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研究制定一套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各地诊断乡村发展问题、监测乡村振兴进展、支撑完善乡村振兴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引入多功能农业与乡村理论, 从功能视角尝试构建了包括5个一级指标与25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取熵值法评价了2015年全国分省尺度的乡村振兴水平。[结果] (1) 各地乡村振兴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北京市最高, 达0.924, 山西省最低, 为0.635。分区域来看, 东部乡村振兴水平明显领先于西部、东北与中部地区。 (2) 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地区, 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评价得分普遍较高, 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优势则不明显, 这与产业兴旺评价指标侧重农业及其延伸产业、发达地区依托发展非农产业来实现乡村振兴、乡村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乡风文明的同步发展有着显著关联。 (3) 乡村振兴评价结果总体上符合各省市的实际情况, 表明基于功能视角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是科学可行的, 但受数据可获得性影响, 该指标体系对非农产业发展等指标的考虑尚显不足, 文化娱乐设施的可及性等个别指标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完善。[结论]考虑乡村振兴的多重功能目标及其公共产品属性, 以及广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评价结果相对落后的客观事实,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通过规划引领、地域分工、价值显化、政府投入等多重手段, 根本上提升农村竞争力与吸引力, 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引言
乡村发展是世界性的重大区域问题[1], 对城市与区域经济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全球主要国家均经历了生产要素快速非农化导致的乡村衰落现象[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业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农民占据绝对多数, 农村数量多而规模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就业非农化、居住城市化、收入非农化与农村空心化, 城乡关系和农业农村面貌发生深刻转变。农业产业的吸引力大幅降低, 农民生计日益脱离农村, 乡村发展呈现落后凋敝景象, 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强国蓝图的关键短板[4-5]。
中央适时启动了乡村振兴战略, 并将其列为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求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进乡村振兴。已有研究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背景、核心内涵、农业地位、乡村价值等领域进行了深入分析[6-8], 为理解并推动乡村振兴奠定了扎实基础, 但因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时间较短, 现有研究偏重政策解读, 结合理论分析的乡村振兴评估尚未见报道。乡村振兴根植于乡村发展, 有学者从乡村经济[9]、综合发展[10-12]、乡村活力[13]、乡村性[14-15]、地域功能[16-18]等视角进行了分析, 这为开展提高乡村振兴评价提供了有益借鉴, 但其广泛的评价视角, 意味着无论是对于政策制定者, 还是对于研究者, 乡村发展仍需要严谨的界定和测度。乡村振兴发轫于新农村建设, 多数学者根据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 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5个方面设置指标体系[19], 也有学者从新型农民、发达农业、和谐农村等不同视角开展新农村建设评价[20], 其评价视角、评价方法及具体评价指标, 为乡村振兴评价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与内涵更加丰富、涉及领域更加广泛的乡村振兴相比, 尚存在一定差距。
乡村发展是一个多尺度、多主体、多领域的演化过程[21]。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 通常适用并不一致的乡村发展战略[3,22-23], 政策选择依赖于科学的乡村发展评价。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解读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 进而构建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乡村振兴的地域分异特征, 可为因地制宜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文章第2部分将引入多功能农业与乡村理论, 分析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 进而探索构建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 该文第3部分将开展分省尺度的定量评估, 分析乡村振兴不同维度的差异特征与规律, 探索多功能视角下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及其评价结果的政策含义;第4部分为结论与讨论。
1、研究设计
1.1 理论分析
乡村作为一个空间地域系统, 最早作为农产品生产区域而客观存在, 为城市提供食物是乡村地域承载的核心功能。随着行为主体由传统的“经济人理性”向“社会转向”、“文化转向”, 乡村地域从纯粹的地理空间向复合的物质流、空间流演变, 由农业生产功能主导向文化、社会、农业生产等综合空间演绎[24]。不同的乡村发展阶段对应差异化的乡村地域功能[2,25-26], 以多功能农业为基础的乡村发展成为主流, 日益强调乡村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复合价值[18], 例如, 欧洲乡村已经融入了闲暇、生态服务、农产品生产、经济基础等众多功能[25]。
