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乡村，我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生于乡村、成长于乡村、工作后乡村也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应该说对乡村是熟悉的，但从内心深处客观地说，我对乡村又是陌生的，对乡村在历史岁月中发生的点点滴滴不是很清楚，对村民在历史变革中的心理认知缺乏深入的了解。因为从走进学校拿起课本的那时起，就走上了一条与乡村渐行渐远的路，一条走向城市文明的路。
在城市工作久了，我们喜欢下线时间去乡村感受那份宁静，绿水青山、空气清新、民风淳朴，这是我们潜意识中赋予乡村的美好表征。正是因为这样美好的表征，遮蔽了乡村积累已久的矛盾和不解，比如说邻里之间因利益产生的不和，因政策实施产生的误解，因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受到的心理冲击，往往不容易上升为人们的理性认识。
我们的国家疆域辽阔，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按照地形地貌划分，基本上每一个地理单元就是一个亚文化区域，这在我工作的地方尤为突出，在这个西部山区的市州，每一个县域都有区别于其他县域的文化符号，而且很鲜明。反之如果是平原地区或地理单元相对一致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差异就要小一些，乡村的差异也会小一些。可以说，每一个区域的乡村都是一个缩影，千千万万的乡村缩影共同编织起我们对乡村的记忆。
最近一月因公事我又走过了二十多个乡村，虽然不是很深入，但也有一些感触。不是所有的乡村都如死亡一般的安静，也有一些乡村处处显示着生机勃勃的安静；不是所有的乡村都充斥着利益争斗，也有一些乡村处处一幅和谐的景象。深处历史的大变革中，每天都能感受到身边发生的变化，乡村在这场大变革中也没掉队，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偶尔也看一些学者的研究，然后带着这些研究深入到乡村一点点的去感触，一点点地去验证，就会发现乡村治理的理论研究和乡村治理的实践是那么的遥远，理论研究看起来高大上，但却不一定适用，基层的情况非常复杂，千变万化。而理论研究往往是基于一种假设，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假设，复杂多变的因素会就被忽略掉，这就造成理论研究和实践情况的冲突，两者需要反复的调试才能找到融合的路径。
在历史纪实小说和文学影视剧中，我们或多或少会看到一些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模式。传统社会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按照我的理解，就乡村治理模式而言，传统社会应该是北宋保甲制度以来至清末民初的时期，民国时期则是介于传统与现代的中间模式，建国后的乡村治理模式则是现代化的道路。单就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模式而言，发生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七十年风雨沧桑斗转星移，具体的变化又是不同的。就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看，我们把后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模式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初期到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算是一个阶段，九十年代到取消农业税算是一个阶段，取消农业税到开展精准扶贫算是一个阶段，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算是一个阶段，从顶层设计来看，最后一个阶段大致上是近十年和接下来的十五年。
最近微信中接触到一位赴陇南调查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结构的华中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按照学院派的研究，将全国划分为七大区域，这里处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过渡地带，在信息化时代之前又因大山阻隔而较多保留了原始的东西，所以将此作为过渡性区域进行田野调查，以期搞清楚山高皇帝远背景下里的乡村是如何自我运转的。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皇权不下县”属于城乡关系范畴，山高皇帝远属于地域关系范畴，对此我的认识稍有不同，“皇权不下县”和山高皇帝远实质上是一回事，都属于鞭长莫及，属于信息交通范畴。在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网络的时代，靠传统的人工方式传递信息非常缓慢，风险成本也非常高。而在信息时代，交流方便了，治理容易了，关系相对密切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传统社会乡村治理模式是代理人的模式，明清时期知县任免权在吏部，知府和知县虽说是上下级关系，但知县对上负责的却不仅仅是知府，更多的是吏部和皇帝，所以说知县就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理人。但作为知县也有他的无奈与苦恼，深入乡村亲力亲为开展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小，那时候地方政府机构不像现在这么健全完善，党政军公检法都要一个人操心，如果事事介入只能陷入琐碎事务的泥潭，啥也干不了，主抓的工作就是钱粮税赋和社会治安，上任的时候喜欢带两个师爷，一个管钱粮税赋，一个管刑名，稳稳当当把税交了，把徭役服了，也就行了，其他的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管不了也没精力管。何况知县是流官，干上几年就要走。这就为县衙的其他官员搞寻租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知县之下还有县丞、主薄，这几个人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干部档案系统里也是挂上号的，典史以及巡检、驿丞什么的就属于编外人员了，他们没有正式编制，但好歹也算是个吏。再往下还有仿照朝廷的三班六部，三班就是皂班、快班、隶班，六部则和朝廷的一样，这些没有编制的人员可不能小瞧他们，他们大多数是本地人，通过选拔、推荐、捐买的方式获取身份，对本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彼此抱团，把持着大部分基层政务。
