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贵州省塘约村等三个行政村调查为例
摘要：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水平。这一指标体系涵盖社区组织认可参与度、社区公共服务满意支持度、社区成员互助和谐度、社区道德规范遵从认可度、社区归属自豪责任感5个一级指标，下设10个二级指标和50个变量。在对贵州省塘约村等三个行政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的测评和比较研究中得出，加强农村社区凝聚力建设，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重建新型集体经济和共同体价值观，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
关键词：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体系；组织力建设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重大委托项目“新形势下党群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5MZD061）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吹响广大乡村走向振兴的总号角。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什么？影响乡村振兴的因素有哪些？本文引入农村社区凝聚力这一概念，通过研究设计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尝试对推进乡村振兴和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水平进行定量研究并分析背后的影响因素。
一、农村社区凝聚力及其指标体系设计
凝聚力原为物理学概念，“指物质结构中分子与分子、原子与原子之间黏合在一起的某种内在力量。后引申为文化学、伦理学的概念，常指集体或某一社会共同体内部各成员因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结为一有机整体的某种聚合力”①。引申之，所谓社区凝聚力，就是社区成员由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形成社区共同体的聚合力及在此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状态。为什么要提出社区凝聚力这一概念并通过这一视角研究乡村社会？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这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保障和持久动力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首次在地方考察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 ②。乡村振兴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培育文明乡风、提振农民精气神、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之所以尝试引用农村社区凝聚力这一概念，一方面，是因为提升凝聚力是未来农村走向振兴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目标。乡村是否振兴，要看农民的精气神旺不旺，看乡风好不好，看人心齐不齐。实现乡村振兴，要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使农村社区成员之间结成联系紧密、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良好社会关系，形成以地缘或血缘为基础的富有凝聚力的社会生活和价值共同体。而一个凝聚力差、软弱涣散的农村社区是无论如何都称不上实现乡村振兴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增强凝聚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动力和重要保障。乡村振兴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农民这一主体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缺少农民这一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共同努力，乡村振兴就缺失了根本动力难以实现；只有凝聚亿万农民的精神力量，才能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推动农村真正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开展农村社区凝聚力研究，探索增强农村社区凝聚力实现路径，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好提供有力保障和持久动力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现实紧迫性。
第二，这是回应和解决当前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的现实突出问题的需要。当前，中国乡村社会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散”字。这主要体现在：一是组织涣散。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日渐悬浮于乡村经济社会之上，软弱涣散现象严重，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突出，组织动员和服务能力弱化，组织权威降低，无法有效团结凝聚广大党员和群众。同时，党员老龄化问题突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力。更有甚者，少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受到宗族组织、黑恶势力、宗教组织的侵蚀，直接影响到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固。二是经济涣散。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是制约当前农村发展的普遍现象。据统计，目前中国集体经济仍然发挥较大作用的村，只有“大约两千个左右” ③。若是按照比例来算话，大约只占到农村总数的3.3%。也就是说，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薄弱，难以在乡村社会中发挥较大作用。集体经济薄弱使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缺少抓手并难以长久为继，农民共同利益纽带的缺失导致农村社区共同体认同的下降。三是人心涣散。市场化激发了农民个体活力和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人际关系功利化、人情社会商品化等问题，弱化了农民对村庄的共同体意识，原子化、碎片化现象突出，农村正越来越面临信仰多元、信任缺失、合作退步等问题。