中国乡村经历了过于注重经济增长向关注乡村综合发展的演变过程。自2003年起, 随着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战略的稳步推进, 未来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将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紧密交织, 城乡联系日益增强[2]。在此背景下, 农业与乡村的价值得到重新认识[18], 乡村不但是农业生产的地方, 还包括生活品质、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等众多层面, 意味着乡村发展评价可以从功能视角切入。
具体到乡村振兴, 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目标, 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为内涵, 均对应特定的乡村功能: (1) 产业兴旺, 侧重乡村的生产功能。乡村作为农产品生产区域而客观存在, 具有绝对的生产优势, 其中,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 蔬菜、水果、油料等其他农产品对于保障食物安全及提供工业发展原料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非农产业取代农业成为乡村地域主导产业是世界各国乡村发展的普遍趋势, 中国的乡镇企业曾经占据国内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 直到现在仍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型业态则呈现蓬勃兴起态势。 (2) 生态宜居, 侧重乡村的生态与闲暇功能。全球驱动力与地方响应的相互作用, 使得城市只希望农村提供廉价食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优美的自然环境等新的需要与期望开始出现[27], 农业可再生资源管理、农业生态系统保护、农业环境治理等领域符合各方期待。 (3) 乡风文明, 侧重乡村文化传承功能, 含乡村文化自信与自强。优良的传统美德、丰富的文娱活动、可及的文化设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 等等, 既是乡愁所及之处, 也是文明安放之所。 (4) 治理有效, 侧重乡村社会稳定功能。一方面, 乡村主体需要合理有效地表达自身需求, 提高乡村发展的参与性;另一方面, 需要通过有效治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提高社会公平程度, 增强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获得感。 (5) 生活富裕, 侧重乡村主体发展功能。发展并非战略、现象或原则, 而是一个不仅满足基本需求, 还包括个人自由与自我实现的过程[28-29]。农民作为乡村地域的主要行为主体, 乡村发展应有助于实现乡村主体自身的发展。
1.2 指标体系构建
该文实证研究将在省域尺度展开, 指标体系构建遵循以下原则: (1) 对接国家战略原则, 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5个维度为基础, 结合多功能理论分析, 设计具体指标; (2) 凸显地域差异原则, 考虑各地乡村发展的差异性与地域分工的必要性, 仅选择共性的发展指标, 剔除如人均粮食产量、机械化水平等难以反映区域差异与地域分工的指标; (3) 抓住关键环节原则, 指标选择尽量聚焦国家食品安全、农业绿色发展、主体培育、全面小康等关键领域与重点环节; (4) 便于实际操作原则,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 尽可能选取可以获得、具有权威性的分析指标, 同时, 尽量选取比值类指标, 避免规模差异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多功能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振兴与评估
注:“*”, 农户收入多样化指数借鉴产业多样化指数测度方法, 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简称HHI) 的倒数, 即DIi=1/∑jS2Ij其中, DIi为i省的收入多样化指数, j为收入来源, 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Sij指第i省第j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部分省份无2015年份地区村委会选举情况数据, 采用2014年数据进行替代, 其他省份使用两年均值;“***”为2014年数据;“****”, 乡村65岁以上人口数量来源于1%抽样统计数据, 相应值乘以100得到各省乡村65岁以上人口规模;X6、X11、X12为逆向指标, 将根据参考文献[30]做相应调整
1.3 数据来源与评估方法
该文研究在省级尺度展开, 不包括缺失相应统计数据的西藏、香港、澳门与台湾, 最终共有样本省份30个。除表1附注中特别说明外, 研究时点均为2015年。数据来源为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 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发展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该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各项指标权重。该方法根源于热力学, 指标变异程度越大, 该指标提供的信息越多, 其权重相应越高, 反之则反是。熵值法具有高于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的可信度, 适宜于对多元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 包括数据标准化处理、测算熵值、计算差异系数、计算权重等具体步骤, 详细测算方法见参考文献[30]。
在乡村振兴评价的基础上, 尝试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地方财政能力来简要分析乡村振兴分化的原因。由于研究样本数量有限, 难以采用严格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各因素的具体影响效应, 该文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来检验乡村振兴及其5个维度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该系数取值介于-1~+1之间, 绝对值越大, 相关性越强。进一步地用t统计量来检验相关系数是否显著, 若t检验显著, 则拒绝零假设, 认为两变量之间显著相关, 否则认为两变量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2、结果与分析
