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中国农村家户制的不同特点，分析家户结构是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突破口。现代社会环境中，中国农村家户开始呈现结构规模缩小、人情关系淡化以及经济结构专业化的特点。要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就必须在尊重农民理性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当前农村家户制特点，利用其优点形成合力，针对其重点问题实现突破。
关键词:农村；家户特征；成因分析；反作用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历史中，家户始终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以强大的习俗为支撑的完整的家庭制度和以强大的国家行政为支撑的完整的户籍制度共同构成的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或本源型传统”。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打破了中国农村家户制的结构，但随之而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又促使农村家户制得以回归。家户制仍然是现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结构形式，但较之传统农村社会，现代农村家户制具有明显的不同。
一、小农经济形态下的中国农村家户制传统
自古以来，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构成主体，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社会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小农经济支撑中国传统社会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农村家户制结构也成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构成形式。自给自足的家庭单元构成了整个传统社会的牢固根基，家户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根本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以家户为单元的税收支撑着国家财政的运行；二是以家户为基础的征役维持着国家的安全防卫；三是家户内部严格的等级关系以及自我管理是国家政治统治秩序实现的基础。可以说，家户是传统中国经济、军事与政治统治力量再生的最小单元。总体来看，传统中国农村家户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农业生产是家户制经济的根本
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稳定不仅是政治安定的前提，而且是家户制经济的支柱。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务农收入是家户经济得以维系的主要来源，农业尤其以粮食种植为主业，遇丰年则家户富足，遇灾年则家有饿殍。“以农为本”的政治思想不仅在于农业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来源，还在于农业为家户提供了赖以生活的经济来源，为国家稳定奠定了基础。
传统中国社会土地实行私有制，农业种植是整个家户生存的依靠，即使经商而富的大家族仍大量购进土地作为不动产，以农业为根本。“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出现的依据在于农业活动将全国多数人口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可以有效地维护家户稳定，降低流动性，便于帝国统治。农业种植是家与国联系最为紧密的方面，除去交粮纳税、抗旱救灾，国家与农村社会基本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国家的强大机器并没有深入乡村内部，农业收成是一家一户关注的核心，砂砾般零散的家户构成了帝国的根基，因而十分的散漫而不牢固。
（二）家户制结构是以一核心家庭扩大而形成的庞大体系并有一套严格的等级秩序
受生产工具、技术等的束缚，小农经济收入的增加只能依靠劳动力的不断投入，因而劳动力是家族富裕的重要保障，“多子多福”的观念与国家的税收政策、劳动力的重要性不无关系。传统农村生活成本极低，维持温饱即是美好生活的标准，多生养意味着有充足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维持全家的温饱，因而，传统中国家户结构是一个人口庞大的体系，在这个庞大体系中，始终有一个核心家庭作为整个家户体系的中心。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而中国传统结构的差序格局具有一种伸缩能力，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家户经济状态越好，家族体系愈庞大，社会关系网络也越长。无论家族大小，辈分最高的男性大家长是整个家族的绝对权威，血缘关系将同一血脉的小家连成一条纽带，多个家庭构成家族，以夫妻关系组成的小家基本消融于更为庞大的家族内部，宗族权威具有无限权力。
家族统治的秩序则是一套围绕那个核心家庭而展开的具有严格等级的制度，即宗法制。在宗法制下核心家庭的家长也是家户的大家长，掌握着家户的财政及话语权，夫妻构成的小家只是家户体系的一个小小分支，全然接受宗法制度的约束。层层等级的严格秩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结构体系，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庞大的家户结构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按照与职位相对应的行为标准按部就班地生活。家户是一个巨大的结构体系，而单独个人仅是这个体系中的小结点。
二、中国农村家户制的时代特征
受传统社会条件的限制，小农经济状态下农村家户制保持着稳定形态。进入当代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传统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确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农村的家户制结构开始呈现新的特点。
（一）农村家户结构规模缩小并呈现双核或多核心形态
新中国建立以来，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生活成本的上升，人口数量的扩张速度已经大幅降低。农村作为相对落后地区，人口数量虽未达到城市缩减效率，但相较于传统中国，家户人口的规模着实缩小了很多。此外，户籍制度建立以后，大部分农村子女成婚后便脱离原来的家庭结构另立门户，家户范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收缩。家户结构以三代以内作为主要构成部分并各自以子女数量及婚否情况呈现出双核或多核状态，家长所在的核心家庭不再是家族的唯一中心，开始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独自掌管家户各项管理权利，当代农村家户结构呈现出小规模、多核心并存的形态。此外，与中国经济腾飞如影随形，农村开始出现空心化、留守儿童等问题，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大量的隔代或常年残缺的家庭结构。