习近平指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相对集中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减少了，但这不是一盘散沙，各干各的，各顾各的。改革以后，更需要一种凝聚力，把大家、把千百户农民吸引到一起。”{4} 当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避免农村一盘散沙和软弱涣散现象，实现农村全面振兴和农民全面发展，更加需要加强农村凝聚力建设，凝聚各方力量，有力改变农村组织涣散、经济涣散、人心涣散状况，这迫切需要基于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对农村社区凝聚力的研究。
农村社区凝聚力如何体现、是否需要测评？2017年，贵州省塘约村吸引社会各界，笔者曾单独或带队去调研3次，每一次都能够体会到塘约村干部群众奋发向上、干事创业、团结互助的精神面貌和对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宽容理解、认可满意的治理成效，观察到塘约村从一个普通村庄不断走向振兴过程中体现出很强的凝聚力。而在其他一些村调研时，能够明显感受到不同村庄之间凝聚力的差距，这种直观感知经常与当地干部群众的判断相契合。但同时，毕竟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更何况，有时直观感受未必反映客观全貌。因此，这就需要对凝聚力进行测评，通过研究并设计一套农村社区凝聚力的指标体系，进行实地测量、定量分析、比较研究。
目前，尚未查到学界对农村社区凝聚力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相关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和谐社区和社会资本这两个视角。对和谐社区的研究，比如，谢颖{5}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等角度构建和谐社区指标体系；杨涛等{6}以民政部规定的社区管理、服务完善、环境优美等六个方面和谐社区标准为框架形成测评体系，但相对更偏重客观数据指标和面上统计数据，对社区居民的主观感知调查较为缺乏。对社区社会资本测评研究方面，比如，林聚任等{7}从社会风气观、处世之道、关系网络等方面对农村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桂勇{8}从集体行动、工作联系等角度构建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体系等，不过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测评大多侧重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即“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及相关资源”{9}，对社区集体性特征及整体性呈现相对较为缺乏。尽管研究视角有所不同，但这些指标体系依然有重要借鉴意义。
课题组利用贵州省Q市党校新一届村支书和村主任培训班的契机，向164位村干部发放问卷，对农村社区凝聚力强弱的影响因素展开调研。随后，征求部分专家学者、县乡村三级干部意见，经过十余次的调整完善，形成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基本架构和变量设计，包括对社区组织认可参与度、对公共服务支持满意度、社区成员间的互助和谐度、社区道德法规的遵从认可度、社区归属自豪责任感为一级指标和若干变量的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系设计相应的问卷调查表，分别到3个行政村随机抽样进行一对一访谈式实践校验，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的相关变量及调查问卷，最终形成了5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50个变量的具有调研和测算可行性的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见下表1）。
指标设计总分100分，共5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总分20分，下设10个变量。“对社区组织的认可参与度”共设7个认可度变量和3个参与度变量，着重考察农村社区党组织和村级自治组织等发挥作用的频率、方式、效果。“对公共服务的支持满意度”共设6项满意度变量和4项支持度变量，着重考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及其对社区凝聚力建设的作用和群众对社区建设的支持度来考察社区的群众基础。“社区成员的互助和谐度”共设6项和谐度变量和4项互助度变量，了解社区成员之间的和谐互助状况。“社区道德规范遵从认可度”指标设置了5个遵从度变量和5个认可度变量，主要测评农村社区村民的道德规范遵从情况和对村规民约的主观需要度、知晓度和遵从度等。“社区归属感自豪感责任感”指标设置了5个归属感变量、3个自豪感变量和2个责任感变量。根据指标体系的变量设计对应50题的调查问卷，每道题设置了5个选项，最高分是2分，根据选项情况具体确定每小题得分情况。正向变量选得越高，得分越高；反向变量选得越高，得分越低。
二、基于塘约村等农村社区凝聚力的实证比较
贵州省塘约村被誉为“新时期的大寨”，引发学界高度关注，但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数据统计和比较研究成果还未见到，塘约村乡村治理状况和凝聚力水平到底如何？这不仅需要直接感知，更需要通过实地调查进行测评，尤其是在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和启示。课题组选择了塘约村及与其临近的D村、隔壁县市的X村为考察对象。这三个村原生条件相似，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区位接近，人口规模大体相当，耕地条件基本相同，但社区凝聚力呈现较大差距。课题组采取田野调查法和抽样调查法，直接分散到每个村的各村民小组随机抽样100个农户，为防止一些农民不会填写问卷或随意应付填写的情况，我们改变发放问卷受访人填写问卷再回收问卷的传统模式，而是对受访人进行一对一访谈式问卷调查，以保证收集的情况更加真实有效。
