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杨陵区，农耕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它的根源，水平领先的现代农业是它的名片，然而，在某个惬意的午后，本是围坐门前屋后晒太阳、晾谷子的祥和之景却被渐渐嘈杂的争执之声打破······
背景：A村整体地势南高北低，些许相邻农宅也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地坪高度差。考虑A村现状条件及发展定位，设计后院墙以农宅地坪为基准进行施工，避免一马平川、院墙极高的情况，以营造自然和谐、错落有致的空间效果。
时间：某个秋高气爽的午后；
地点：某条新建后院墙基本完成的巷口；
人物：大爷、大婶、驻村规划师等；
大爷甲：女娃啊，你看这后院墙，旁边这个就比俺高了几匹砖的高度，明儿个你着人把这加上喽······
大婶乙：诶女子女子你过这看，昨儿俺孩儿才给这，把家地坪打高了。这也费不了几块砖，明叫人把后墙院再起个几公分······
针对面向实施的乡村规划项目来说，村民参与在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我们在与村民的沟通交流中遇到的问题时，我们总习惯性的认为村民存在无审美、思想文化落后等问题，造成空间建设达不到预期效果。但是，作为驻村规划师，我们深知乡村规划如果仅考虑空间样式与功能而忽视内在精神与文化，那么它是肤浅和短命的。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通过设计实现其空间样式与功能，更要深入理解乡村空间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因此，本文以院墙高度问题作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进行文化挖掘、分析形成原因，并结合杨陵区乡村建设实践对乡村文化建设进行路径探索。
1、“高几匹砖”现象的文化根源
1.1、等级制度
建筑中的等级制度传统是“高几匹砖”现象的思想来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筑高度体现着符号权力，建筑规制与社会等级相关，房屋高低意味着身份与地位的尊卑。这种建筑的等级制度限定、约束着人们按其社会阶层建造住宅形式和规模，实现了建筑对社会阶层的区隔化功能，成为社会等级秩序的一种象征与标志，并深深地扎根于村民的思想意识当中。尽管20世纪以来封建传统文化遭受多次打击破坏，但这种封建文化思想观念依旧在中国的乡村传播，影响着村民的思维习惯和处事方式。
1.2、风水观念
风水观念是“高几匹砖”现象的影响因素。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房子不止是居住的地方，更是家庭的根基所在。人们认为住宅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给住者招致福祸，因此好的建房风水谓之“藏风聚气，得水为上”。“得水”为第一紧要，因为水为生气（古代风水最初的本质是“气”，是建立在周易与阴阳五行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之产物，有水就表明有生气；“藏风”，并不是历代地理术者说的把外来的风藏起来，也不是完全避开外来的风，而是应该“聚气”，使生气不噫，即注意生气的扩散，如住宅的采光和通风设备，可保持中和适合人体温的温度，使之“阴阳冲和，五图四备”。从风水的角度来讲，两边院墙高于自家院墙，造成的后果其一可能为屋后有淋背水（屋后有水从上面淋至自家房屋），其二可能为影响自家采光通风，两方面综合进而有风水上的使人狼狈、疾病交迫或气散不顺、家族不稳之意味。“高几匹砖”现象便反映了风水文化影响下的村民行为实践。
1.3、社会期望
传统乡村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决定了乡村人际关系具有熟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的自我实现属于群体和社会层面的，重视他人的外在客观评价，特别是熟人的认同。房屋高度作为外显的符号，暗含着权利、财富、地位等，在村民心中更有着神圣的象征意义，不仅代表着一个人或家庭的面子，更是村民获得他人认同与社会地位的符号资本。无论是建筑等级制度还是风水信仰，村民不过是想通过建筑高度的符号意义来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增强社会竞争力及转变自身社会身份。
小结
可以看出，“高几匹砖”的现象中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并寄托了村民强烈的文化期待。当该现象并不是以个例发生时，不仅有碍于乡村整体的空间建设效果，并且对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所影响。因此，我们就需要探求这一现象产生的现实原因，为乡村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2、“高几匹砖”现象的形成原因
2.1、阶层分化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村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动，村民的社会流动加快，相互之间那种高度同质化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村民已经分化为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利益、不同社会地位的多个阶层，引发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房屋在乡村社会被给予着社会期望，院墙高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经济实力，同时也是村民建构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因此，“院墙高低之争”既表现了邻里双方的利益博弈，也反映了村民对于社会地位和利益的争夺。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经济、社会资本决定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新的价值观和文化秩序。在阶层关系的相互影响下，乡村文化发展的方向不是遵循整合路径，而是进一步分化的逻辑。
2.2、村民文化认知偏差
