办的太湖大讲堂，形成了富有影响的地方文化特色；“音乐”是在七都设立了迷笛音乐节，每年五一在这里举办音乐活动，吸引文化旅游的发展。在特色小镇建设的背景下，七都镇的地方政府提出建设“从容七都，精致小镇”，努力打造和工业化乡镇不同的未来发展。
近年来，对于费孝通和江村的文化资源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位于七都的江村是费孝通先生1936年调查江村经济的地点，在此基础上费先生完成了其享誉世界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从1980年代以后，费孝通也20多次访问乡村，对江村的和对吴江乡镇的研究古城费先生提出小城镇发展重大发展战略的实践起点。七都也是我国民国时期注明社会学家孙本文的祖居地。因此七都具有的社会学文化历史的资源本身构成了一个显著的地方特色，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圣地”。当前七都已经建设了群学书院，这些也构成当地发展富有特色的发展资源。
第三，是努力接轨长三角一体化。七都和所在的吴江，是正在开展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个示范区建设也深刻地影响七都城镇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机遇。从目前来看，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中，七都的生态环境功能得到更大的强调。七都临靠太湖，太湖岸线23公里。太湖是长三角的水源地，生态绿色一体化对于七都镇的影响很大。在这样的生态绿色一体化目标下，离开太湖岸线50米，未来基本不能任何经济产业，1公里以内不允许任何工业。当地政府感到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规划下，七都的农业和工业经济都面临很大发展限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长三角一体化也要求七都产业的布局、产业的层级都需要充分提高。作为太湖边的小城镇，七都的未来应该不是工业城镇，而是需要扩展生态城镇的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总是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这样的生态小城镇的建设，可能预示着地方发展新的发展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
第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如果说以前的小城镇建设更加重视城镇建设，近年来七都小城镇的发展更加重视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中开展城乡规划、提供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沿着城乡统筹发展的建设思路，特别是2015以后，通过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七都镇的发展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要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主要目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公共资源合理配置，重塑新型城乡关系。现在城乡之间的一体化发展得到了很大推进，可以看到，我国江南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可以说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作为苏南小城镇发展的一个案例，七都镇的发展成就，证明了“小城镇、大问题”的本质，是以农村工业化为动力的小城镇化发展，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型。七都镇的发展历史证明，江南地区发展的经验是“无工不富”，工业化带动的经济发展和公共积累的提高，是城镇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民生幸福的根本保证。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资源配置具有不同方式，小城镇发展和建设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并在随势应变中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这种随势应变，也说明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也产生出不同的问题，并在逐步解决发展问题中推动着城乡发展。
七都发展的故事也表明，江南地区的小城镇也在不断探索乡村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小城镇发展需要产业升级、生态环境的维护、城乡发展的整合，长三角一体化的实现，这些都对七都发展带来新的要求和新的压力。因此，如何在更高的层面实现小城镇、新发展，推动乡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基于地方具体实际探索实践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观云集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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