（一）对三个典型村的实证调查分析
1.X村调查情况
X村位于贵州省Q县，共有11个村民小组，共1038户人，常住人口2735人，常年在省内外务工人员1219余人。X村以传统农业为主，近年来引进企业种植花卉、烤烟、胶瓜和芋头等经济作物。村里目前还没有专业合作社，也几乎没有集体经济。村里有文艺队和花灯队，参加过市里的比赛。最近几年在上级帮扶下，完成了一些道路、机耕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由于缺乏经济合作组织，偶有农业企业到村进行土地流转，都是与农户直接联系签约的，因此价钱较其他有组织的农村社区更低，在隔壁的村寨一亩水田年租金700元时，在X只有500元。
课题组在10个村民小组随机走访了100户农民，收回有效问卷98份，经过统计测算，该村的社区凝聚力的最终评估得分为66.52分。按照评估得分X村高于1.8分的项目共有6项，分别为村内恃强凌弱现象（1.98分）、村内偷盗抢劫现象（1.88分）、参加守夜（1.87分）、相互借用物品（1.85分）、土地违法的情况（1.85分）、村规民约遵守意愿（1.82分）。得分低于1分的项目共有8项，依次为集体经济（0.00分）、发展规划（0.45分）、村民代表会议召开情况（0.51分）、文化娱乐活动组织（0.57分）、村民小组会议召开情况（0.77分）、经济社会组织的作用（0.83分）、福利情况（0.90分）、自豪程度（0.98分）。结合调查数据和访谈情况，可以看出，X村村民淳朴本分，村庄民风较好，但邻里关系不够和谐，集体主义观念比较淡漠。村民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守着较好的自然条件，但仍然靠传统家庭式的生产方式。村民对村干部的认可度不高，表现在对他们分配稀缺资源的不信任、对其能力不足、缺乏发展思路等方面的不满。总体而言，X村发展态势整体欠佳，村民对村庄缺乏认同感和自豪感，凝聚力水平较低。
2.D村调查情况
D村位于贵州省P县（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屯堡村寨，合乡并镇前是小乡政府所在地。全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有583户2316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436人，外来人口较多。除了传统农业，还种植山药、辣椒、白菜、芦笋等经济作物。近年来，在上级的支持和村两委的努力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组建了保洁工作队，村里环境卫生和村容村貌较好。村里有蔬果种植协会、银杏种植合作社等经济组织，集体经济总量150多万元，同时还有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
课题组在8个村民组中随机走访了100户农民，收回有效问卷99份，经过统计测算，该村凝聚力最终评估得分为70.77分。按照评估得分D村高于1.8分的项目共有7项，分别为集体经济发展（2.00分），村内恃强凌弱现象（1.91分）、相互借用物品（1.86分）、就近入学满意度（1.85分）、村支书主任认识度（1.82分）、参加守夜（1.80分）、村民无偿努力的意愿（1.80分）。低于1分的项目为5项，分别为村民小组会议召开情况（0.54分）、村民代表会议召开情况（0.61分）、村规民约的制定方法（0.78分）、发展规划（0.79分）、村干部公平公正信任度（0.95分）。综合调查数据和访谈情况，可以看出，D村村民之间互助度比较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较好，集体经济情况较好，但与此同时，外来人口多、社会治理难度大，村两委存在“一言堂”的情况，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较为突出，群众意见较大，对干部的信任存在不足，发展思路不太清晰，凝聚力建设存在较大问题。
3.塘约村调查情况
塘约村紧邻D村，共有11个村民小组，921户人，常住人口3392人，目前外务工人员仅50余人。塘约村在2014年以前还是国家二类贫困村，却在2017年底被评为首批全国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在塘约村走访时可以明显感知村民团结向上有很强的凝聚力，实际调查数据如何？课题组在10个村民组随机走访了100户农民，收回有效问卷95份，经统计测算，该村的社区凝聚力的最终评估得分为80.31分，远远高于前两个村。按照评估得分塘约村高于1.8分的项目共有12项，为三个村最多，分别为青壮年外出务工人数（2.00分），集体经济（2.00分），村内恃强凌弱现象（1.95分）、相互借用物品（1.91分）、村支书主任认识度（1.87分）、村内偷盗抢劫现象（1.87分）、参加守夜（1.87分）、村规民约知晓度（1.85分）、居住意愿（1.83分）、愿意无偿投力改变生活环境（1.82分）、愿意投工投劳改变生产条件（1.82分）、村民无偿努力的意愿（1.81分）。按照评估得分塘约村低于1分的项目仅有2项，即发展规划（0.97分）、村民代表会议召开情况（0.97分），得分低于1分项目数为三个村最少。
综合调查数据和访谈情况，笔者发现，塘约村凝聚力水平高，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走上了新型集体经济之路。全村成立了“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金土地”合作社，所有农户全部入股。合作社内部组建了妇女创业联合会、红白理事会以及劳务输出公司、建筑公司、运输公司，采取“党总支+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强弱联合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二是村干部带头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明显。把民主测评作为考核和激励村干部和党员的重要抓手，每年年底组织所有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和921户村民分别对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等进行综合考评，结果作为干部评先选优及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对党员实行积分制管理并形成奖惩机制。在访谈中，村民对村干部表现出普遍的信任和支持。三是塘约村村民自治能力很强。村民小组会议召开频繁，通过会议商定事宜、教育群众、统一思想、民主协商，群众心情舒畅，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高，在基础设施建设时投工投劳率高。四是利用村规民约引领乡风文明。通过驻村干部访、群众主动提、召集代表议等形式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研究讨论，一致通过后颁布了九条村规，俗称“红九条”，村民在自身认可的民约规范中共建共治村庄，促进和谐互助邻里关系。五是发展预期好。塘约村青壮年返乡工作比例高，到处都呈现出建设家园的繁荣景象，良好的发展势头也给老百姓注入了信心和动力。当然，也有少数村民有一些意见和怨言，主要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度追求“整村推进”，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和照顾还不够，个别群众有被孤立感。少数村民还反映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未能妥善解决公平用工的问题。课题组在与塘约村村两委干部的访谈中提到这个问题，他们表示已经关注，会更加关注和解决群众具体困难和问题。