杨庆堃指出，“中国的普通民众常常慨叹，无论怎么努力，也难保一辈子无病无灾，生活富足，家庭和睦。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家庭生活的好坏并不完全由人类掌握，而是需要神灵力量的保佑”。诚然，风水文化不是空穴来风，也是有其科学道理的，只是村民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对于风水的认知更多的归于感性依赖而摒弃了其中的理性分析，往往将个人发展、家庭期望寄托于各种神灵，他们能做的只有按照传统的做法，阻止破坏风水事件的继续，寻求意识和心理层面的寄托与安慰。这背后体现了村民对于传统文化辨识能力的缺失，是地方传统性知识与现代科学性知识之间的冲突与差异。
随着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加强，村民已经不像费孝通先生描写的乡土中国那样在思想意识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是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在个人利益和他人、公共利益权衡时更加考虑私利。在生活中，村民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村民对公共事务的淡漠，在选择权衡时考虑“私利”胜于“公义”，原有的乡情、亲情、尊老敬老、邻里互助等优秀文化处于萎缩态势。
2.3、乡村治理体系弱化
乡土中国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社会中的礼俗力量构建并维系，而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经营方式解构了乡村社会的传统结构和运行机理。改革开放前，基层政权具有多种职能，行政力量塑造着乡村社会规范、控制着乡村社会秩序；改革开放后，国家推行乡村行政体制改革，“乡政村治”模式取代了人民公社模式。但是，该乡村治理模式难以完全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村民自治只是流于形式，乡村社会组织建设滞后，村民难以形成强大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同时，在宗族意识消亡的背景下，行政组织职能缺失也使得村民处于一种缺少社会整合与团结的环境中，不能整合村庄集体利益而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组织形态，对于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有所阻碍。
小结
乡村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乡村文化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也不断被遗弃、抽取与再现。随着社会经济的的不断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并没有紧跟其后，反而由于阶层分化、村民思想意识落后、乡村治理体系弱化等原因呈现出文化分层、传承不当、秩序缺失等情况。作为乡村规划设计人员，我们需要需要以立足专业背景，思考其应对策略。
3、乡村文化建设路径探索
3.1、以内外资源充实文化互动平台
在当前村民文化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下，亟需建立政府、市场、村民自组织三位一体的文化供给体系，即以政府为主导，建立村民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以村民共同利益为核心提供各阶层村民互动的空间和平台，如农民培训学校：种植大户、花木经纪人、普通农户可在课堂上一起交流花木种植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和日常管理经验，有利于促进村庄的阶层整合，让兴趣技能、生理上的群体属性取代经济资本，成为乡村文化分区的新标准。同时，可以依托公共空间引入外部资源，建立乡村层面常规性和普遍性的组织或活动，调动村庄内生文化力量，不失为有效的尝试。
3.2、以空间建设呼唤优秀乡村文化
当我们重新反思在这个时代，以风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依然根植于民众内心的时候，对风水信仰所提供的意义功能的思考，将是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切口。风水信仰，所要展现的，是它对大自然的充满敬畏的尊崇和膜拜，是它背后厚重的生活经验以及生发于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传统习惯；所要强调的，是体现为避凶趋吉的生命意识，是寻求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传统哲学意识。无疑，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部分，风水文化有正面的功能，也有反面的功能，重要的是我们要对风水文化进行引导，对其中的精华进行大力弘扬和传承，使其获得现代活力。而乡村空间作为乡村历史文化记忆的物质承载，就需要通过设计手法在满足其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彰显乡村文化内涵，从节俭营村、培养乡土审美等小事做起，用设计点亮乡村，从而逐步解放村民思想，培养村民正确的文化意识，带动乡村社会文化建设。
3.3、以传统文化精髓支撑乡村治理体系
通过查阅史书和志书可以发现，一些地方志书和史书不仅将地方制度纳入官方编修体系当中，也将风水故事、算命先生话语纳入其中。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社会中的风水文化并没有被正统文化彻底否定，也没有被官僚体系彻底压制和清除，而是在发展中获得了官方话语的默许和认可，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并没有遮盖住两者实质上的亲和关系。可见，乡村传统文化对于维系乡土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下，面对乡村治理体系弱化等问题，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是否可以通过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经验，寻求现代文明和乡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如通过培育乡村文明、重塑现代化乡规乡约、完善乡村自治制度、繁荣集体文化活动等途径，为良好的乡村社会秩序提供保障。乡村文化的繁荣，不仅需要重视文化资源的整合、优秀乡村文化的发扬，更需要重新审视乡村文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寻找文化之根，更是为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寻求突破和试点。