2.1 乡村振兴评价结果分析
2.1.1 总体特征
测算结果表明, 各地乡村振兴水平存在较大差异。30个省市中, 北京市最高, 达0.924, 山西省最低, 为0.635, 各省均值为0.774。分地区来看, 东部地区最高, 平均为0.841, 10个省市中有7个省市位居全国前10名, 仅河北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居于后1/3;西部地区次之, 为0.756, 其中青海、宁夏、新疆居于全国前列;东北地区较低, 平均得分为0.743;中部地区最低, 均值为0.712。总体看来, 东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明显领先于其他区域, 其中, 东部地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程度普遍较高, 成为支撑该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来源, 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则不具有优势。
2.1.2 分维度特征
从产业兴旺维度看, 在我国传统农业大省中, 江苏、山东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中位于东部地区的其中两个省份,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湖北均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 新疆近年来农产品生产地位持续上升, 棉花、瓜果、畜禽等产品在全国独具优势, 海南、广西则为我国重要的冬季瓜菜和热带水果生产基地、海洋渔业基地, 支撑了这些省份以农业为核心指标的产业兴旺水平。其他传统农业大省, 如河南、河北、安徽、湖南、江西、四川, 产业兴旺水平居于全国中游甚至后列。主要经济发达省份中,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省份的产业兴旺评价结果均居于全国后列, 与该地区发展水平并不一致。
从生态宜居维度看, 总体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逐级递减趋势, 尤其是东部地区, 生态宜居得分为0.223, 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各省中, 除河北外, 其他9个省份均居于全国前列, 其中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8个省份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已经进入了先发展、后治理的治理阶段, 在农业绿色发展、农业环境保护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加之这些省份本身财政实力雄厚、农村人口密集, 相比人口密度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与东北地区而言, 其对农村地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能力较强, 单位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成本较低, 支撑营造了这些省份良好的人居环境;海南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但生态宜居评价得分较高, 考虑到另外一个得分居于前10名的广西也位于全国最南方, 可能的解释是气候与自然生态条件更为适宜, 带动了该省的生态宜居水平。
从乡风文明维度看, 西部地区最高, 为0.279, 东部 (0.222) 、中部 (0.208) 与东北地区 (0.225) 差别不大。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东部地区, 乡风文明得分不具优势, 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西部地区, 乡风文明得分反而最高。除了文化娱乐设施可及性指标尚待商酌外, 可能的原因是乡村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乡风文明的同步跟进, 相反, 受农户生计非农化、收入增长背景下的乡土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影响, 发达地区的传统美德与农耕文化可能受到更大冲击, 乡村成为难以承载乡愁的故乡, 例如, 衡量乡村传统美德的离婚率指标, 东部地区仅有海南、广东、山东3个省的离婚率较低, 传统美德排名居于前10位, 而农民受教育程度、文化娱乐活动的可及性、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则分别有4个、7个、7个省份位居全国前10名。
表2 2015年各省乡村振兴水平
多功能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振兴与评估
注:深色、浅色与白色底色, 分别表示排名前1/3、居中与后1/3的省市
从治理有效维度看, 该指标在各省区之间的相对差距最小, 评价得分最高的天津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5倍。总体看来, 排名靠前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与东北地区, 中部与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用投票率衡量的乡村治理参与程度在各地区之间的规律不明显,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表现良好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 (5个省前1/3, 5个省中游) 、东北 (2个省前1/3, 1个省中游) 、中部 (3个省前1/3, 2个省中游, 1个后1/3) 。用于衡量城乡生活差距的乡城消费比、用于衡量城乡一体化治理程度的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比, 东部地区则明显走在了全国前列, 各有7个省市居于全国前1/3, 其中, 城乡消费比主要受经济实力、发展阶段的影响, 而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比, 则更多地体现各地城乡一体化治理意愿与能力。东部地区采取了更加公平的治理措施, 增强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相对获得感。值得注意的是, 用于衡量农民安居乐业程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值, 中部地区6个省份均排名后1/3, 作为我国传统的农业劳动力外流地区, 中部地区农民的职住分离比例较高, 安居乐业程度相应较低。