实践证明，课题组在塘约村的直观感受和通过问卷调查后的数据测评结果是一致的，那就是塘约村展现出很强的凝聚力。课题组认为，随着塘约村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村两委对弱势群众帮扶力度的加大，更好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其凝聚力还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二）三个典型村庄凝聚力指标比对情况
三个村凝聚力水平有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可以通过对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中的五项一级指标逐项进行对比分析。
1.对社区组织认可参与度的对比分析
对凝聚力指标体系中“对社区组织认可参与度”的10项指标（总分20分）分村进行加总计算，所得结果如下：X村11.06分，D村12.14分，塘约村14.60分。
对三个村此项一级指标得分情况的比较分析（见图1），发现：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的认识度、对干部辛苦程度的认可度、群众有困难求助意愿、经济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村民代表大会召开情况、村民小组会议召开情况、对村干部公平公正度的认可程度和集体资产安全度等8个变量，塘约村均最高。只有其他村干部的认识度、投票选举参与率两个变量，D村最高。塘约村村两委、村干部由于经常下村组织开展村民小组会议和群众会议，积极为群众办公益事业，组织群众发展生产，获得群众更多的信任和认可。
2.对公共服务满意支持度的对比分析
对凝聚力指标体系中“对公共服务支持满意度”的10项指标（总分20分）分村进行加总计算，所得结果如下：X村14.64分，D村15.84分，塘约村16.67分（见图2）。总体上看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和投入，农村群众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均比较高。但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对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查发现，塘约村满意度在这三个村中最高，这主要源于，在公共品建设过程中塘约村村民普遍进行了投工投劳，同时村两委跟进了维护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得到有效保护。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就较好的集体意识在集体劳动的实践中更加强化，群众的合作意识在共同应对气候、灾难、风险的互助过程中不断加强。
3.社区成员间的互助和谐度的对比分析
在凝聚力指标体系中对“社区成员间的互助和谐度”的10项指标（总分20分）分村进行加总计算，所得结果如下：X村14.63分，D村14.09分，塘约村16.22分。
对三个村此项一级指标得分情况的比较分析（见图3），发现：三个村社区成员间的互助和谐度有一定的差距。D村群众“打招呼”的比例最低，或许是集镇社区外来人口较多的原因。塘约村“串门”比例较大，X村自然村寨中被孤立的人家略多。塘约村在快速推进工作的同时，激化了一些内部矛盾，但大多数矛盾都可以在村寨内通过发展和再分配的方式解决。X村和D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非常多，而塘约村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吸纳了绝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D村作为老的集镇所在地喂养家禽比重小，并且外来人口多，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较单纯的农村社区要强。
4.社区道德规范遵从认可度的对比分析
对凝聚力指标体系中“社区道德规范遵从认可度”的10项指标（总分20分）分村进行加总计算，所得结果如下：X村16.27分，D村14.58分，塘约村17.45分。
对三个村此项一级指标得分情况的比较分析（见图4），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和平安建设的推进，目前农村社会治安总体较好，偷盗现象少了，老百姓都交口称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非常赞成用村规民约来约束大家的行为，但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并没有真正把村规民约作为社区治理的有效方法进行订立和施行。调查表明：没有经过村民广泛讨论同意并且一以贯之执行的村规民约，群众的遵从认可度偏低。塘约村这一指标得分之所以高，是因为其村规民约的制定经过村民和代表的广泛讨论和参与，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5.社区归属感自豪感责任感的对比分析
对凝聚力指标体系中“社区归属感自豪感责任感”的10项指标（总分20分）分村进行加总计算，所得结果如下：X村9.9分，D村14.12分，塘约村15.37分。
对三个村此项一级指标得分情况的比较分析（见图5），发现：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经济发展前景、社区成员关系等都深切影响到社区群众对居住地的居住意愿和对社区的信心和自豪感。塘约村得分最高，D村次之，X村得分最低且与其他村差距较大，直接反映出村民的社区自豪感和村庄凝聚力较弱。多数群众对改善社区条件、建立良好关系、就近发展经济、丰富精神生活都抱有极大的热情，大多也愿意做出无偿努力，如何整合力量、加强引导、提升凝聚力，这对农村社区来说是一个重要课题。
三、讨论与思考
