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定县实验在30年代前后兴起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是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和推行的。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是突破学术研究的局限性而进行的社会改造尝试。
关键词：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县政改革；政教合一
凡谈到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就必然提及定县实验。而人们对定县实验的认识大都是围绕着平民教育的具体内容——四大教育来展开的。对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是如何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和推行的这一问题却谈及甚少。本文拟从这一角度, 探讨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作为一项社会改造活动, 是如何突破学术研究的局限去进行政治改革尝试的。
一、平民教育与30年代的中国政治
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这一时期内,晏阳初率领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 所做的努力都是自下而上的, 也是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 没有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因为, 最初他以为不用政治的力量, 单靠学术的力量可以制定出制度, 建立起模范县, 再用演示的方式就可以将经过实验所获得的乡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制度、方法在定县推广, 乃至推广全国, 最终实现改造乡村的愿望。即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提高乡村平民的素质，从而促使政治的变革。然而, 实际情况并非如他想象得那么简单。
固然, 平教会通过以村、区、县为单位的研究实验, 明确了用四大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具体目标、方法和制度。并通过平民学校的方式培养了一批深悟乡建理念同时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乡建骨干。但晏阳初及同仁们面临的一个新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做推广和实施的工作。无疑, 这是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到的关键问题。显然, 要进行推广和实施的工作, 仅靠自下而上的学术性工作和教育培训工作是不够的。
在正常情况下, 社会政治的功能, 应在于越来越多地统一使用和控制人力和物力, 以保证日益提高社会成员的动员程度, 提高社会资源的运用和分配能力, 把随着知识增长、技术进步而出现的各种经济可能性迅速变为现实。如果现实社会中的社会政治没有体现出以上功能, 则再好的社会改造计划也是无法实施的。无疑, 社会改造需要教育与建设, 但如没有好的政治, 将一事无成。
在实际工作当中晏阳初已省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 这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之处。因此, 此时的晏阳初, 已不仅仅注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考虑改造社会的问题, 亦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他所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 从识字教育到乡村教育, 进而又把县政改革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步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以说,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的运作方式到此阶段已开始趋于成熟。
(一)平民教育与国民政府
1930年, 国民政府首次把开展民众教育问题列入国家的法规当中, 表现出为“训政建国”而推进民众教育的愿望。鉴于此, 晏阳初立即表示在推动乡村教育方面愿与政府合作。并且, 从1931年起, 他就开始积极去说服蒋介石政府, 希望从政府的角度切实地对民众教育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定县实验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也开始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1931年春, 蒋介石邀请晏阳初到奉化县溪口镇参观, 并指导蒋氏故里的乡村建设。晏阳初随后返抵南京, 与蒋介石夫妇就平民教育的意义进行长谈, 深得蒋氏夫妇的赞赏,当即决定从溪口镇选派人员赴定县接受训练。随后, 晏阳初又被邀请到中央军校高级班作平民教育专题的演讲, 蒋介石亲临听讲后,在致词中赞许定县实验,称平教会所做的平民教育工作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基本工作, 并决定选派教官赴定县受训[1]。
1932年, 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民族复兴运动。民族复兴运动以“新生活运动” [2]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主要内容。同年(民国21年), 内政部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之前, 派员赴各省视察, 甘乃光次长视察了华北农村实验中心。其间,他用四天的时间考察了定县的实验工作, 切实感到为了促进并加速定县制定的乡村建设计划的执行, 有必要重建县政府机构。同年12月, 国民政府的内政会议在南京召开。晏阳初、梁漱溟等从事乡村工作的人士也应邀参加。县政改革是这次内政会议的中心议题。甘乃光基于考察定县所得到的启发, 提出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 获得各省代表一致赞成。