从生活富裕维度看, 评价结果与乡村振兴水平基本保持一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共同富裕程度各有8个、6个、8个省份居于前1/3, 仅有海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指标居于后1/3, 西部地区则明显落后,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共同富裕程度各有8个、5个、8个居于后1/3。用平均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衡量的农村生活信息化程度, 新疆最少, 平均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也达到了174.4部, 因此, 该指标在各省区之间的分布规律并不明显, 西部地区甚至拥有一定优势,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各有2个、1个、6个、1个省份排名前1/3。考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就业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 以养老床位衡量农村公共服务能否有力支撑农村老有所依, 测算结果表明,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各有4个、2个、3个、1个省份居于前10位, 规律同样不明显, 其中, 北京市、上海市近似计算的平均每一个65岁以上人口分别拥有0.10个、0.05个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床位, 其他省份均不足0.03个, 多为0.01个。剔除该项指标测算时可能存在的系统性的单位误差, 各省之间的相对差距仍能反映北京、上海以外的其他省市的农村养老服务相对较为薄弱。
2.1.3 影响因素分析
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表明 (表3) , 各影响因素的预期效果及其显著性基本符合预期。具体而言, 乡村振兴水平与城镇化发展阶段、地方财政能力显著正相关, 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的关系不显著, 验证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财政实力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来源, 资源禀赋较为丰腴的传统农区, 其乡村振兴水平相对较为落后。从乡村振兴的各个维度看, 产业兴旺仅与资源禀赋显著正相关, 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关系均不显著, 主要是因为本文构建的产业兴旺评价指标侧重农产品生产及其衍生产业, 而耕地是农业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生态宜居与各项影响因素的关系均显著, 与资源禀赋的关系显著为负, 这与传统农区化肥农药投入较高有显著关联, 也因资源禀赋较为丰裕的地区, 大多人均GDP、城镇化率与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较少, 仍处于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阶段。乡风文明与发展阶段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系, 与城镇化率、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负相关但不显著, 验证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增强乡风文明, 甚至还可能造成乡村美德与农耕文化的倒退。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与各因素的相关关系均符合预期。
表3 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
多功能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振兴与评估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0.10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双尾) , “ () ”内数字为双侧显著性水平
2.2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该文在兼顾数据可获得性的条件下, 尝试从多功能视角构建了省域尺度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结果总体上符合各省市的实际发展情况, 其中部分指标还可以根据评价尺度与数据获取情况做进一步的斟酌完善: (1) 产业兴旺指标主要考虑了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服务业与第一产业总体情况, 并通过农户收入多样化指数来反映乡村地区日益多样化的经济活动。由于农户收入可以通过外出打工等渠道获得, 无需局限于当地, 因此, 该指标体系未能充分考虑乡村旅游等农业农村直接延伸产业, 以及虽布局于农村地区但与农业关联不大的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情况, 后者正是浙江、广东等省份的优势所在;即便如此, 评价结果同时也可以得出一项重要结论, 即传统农区难以通过主要依赖农业发展来全面振兴乡村。 (2) 乡风文明指标中, 文化娱乐设施的可及性选取了单位乡镇拥有的综合文化站数量, 可能难以完全反映农村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建设情况, 以及农村尤其是发达地区农村的文化娱乐半径超过乡镇地域的情况, 从该项指标数值来看, 尽管各省之间差别不大 (湖南最多, 平均每镇1.457个, 青海最少, 平均0.984个) , 但东部10省市中仍有上海、北京、浙江、河北居于后列, 与实际感知存在一定差异。 (3) 生活富裕指标中, 采用平均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来衡量的农村生活信息化程度, 评价结果出乎预期, 西部地区该项指标的表现相对更为良好,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该项指标没有考虑手机质量, 且移动电话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全面普及。此外,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村社会治安、农业科技贡献等指标也宜成为评价对象。
2.3 多功能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探讨