经过对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的实证分析，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不同农村社区之间凝聚力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也能观察其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农村社区凝聚力建设，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一）重建新型集体经济与共同体价值观
加强农村社区凝聚力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重振乡村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区共同体价值观的重塑。
近些年来，农村社区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呈现出“相对性衰落”，其重要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化。集体经济的缺失使农村基层组织缺少抓手和威信，难以凝聚人心。邓小平讲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实现农村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10}。在当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下大气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一条新型集体经济之路，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话说，就是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新型集体经济之“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晰的产权界定。例如，塘约村通过土地和资产确权的形式，实现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集体财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房屋所有权和小型水利工程产权“七权同确”。在此基础上，通过成立合作社方式逐步实现所有村民田地入股，按照每亩田700元、地500元、坡耕地350元进行折价入股，每500元一股，进行合股联营，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并在确权的过程中明晰并壮大了集体资产。二是市场化分配方式。新型集体经济打破过去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而是以市场化分配为主、兼顾公平，例如，塘约村合作社下辖的农机服务团队，对农业种植进行严格的成本核算，只要技术验收达标，就可以进行绩效考评。超过成本部分的收益，七成归农民个人，三成归合作社（集体）用于扩大生产和再分配，有效地激发了农户的积极性。三是专业化分工。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必须采用符合市场要求的专业化分工，以应对高度复杂、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更好实现抱团取暖以跳出小农难以应对现代市场的规律。塘约村合作社设立专门的营销团队、专家团队、生产团队和农机服务团队，具体负责对接市场、种植研究、产品规划、实施生产等环节并进行制度衔接。塘约村实现了对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的重组，壮大了农村产业和集体经济， 经过几年的发展，从2013年集体经济不足1万元，发展到2014年4万元，2015年80万元，2016年底突破200万元，这在一个自然资源匮乏、以山地农业为主的西部偏远内陆地区实属不易，走出了一条以新型集体经济为支撑的乡村振兴之路，正不断朝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农村集体经济是维系村社共同体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和纽带。一般而言，强集体经济易导致强价值认同，而当集体经济式微，村民共同的利益纽带断裂时，共同的价值认同便会不断弱化。近些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普遍式微导致农村社区共同体价值观不断衰弱，传统乡村的“道义经济”被“理性经济”“个人主义”替代。{11}X村有村民在受访时表示的“没有集体（经济），哪来的集体认同”，说的便是此理。实现乡村振兴，必须重塑乡村共同体价值观和乡村文明，而这与重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密不可分。塘约村的发展道路表明，新型集体经济对重塑乡村共同体价值观和乡村文明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主要表现有：
一是促进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就业，增强价值认同感。当前农村社区价值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由于农村缺乏产业支撑，导致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空心村”“空壳村”现象严重，人都没有了，何谈价值认同？在2013年之前，塘约村村民外出务工现象极为普遍，外出务工人员占到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村庄认同度并不高。但经过这几年的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和集体经济迅速增长，吸引了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村就业，外出务工返村就业比例超过90%，增强了对村社共同体价值的认同感。二是重新连接起社区成员的共同利益纽带，增进了社区成员对村社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塘约村通过村社一体、合股联营，从2014年之前的分散经营，到2015年底70%的土地入股、30%的土地流转，再到2016年底实现了所有农户的全部土地入股合作社，使得村民个体利益与村社共同体利益紧密连接。有受访村民表示，“原来在外面务工是给老板打工，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心情都不一样，能不好好干嘛”“合作社赚的多，自己就赚的多，反过来也一样”。三是较小的贫富差距和较好的扶贫济困促进了乡风文明。贫富差距过大和扶贫济困的缺失容易导致不良乡村风气。塘约村通过新型集体经济，在基于市场化分配方式的基础上，有效兼顾公平，并通过合作社二次分配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同时，注重通过合作社对弱势群体进行照顾，使其感受村社共同体的关怀，有力促进了乡风文明。四是团队合作增进了社区成员的情感和互信。塘约村通过发挥团队和集体优势，实现专业化分工与团队协作相结合，如农机服务团队通过对人力资源要素的重组和优化基础上实行集体协作。