1933年(民国22年)8月, 内政部下令, 在省政府管辖下成立实验县,从事乡村复兴工作。是年秋, 江苏省江宁县、浙江省兰溪县、山东邹平县和菏泽县、河北省定县等实验区先后设立[3]。到1937年(民国26年)成立实验县的有江苏、浙江、山东、河北、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山西及察哈尔等14省。这些实验县的成立虽说是来自定县实验的影响, 同时也是政治力量推进的结果。
以前,晏阳初是以学术的立场去找教育的内容和建设的方案,做的是基础实验的工作。然而,这种由下而上的工作在定县进行了数年以后，他开始认识到：“欲将研究所得的(经验)推广出去，则非借助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研究与实施根本上是相异的, 我们感觉学术与政治打成一片, 然后实施才可以行的通。政治须学术化,学术要实验化。如单单研究, 做几本研究的报告,则无需要政治的力量。倘要把研究的结果, 施行于民间, 使成为民间生活的改造, 民间生活整个的一套要素, 则非借政治的力量不可。”[4]这时他甚至肯定地说：“中国整个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县地方政治。”
(二)平民教育与地方县政
当时县地方政治又处于怎样的状况呢? 晏阳初如此概括：“说到县政,在昔满清时代, 对于地方政治还相当认真, 所以那做父母官的县长, 很多是进士人, 很多是有学问的人, 清明的县长很不少。到了民国, 就不注意这一点, 政治非常乱,登庸已无制度,只要有朋友介绍,或者有党派关系，或者与军阀有缘,就可以去做县长。”[5]而“旧的县政机构只有两种作用：“一是‘催科',管人民的纳粮上税,县政府成了收税机关；一是‘听讼’，为人民判案折狱, 县政府成了司法机关。什么办教育, 办生产事业, 都是向所未有……如果催科不贪污,听讼不苛索, 人民就认为这是好县长。不过这种清官是极难遇见的, 利用催科、听讼以作发财捷径, 这倒是正常。”[6]县政作为最直接与人民生活发生关系的基层组织,其政治已腐败到如此地步,即使研究实验出再好的教育与建设计划,也难实施与推广。所以,县政改革已是当务之急。而晏阳初认为,改革县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学术政治化,政治学术化”。
1932年，晏阳初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他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 在保持学术上的独立性的同时亲自参加到政府机构中去, 作改革政治的工作。试图通过“政治学术化”，“为研究实验上取得一种方便,其结果将(乡村教育与建设)引到又一阶段去,这又一阶段就是政府推进的阶段”[7]。所以,不管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是运作方式的问题,目的始终只有一个——“除文盲,作新民”。这在当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不愿意走暴力革命道路的情况下,所能采用的最好的社会改造手段。
晏阳初为推动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而要进行的县政改革。也就是说,他强调改革县政, 是为了推动乡村教育乡村建设计划的实施。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实验运动若止于实验工作,那就毫无意义了。它往后一定要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引到另一阶段去,始有它的功用和价值。”[7]晏阳初所说的第二阶段的工作就是：把通过学术性的研究实验获得的具体办法,在“政治学术化,学术政治化”的局面下加以推广。通过研究实验所获得的具体办法,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才能完全付诸实施而见更大的功用” [7]。
可见,晏阳初把县政改革看作是实验运动能否达到最后目的之关键所在。乡村教育运动走到这一步,已不得不与政府发生关系。显然,第二次内政会议的召开及有关乡村建设问题的一系列新规定的制订,使县政改革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与保证。此后, 县政改革的具体实施是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为原则的。
二、县政改革的实施
全国内政会议结束以后,河北省政府率先于1933年春,成立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研究院的构成与功能如下：
调查部 收集有助于制度、建设计划等制定的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报资料。
研究部 研究乡村建设的政治、社会和行政等方面的问题。再根据研究的结果制订执行建设计划的程序。
实验部 首先以定县为实验地区,检验建设计划和县政府机构是否合理。
训练部 为推行省的建设计划,培训行政和技术人员。
由此可知,县政改革属于研究院工作的一部分。鉴于平民教育运动已打下的基础和已获得的经验, 研究院将院址选在定县。由省政府提名,内政部任命, 晏阳初被聘为研究院主席。平教会其他有经验的人员也被聘为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在研究院中担任了相应的负责工作。同时,在平教会的工作也仍然继续兼任。可以说,平教会几乎承担了执行研究院计划的全部责任。这里充分地体现平教会与研究院之间密切合作的关系。但他们各自都是有独立地位的。对于这一点, 晏阳初十分强调, 绝不暧昧。在谈到研究院与平教会的关系时,晏阳初指出：“平教会不是一个机关,乃是一个私人学术团体。平教会与研究院在法律上、经济上没有关系,然而,在实际工作上却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8]
为了保持自身独立的学术地位, 而不被政府所操纵,不管平教会在经济上如何困窘, 晏阳初始终坚持经费的独立核算。自己虽担任研究院的主席,但没有从政府处领取任何名目的薪金。至于河北省府在定县设立之县政建设研究院,在经费上与平教会毫无关系。平教会同仁在研究院兼职者也都是义务性质的,不从政府那里领取任何报酬。研究院属于政府机关, 经费由省政府财政预算上来解决, 虽每月经费仅有五千余元,但平教会合法地参与其中,以学术的力量影响政治, 可借助于其行政上的地位和有限的经费,发挥推进乡村建设计划的效应。
为了加强学术与政治的结合,平教会又于1934年(民国23年)4月,联合研究院组成了一个“学术讨论会”,由瞿菊农担任讨论会主席,每月举行一次谈话会，目的在于“以收互相切磋、彼此砥砺之效”。谈话会的宗旨是：培养学术兴趣,交换工作经验, 建立共同思想[9]。所以说：研究院使政治学术化,学术政治化成为可能。而定县则是“平教会与研究院的实验所”[9]。
关于县政改革的意义,晏阳初作了以下的论述：“政治诚然是很重要,中央的政治虽能影响全国,但对人民的生活直接影响似乎很少。县政则不然,县政的优劣,影响于一县人民的生活很大。我认为中国的基本政治是地方政治。没有好的县政, 产生不出好的省政；没有好的省政, 产生不出好的中央政治。”[10]同时,他又明确了县政改革的目的——从消极处看,在于废除贪污苛杂；从积极处看,在于使这一政治机构从专事税收的政治机关转变为实施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政治机构。