乡村是集农产品生产、社会稳定、生态涵养、文化传承、主体发展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与城市相对应的地理区域。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乡村已由昔日的相对重视农产品生产与农民社会稳定, 转向更加强调农业与乡村的多重功能, 为面临就业非农化与居住城市化压力的乡村发展提出了明确需求, 也为乡村实现振兴提供了良好机遇。
在农业与乡村众多功能中, 农产品生产等部分功能可以主要通过市场手段,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而像食物安全、生态涵养、农村社会稳定等众多功能, 则具备纯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特征, 需要通过政府介入来解决市场失灵。例如, 分析各地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评价结果, 可以发现发达地区在以农业为核心指标的产业兴旺评价结果中并不具有优势, 而乡村振兴总体评价结果仍居于前列, 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发达地区通过非农产业发展带动了整体的乡村振兴水平, 农业地位相对重要的传统农区, 其乡村振兴水平则相对落后, 这表明, 在农业之外做足文章, 带动乡村地区发展, 既是趋势, 也可取得良好效果, 但考虑到农业的战略地位、落后地区的主导产业仍为农业、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生产活动难以全面支撑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全国层面、区域层面统筹考虑农业与非农产业功能, 并通过转移支付等途径显化传统农区价值, 提高乡村振兴整体水平。
由此, 针对乡村振兴的多重功能目标及其公共产品属性,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瞄准提高农村吸引力与竞争力, 重视做好以下工作: (1) 突出规划引领, 尽快制定各级乡村振兴规划, 统筹谋划各类功能 (公共物品) 的需求规模、均衡途径与保障措施; (2) 强化地域分工, 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城镇化发展需求, 宜农则农、宜特则特, 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乡村振兴模式, 在微观尺度上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景”, 在宏观尺度上实现适度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3) 充分挖掘乡村多功能价值, 针对部分具有非竞争性但可较容易做到排他性的俱乐部物品 (如乡村闲暇价值) , 可以在产业投资负面清单的基础上, 建立健全配套环境,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鼓励社会资本有序发展适应城乡居民新需求、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的有机农业、创意、电商、康养、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 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推动农业向二、三次产业延伸; (4)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建立与比较优势相匹配的发展格局、以地域功能为导向的制度体系, 健全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充分显化地域功能价值的财政支农与转移支付机制。
3、结论与讨论
该文引入多功能农业与乡村理论, 抛砖引玉构建了包括5个一级指标与25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取熵值法评价了2015年全国分省尺度的乡村振兴水平, 得出以下结论: (1) 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 东部地区最高, 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次之, 中部地区最低; (2) 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地区, 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评价得分普遍较高, 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优势则不明显; (3) 乡村振兴评价结果总体上符合各省市的实际情况, 表明基于功能视角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是科学可行的, 但受数据可获得性影响, 该指标体系对非农产业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农村社会治安等指标的考虑尚显不足, 文化娱乐设施的可及性等个别指标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完善。
当前, 我国正处于全国上下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阶段。研究制定一套反映乡村振兴科学内涵、体现当前工作重点、具有地区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各地诊断乡村发展问题、监测乡村振兴进展、支撑完善乡村振兴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参照精准扶贫领域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 乡村振兴评价宜在省、市两级尺度分别展开, 具体评价指标则可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和地域特色做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乡村是集农产品生产、社会稳定、生态涵养、文化传承、主体发展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地域空间。农业与乡村的多重功能为其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机遇, 但由于乡村功能的公共产品属性, 需要通过规划引领、地域分工、乡村多功能价值显化、加大政府投入等多重手段, 提升农村竞争力与吸引力, 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推进乡村振兴的配套环境评价, 以有效监测乡村振兴进展、科学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也值得关注与尝试。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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