（二）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立足于中国乡土社会传统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共同基础上进行的社会治理创新。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善治目标，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和德治这三种治理手段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其中，自治是关键。推进乡村自治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根植于中国上千年乡村社会的自治传统。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特点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2}。实际上，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逐步形成了以宗族自治为核心的一整套乡村治理体系，与国家正式官僚体系共同构成“双规政治”。在宗族社区中，绝大多数的矛盾、纠纷或其他事务都可以得到解决，而无须找县衙，极大地降低了治理成本使得传统中国的小政府得以实现，并为国家政权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推进乡村自治有其深厚的理论逻辑，根植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实现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关键内容，也是人民当家作主在乡村社会的集中体现。推进乡村自治有着深厚的现实逻辑，根植于三十多年村民自治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村民自治的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各地探索出许多有益经验，农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断完善，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保障。在塘约村，不仅村级自治搞得好，每个村民小组还成立了组委会，由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长组成，发挥参与讨论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的作用，有村民直言“恢复了过去二十多年小组会中断的传统”。村规民约的制定是充分讨论并召开小组会、村民代表会等一致同意通过的。此外，塘约村在道路、水利、公共文化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投工投劳，社区成员参与社会组织程度最高，真正实现了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法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底线。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遵循法治原则、维护法治权威、增强法治意识，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程度。一是任何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活动，乡村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都要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建设和管理，村两委干部和农民的各项行为也必须遵守法律规定。二是应积极通过法治手段推进乡村社会治理。长期以来，由于乡村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特点，法治手段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一直相对薄弱。例如，近些年来农村涌现大量信访难题，一些地方的解决办法习惯于“花钱买平安”，导致“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普遍存在，陷入越维越不稳的维稳怪圈。解决这一难题，必须积极探索运用法治手段，引导农民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健全乡村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机制，保护合法维权行为、依法制止违法闹事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树立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促进良法善治。三是积极培育法治文化，提高农民法治素养，形成自觉尊崇法治维护法治的浓厚氛围。应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法治观念、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形成法治文化，使学法守法用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提供深厚文化滋养。