县政改革工作开始以后, 首先, 晏阳初率平教会同仁对县政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之后,根据调查结果制订出改革方案：第一, 改革政治组织；第二, 培养行政人才。
晏阳初对县政改革寄予很大的希望, 他以为现在所做的县政改革与建设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其一定要与乡村教育这种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相辅而行,一面用教育力量改变人民生活习惯,构成改造的条件；一面用政治力量使一切环境有助于使教育发生效果。而且,他坚信这种“政教合一”的方式一旦在全国真正应用，“农村建设以至民族复兴一定有一个光明、灿烂、伟大、宏远的前程!” [11]
然而,县政改革能否成功并非是由晏阳初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是否具有和平的社会环境,国民政府的支持是否能够维持下去, 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三、县政改革的终止
最初, 晏阳初对国民政府的确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国民政府也对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视, 并给予他们种种便利。但由于局势的急剧变化，研究院的经费越来越少, 几乎“山穷水尽”。而且, 随着国民政府采行保甲制度, 加强控制地方, 关于民众的组织工作竭力避免国民党外人士介入,更使县政改革举步维艰。
1936年, 晏阳初、梁漱溟曾亲自去见蒋介石,劝他放弃内战和一党独裁的政策,积极作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但并无效果[12]。晏阳初无可奈何地说：“政府对于本会的工作向来也是非常同情与赞助的,并且十余年来,我们也曾多次与政府合作,尽本会的力量帮政府的忙。不过当此内忧外患,山穷水尽的时候,政府也碍难给我们经济上的助力。虽然如此,这种农村生活改造的基本工作迟早要有政府的经济后盾方能继续进展。”[8]
可见,晏阳初为了在全国彻底推行平民教育,对政府仍寄予很大的期待。但随着内外交困的加剧, 国民政府采取“安内攘外”的政策, 把主要的力量用在反共和对付内部派系斗争及外来侵略上,越来越无暇顾及乡村建设问题。当初, 在推行“民族复兴运动”时, 提出的“管、教、养、卫”这一社会建设的计划也并未真正实行。正如晏阳初所指责的那样：“‘管、教、养、卫'是近年来政治改革的理想, 而朝着这个方向去干的, 至多不过做到一个‘管' ……而教、养、卫的县政,茫茫全宇,那里去找啊!”[6]当时,所谓“管”,主要体现在保甲制度的强化上,国民政府通过强化保甲制度,加强了对户口及土地的管理和控制,使人民的生活,完全被纳入“剿共”与“加强治安”的轨道上去了。加之,1937年日本开始大规模入侵华北地区, 由于战争已迫在眉睫, 平教会不得不全部从定县撤出。致使晏阳初经多年探索创造出的改造社会与建设社会的计划, 随着定县这一基地的丧失而无法再继续实验下去。
晏阳初及同仁在定县所进行的县政改革是以与政府合作为起点的, 又是由于失去国民政府的合作而难以继续进行。最后, 终因抗战的爆发而终止。这说明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 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客观环境做保证的。一但失去了必要的条件与环境, 再好的教育方法和内容也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的。
抗战爆发后, 在中国内陆未直接受战争之害的湖南、江西、四川等地, 由地方的政府提倡开始实行县政改革和推进乡村建设。晏阳初率平教会凭藉他们在定县所得的经验前往协助。他不停地奔波于后方的实验县, 继续推行他的县政改革及乡村建设方案。与此同时, 他又于1940年, 在后方四川北碚歇马场建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 作为为乡村建设培养行政与技术人才的基地, 旨在为实现和平后继续进行乡村建设准备人才。这也使中国第一次有了以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为教育目标的高等教育机构。但从1938年起,日本的军事入侵继续向后方延伸, 四川的很多地方都遭到极为严重的轰炸。人们失去正常的生活秩序, 到处都处于恐慌的状态。战乱使已迁往四川北碚的平教总会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
抗战结束后, 在晏阳初奔走下, 于1948年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 希望正式由政府的力量来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但之后,晏阳初离开中国,近30年的平民教育宣告中止。
纵观定县实验, 主要从事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学术方面的, 即平民教育制度确立的工作；一是政治方面的, 即县政改革的工作。可以说,晏阳初所从事的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系统工程, 纵观它的推进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与社会建设, 学术与政治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互为条件的密切关系。以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毕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目的是否能够达到,最终还要看各种条件与环境是否具备。
作者简介：张海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北航晏阳初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顾问，盈月儿童教育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教育社会学、平民教育、终身教育、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生教育。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村建设研究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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