4、杨陵区乡村文化建设探索
经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将“高几匹砖”现象单纯的归咎为村民思想落后、思想迷信是不可取的。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个体，村民是无法摆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某些意识观念的，也无法设想破坏这些意识观念之后的结果会怎样。作为规划设计者、驻村规划师，我们期望通过我们的实践带动村民文化意识、引领村民传承优秀文化、构建和谐乡村社会秩序，为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有益探索。
4.1、乡村振兴学堂提供阶层互动平台
杨陵区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遗存这大量的文化遗产，但许多具有挖掘潜力的文化符号，依托传统意义下的乡村载体，很难得到有效的传播和利用，更谈不上IP打造、现代化媒体表达、产业链延伸。而在五泉镇王上村，借助乡村振兴学堂这一空间平台，不仅将王上村的文化底蕴得以宣传，也使得多方资源在王上村整合，带动村民思想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整体发展。
乡村振兴学堂，是一个集乡村振兴理论研究、政策解读，为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出谋划策的智库；是一座将杨陵乡村与学术组织、科研机构、涉农组织、NGO组织进行有效联系的桥梁；是一种致力于推动农业农村农民空间特色化、产业精细化、生活品质化、思想现代化的示范平台。在乡村振兴学堂中，将引入各种学术资源、产业资源、技术资源等，举办各种大型村民讲座、教学活动及日常活动等。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学术交流讲座暨杨陵区乡村振兴学堂、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专业实践基地挂牌仪式中，乡村振兴学堂为杨陵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上村三方优势培训资源提供了交流平台，为王上村成为学术研讨高地、村民培训高地、乡村实践高地提供了契机。
4.2、后院墙建设呼唤“匠人精神”回归
在当下的砌墙工序中，施工往往由于追求进度使得第一道工序中的浆灰突出墙体过厚，因此用水泥砂浆磨平、刷白，却形成了一堵堵僵硬的白墙，进而又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将墙面美化。当经过三五年时间的日晒雨淋，墙画不再鲜亮、干净，墙画也随着时间消失淡去。诚然，大规模流水化作业已成为乡村的现实，乡村要活在当下，凭借对于传统的一腔情愿是与当下建设背景下的时效性和经济性互相矛盾的。但是，乡村不能沦为工业化的附庸，更不能成为当下建设中单调、万事从简的说辞。在以功能需求为导向下，不去追求过于华丽的外表，更不是所谓的“涂脂抹粉”，而是利用砖的本质特性砌筑清水墙，将不同类型、不同形态的建筑材料来进行组合，或以不同方式来组合相同的建筑材料，形成整体有层次、细部有内容的设计实施效果，以乡村建设应有的“工匠精神” 将原本普普通通的乡土材料通过精细化的设计最终呈现出有品质的空间效果。
乡村建设不仅是提升空间品质的过程，更是历史记忆与社会文化恢复和重建的过程。工匠精神显然不是工人独有的精神，它应该是全民族的精神。因此，团队通过在杨陵全域乡村建设中的建设实践，呼唤手艺人的回归，更是呼唤守艺人的回归，引导村民从小事着手，做到无处不精致。
4.3、《崔西契约》助力软法之治
软法之治是指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多元化的管理主体通过制定成文规范、使用非强制的柔性手段以达到社会善治的治理方式。
在传统乡村社会，乡规民约产生于村民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在维护社会秩序上显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既无法律条文的隔阂与陌生感，也使得鸡毛蒜皮的小事得以解决。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权力对乡村一度的强势渗透，使得乡规民约失去发挥作用的土壤。
现代化的乡规民约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坚持合法合理，这是其软法效力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崔西沟村，团队联合崔西沟村委村干部、杨陵街道办、西农大樊老师等多方进行多次讨论，共同制定了《崔西契约》。在内容上，从“仁义礼智信”调整至到“温良恭俭让孝恕悌”使其适宜村民的精神层次，前两句引经据典，后两句通俗易懂，形成了雅俗共享的《崔西契约》。该契约强调村民诚信经营，俭以养德，更切合村庄以农家乐为产业发展基础的特点，让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与现代村民应具备的思想品质相结合，推动乡村精神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崔西契约》可以作为法律的补充，对乡村社会中的小事进行妥善地调解，节约乡村治理成本，改进村民落后思想、传承优秀乡村文化。
总结
“高几匹砖”只是表象，部分村民因个人利益和伤及公共利益，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反映出优秀乡村文化的丧失对于社会秩序的冲击，这是当前当前乡村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进一步而言，“高几匹砖”关联着乡村阶层分化、村民思想文化落后、乡村治理体系弱化的问题。面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为规划设计人员的我们不能只关注于乡村规划中所出现的问题，更要梳理问题产生的历史脉络，把握乡村文化发展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在资源整合、空间建设、机制完善方面推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北斗城乡规划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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