（二）农村家户之间血缘关系松动人情趋于冷漠
农村经过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开始进入问题暴露期，“三农”问题早已成为国家工作的重点内容，中国农民理性创造了中国奇迹，而现今农民的某些理性却也在制造一些问题，其中经济理性是最为突出的一点。经济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生产水平的提高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开始走出农村，奔赴全国各地争取更好的收入，时间、空间距离阻隔了感情的培养、传递，农村社会的家户之间开始变得冷漠而缺少温情。“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进一步变动是在少生和独生现象相对普遍的环境下进行的，家庭可资利用的成员关系资源也在缩小。”家户结构的缩小，血缘脉络延伸变短，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风气也因农村社会的不断开放而蔓延，人情功效在利益面前逐渐减弱，“分”的特征在农村家户制中越来越突出，互助合作的范围由宗族开始逐渐缩小至核心家庭以内。
（三）农村家户经济结构中农业的地位开始走向衰落且农工商职业分类日益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由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收入预期的巨大差距不断吸引农民游离出世居的村落进入城市谋求更高的经济收入。2015年笔者曾进入广西山区开展过一次调研，该地区属于传统农业种植区，而调查结果却显示大部分村民务工收入占据了家户收入的最高比例，农业早已沦落至家户经济的附属地位。农村家户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与农业收入相比，现今外出务工的劳动报酬占农村家庭收入结构的比率正在不断上升，而且越是偏远地区这种特征越是明显，农业种植在家户经济收入中的地位开始呈现衰落的趋势。与农业在家户经济结构中的衰落地位相伴随，农村家户主收入呈现出几种明确的差异类型，概括为务工型、土地承包型、商业经营型、混合型，其中尤其以务工型与土地承包型居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工商活动空间日益放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对农村的辐射作用也在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家户经济收入专业分化越来越明显。
三、当前中国农村家户制特征的成因分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现代农村家户制特点的形成得益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但归结起来以下几个方面是主要的。
（一）农民理性的现实驱动
农民理性的现实驱动是现代家户制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农民是拥有完全理性的行为主体，会根据社会的整体环境做出最有利的行为选择。农民是农村家户构成的主体，也是家户行动的主体，农村家户的最终形态只决定于农民的微观个人行为状态，而行为是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理性起着最终支配作用。人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农村家户制的特点是在农民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综合驱动下促成的。
传统农村社会农民同样具有理性，而农民也是在传统技术状态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利可图的生产机会和资源的人，是贫穷而有效率的，是理性的经济人。具有同样理性的农民构成全然不同的家户制类型，其关键在于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存在根本区别。其一，在生存理性驱动下，面对子女上学、结婚买房等各方面的生活压力，农业种植收入实际难以为现实支出买单，因而只能抛弃农业生计而进城务工，这也是大部分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原因。其二，农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与的主体之一，作为参与者，农民从来都具有“经济人”理性，能够对各种可行方案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选择出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那种方案，是“很会盘算的”理性经济人。相对于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出卖劳动力显然更合算，既不需要任何成本、不承担任何经济风险还具有更高的收入预期。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是农村家户经济中农业地位衰落的根本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督促农村家户特点进一步改变的原因即是农民的社会理性。城市生活的价值观念、精神理念伴随着农民工进城以及电视、网络的普及开始渗入农村社会，不断吸引农民接受城市理念，不仅农民的生育观念、教育理念愈来愈接近城市，甚至宁愿忍受现实的某些不顺而追求城市文明。与此相伴随，传统农村社会原本浓浓的人情味、剪不断的血脉联系也开始逐渐变淡，并蒙上了功利的色彩。总而言之，现代农村社会家户特点的形成主要是农民理性作用的结果。
（二）国家政策环境因素
国家政策环境是现代农村家户特点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家户作为国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形态必然受到整个国家政策环境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打破了农村原有的家户样态，家户不仅呈现极不稳定的特点而且一度失去了相当部分功能，强行政政策能够对家户产生最为激烈而迅速的塑造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公社模式彻底瓦解，村民委员会取而代之成为国家政策在农村社会贯彻的执行机构，国家政策权力从未真正离开过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的建立是造成农村家户结构缩小最为直接的因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经济政策的实施，则是农民能够游离出土地且实现收入类型多样化的先决条件，家户经济结构因此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家户间血缘关系的松动也是国家政策刺激农村社会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后遗症”，国家政策对农村社会的开发在促进经济、社会、文化进步的同时，也一定程度造成了农村社会家户之间的隔离。