德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乡贤治理和“无讼”追求深深根植于传统乡土中国，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当前的乡村治理中，应基于乡村熟人社会中较强道德规范和舆论约束的特点，为乡村社会注入道德力量，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和精神面貌。一方面，充分培育和发挥新乡贤的作用。新乡贤是在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下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在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处置农村一些棘手难题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塘约村在土地确权的过程中，村党支部邀请村里德高望重的寨老全程参与，这些寨老对村里三十多年“分田”的历史比较清楚，通过一家一户讨论、丈量、确认等13个程序，历时8个月顺利完成了“七权同确”，在此过程中的纠纷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寨老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发挥村规民约的道德约束作用。在广泛民主基础上村规民约的建构，以及基于一定权威和秩序保障下村规民约的落实，村民的道德约束就易得到强化。而没有一个村规民约的约束，即便传统民风较好，也难以在不断深化的市场化进程中始终保持村民较强的道德水平。这在X村体现就非常明显，这个原本淳朴的传统村落由于缺乏村规民约的规范保障，其民风测评得分最低。而塘约村则刚好相反，正是有了广泛讨论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村规民约，以及在强有力基层党组织的保障实施下，村风民俗有明显好转，农民道德水平明显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
立足乡村社会的传统与现实，采取符合乡村特点的乡村治理方式，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德治三种治理方式，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消化矛盾”，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形成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目标。
（三）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
分析影响农村社区凝聚力和乡村振兴水平因素的过程，也是不断探寻更为深层和关键变量的过程。农村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管护谁来承接？新型集体经济谁去推动发展？社区共同体价值观的重塑谁来完成？分散在农村社区的各种力量和要素谁去组织动员整合？所有这些问题都共同指向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的领导核心，是直接决定农村社区建设和凝聚力水平乃至乡村振兴状况的最关键变量。一般来说，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坚强有力，能够有效团结凝聚群众干事创业，社区凝聚力水平就高；反之，农村社区党组织软弱涣散，无法团结群众，无力谋求发展，社区凝聚力水平就低。可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组织保证，很大程度上决定乡村振兴的达标程度和实现水平。
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组织力发挥关键作用。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推进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乡村社会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作用，即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村民及其代表等共同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特别是将农村社区的党员和群众有效动员和组织起来，在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强化主体性作用和共同体意识。
如何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一是增强组织战斗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关键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和有战斗力的班子。例如，塘约村村支书就有力地凝聚起村两委干部和党员群众，村两委班子实现三级考评制度，班子成员每年考评满分100分，日常工作考评占50%，村干部相互打分占20%，11个村民组小组长打分占10%，剩下的所有农户打分占20%，且最终得分要向全村进行公示，并与每个班子成员的补贴直接挂钩，大大提高了塘约村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二是激发组织活力，激活党员内生动力。村民小组除了有组委会，还成立了党小组，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协助党小组成员开展工作，并监督组委会的工作，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的低保评定、危房改造等过程中是否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同时，对党员进行积分制管理。每个党员每年满分120分，每个月10分，组委会管理党员记分册，每个月对党员进行打分并说明分值理由，同时每个月所有党员的分数必须进行公示，极大地增强了普通党员的荣誉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内生动力得到激发。三是提升组织号召力和凝聚力。塘约党组织带领党员干部投身乡村振兴的建设中，最初合作社成立时由于缺乏资金，村两委干部勇于担当，通过个人贷款、风险自担的形式为合作社筹集资金用于村社发展并取得良好效益，在党组织的领导动员组织下，从原来的分散单干到部分流转、部分入股再到所有农户所有土地合股联营，塘约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在党员群众的支持下不断增强，展现出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推进乡村振兴，建成凝聚力强的农村社区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凝聚乡村多方合力，汇聚强大精神力量，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根本保障和有力支撑。
作者简介：陶元浩，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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