知县大多时候干的则是对上答复和对下指导的活，皇权到知县和县一级基本就停止了，所以说皇权不下县。当然这些编制外的临时人员也不会亲力亲为地去干工作，他们也会寻找自己的代理人，那就是里正、保甲、乡贤、仕宦等等这些人，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人追逐的都是利益，那些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编外人员很少，真正代表村民利益的只能是士绅阶层，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文化，一些甚至是朝廷的退休干部，还有一些则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村民，只有他们才可以和朝廷进行有效的联系和对接，也能清楚地表达乡村民众的意愿。
乡绅阶层对乡村的治理核心就是一个德字，道德的德，传统的乡村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族谱、祠堂、义庄、义田、社仓、乡约、义学、讲学，族谱是纽带，祠堂用来解决纠纷，义庄、义田、社仓是保障机制，乡约、义学、讲学是伦理约束。以德治村正是千百年来管用的手段，然后再和传统社会以血缘为关系形成的宗族融合，这个我们从文学和影视中可以看到影子，比如说陕西的白鹿原、山东的高密、电视剧破冰行动中的塔寨，同时这部禁毒影视剧也改变了我对传统社会乡村宗族势力和作用认识。那就是因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加上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自然社会环境，华南农村的宗族发育相对成熟，具有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而在生态环境较恶劣的西部山区，村民居住分散，相互交流很不方便，加上灾难多发，因而整体的宗族结构较小，比如说处于国家自然保护区边缘的YH村，个别村民家里还未通电，遇到汛期几十户村民出行不便，宗族祠堂如何发挥作用。
在如今的乡村，都已经普及了智能手机和4G网络，国家电网深入到了千家万户，在这样的信息化时代和未来必然步入的智能化时代，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将当前信息化时代的乡村治理模式称之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模式。按照前面四个阶段的划分，重点探讨开展精准扶贫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可以大胆的从理论层面预测，也可以从实践层面摸索，从以德治村到依法治村或许是必然的路径逻辑。
依法治村依靠的不是冰冷的法律法规，还包括适宜村情的村规民约，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基层干部工作的方式方法。依法治村德仍然是基础，教化育人仍然是基，是建立在以德治村基础上的依法治村，只不过以德治村作为隐性的存在，依法治村作为显性的存在，内德外法也符合基层治理的逻辑。
为什么一定要将依法治村呢，就是想让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深耕于村民心中，而不是只看三十分钟不看法制与生活，理解政策断章取义，寻求利益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彻底打破官民二元的思维定势和对立关系，彻底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解决既患寡又患不均的问题。
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模式也有一些新的困局，比如说村民自治，在当前村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法治意识淡薄的情况下，单独讲村民自治反而会引起许多误解。村民自治不是完全的自治，也不能彻底理解为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这中间涉及到自由的命题。自治是有边界的，自治是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而不是简单地理解为自己能干什么；自治是有约束的，自治不是脱离政府服务的独立自治，而是和政府服务融为一体的自治；自治是有话语条件的，什么样的人完成自治的过程，是村民代表实现自治还是村民全体实现自治；在实践中如何解决阳光普照大地的问题，如何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如何解决扶持弱小的问题，如何解决任性自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制度，只有良好的制度能将这些风险降低到最小。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文化道德的约束制约，但脱离制度基础的文化道德只会成为空中楼阁，偏离基层实践。
再比如能人治村的困境，能人代表谁的利益，或者说能人会代表那些群体的利益，是家族的利益还是小群体的利益，是弱势人群的利益还是个人的利益，是村民的利益还是政府的利益。能人在社会变革进程中之所以能成为能人，与其他村民相比不仅是多了一份勤奋，能人地位的取得更多的是靠智慧，靠对社会变革进程中机遇的把握，靠对形势变化及时做出的选择，他们不是压榨其他群体发展起来的，在这中间，也可能有小部分人是通过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以公谋私发展壮大起来的。能人成为能人之后，他们就会拥有更多的资源，包括社会文化资本，如何让壮大起来的能人尽可能地代表和实现全体村民的意愿，第一要靠制度的约束监督，第二要靠利益的补偿与刺激，第三要靠理想信念的指引。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自私自利是人天生以来就具有的核心的生存能力，大公无私违背人性，克己奉公是一部人可以做到的行为，一心为公是极少部分可以做到的行为。那么，“能人”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同时，依法治村的实施也要考虑到几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人的问题，物的问题，社会文化的问题。人的问题包括村民的观念、信仰、爱好、习惯、道德、知识、偏好，等等；物的问题指乡村治理推行的物质基础，包括地理条件、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经济水平等等；社会文化的问题主要是传统的观念影响下被大多数村民所能接受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内化为民风民俗的一些习惯。
依法治村也是一种开放式的模式，公开民主是其应有之义，也是其内核。但依法治村路漫漫，除了前面列举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说钉子户的问题，空心化的问题，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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