一方面国家各项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闭塞的农村环境被打破，不仅农村内部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而且外来价值理念也开始充斥农村社会，人情关系开始逐渐退出农村社会，家户之间农忙时的互帮互助正在逐步演变为雇佣关系，互惠理性正在淡化，代之以市场经济理性。另一方面，在现今国家政策环境下，农民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农村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一般不会选择留守村庄，长期时空隔离阻碍了感情的建立与延续，家户间人情关系的冷淡是国家政策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一种顺应结果。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现代农村家户特点形成的直接原因。传统中国农村家户特点之所以几千年时间未发生大的变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形态的相对稳定。农业生产是市场三大产业之一，家户作为农业生产的理性单元必然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经济结构，面对市场的种种特征家户做出相应反应。市场环境下农村家户特征所受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来自主观价值层面的改变，市场经济容易滋生利己主义观念，市场中人们更愿意用既得利益而非人情来衡量行为的价值；其二来自客观条件的影响，在市场提供的相对自由的经济环境中，农民更容易根据自己的能力合理规划家户经济结构。现代农村家户特征的变迁是与市场经济逐渐深入相伴随的，市场是除国家政策以外对农村社会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一个要素，多数国家政策对农村家户的影响要通过不同的实施对象而间接发挥作用，相比之下市场经济对家户特征的塑造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
总而言之，现代农村社会家户的特征是与社会变迁相一致的，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农村家户也会发生相应改变，我们只能对某一阶段的农村家户特点做出阶段性总结。
四、农村家户制发展的社会影响
家户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农村家户的模式特征又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持续的刺激作用，家户与社会就是在这种刺激与反刺激的作用中共同进步。现代农村家户特征是社会各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反之家户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大方面。
（一）推动农村经济形态的变迁并加速城镇化进程
家户特征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得益于两点：一方面，伴随着农业种植在家户经济中地位的衰落，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大量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农村不仅开始出现部分土地被抛荒的情况，而且家户经济的这种特征还推动了农地的集中。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农地使用权交给农民个人，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农户之间自由的转让、出租，在这种背景下，外出务工、弃农经商的农民将土地以低廉价格承包给愿意耕种者，土地开始集中，部分农村土地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化经营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农地的集中多以亲属、邻里及同村人间的横向流动为主，以家庭为核心的土地经营规模一般较小。家户是一个生产经营单元，家户结构缩小而经营规模扩大必然需要借助外力的帮扶，人情关系的冷漠使得亲属、邻里间的互助、合作行为日益稀少，因而家户经营生产开始不得不借助于雇佣劳动或机械化生产方式，市场生产关系不断出现在农村经济生产中。经济形态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外力的激励作用可能是必要的，但内发动力是根本的。土地经营是农村经济形态的“根”，家户经济结构的变动有利于农地的规模化经营，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形态的缓慢变迁。另一方面，农业在家户经济地位的下降有利于促进农村工农商职业分类，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农村家户主要经济类型的多样化强化了农村经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复杂程度的加深不仅有利于增强农村经济的稳定性，而且能够产生聚合效应，实现多种经济的共同增长，经济的发展带动小城镇数量的增加，城镇化速度加快。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逐渐放缓，国家行政权力收缩至乡镇一级，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农村社区更是一个自由散漫的社会空间，作为理性行为主体的农民，面对日益增加的“货币压力”开始向城市转移，而规模缩小的家户更容易实现地区间转移，一旦家庭成员在城市扎稳脚跟，尤其是年轻一代家庭就会举家搬迁，家户结构的缩小降低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现实阻力，加速了城市化步伐。
（二）打破了传统权威秩序并开始重构村庄治理体系
一方面，家户结构的缩小及人情的冷漠化趋势正在逐渐消解传统约束力量，村庄利益分化日益明显，矛盾纠纷化解难度加大。传统农村社会的家族大家长、村约民俗、宗族权威对农村社会公共秩序的维系有着极强的约束力。进入21世纪以来，家户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正因各种原因而逐渐趋于淡化，家户单位也越分越小，宗族意识、家族观念趋于消退，传统农村社会治理只需与家族大家长搞好关系即可。20世纪80年代农村社会治理开始借助于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是向家户自治传统的复归，实际上是以家户为基础的自治，村委会正式直接面对日益分化、数量众多的家户，利益纠纷更多，利益分化也更加突出，家户之间却因为人情关系的淡化，传统权威丧失，家户矛盾依靠传统力量不再容易化解，问题解决的难度也更大。此外，农业地位衰落，人员流动数量的增加打破了乡村封闭隔离的状态，原有的社区认同伴随着开放状态的扩张也正在逐渐解体，现今中国农村政治处于传统权威消减而新的治理体系尚未完善的阶段。另一方面，推动了村庄治理体系的重构。家户结构缩小，人情关系淡化促使传统宗族、权威力量式微，村庄权力主体被重新洗牌，虽然家户经济中农业主体地位逐渐丧失导致外流人员数量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空心村、留守问题层出不穷，但不可否认，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涌现出大量率先致富的经济能人，传统权威、经济能人、政治精英等多元主体开始广泛参与村庄治理，权力结构复杂程度加深，农村治理体系正处于重新构建之中。
（三）推动农村社会文明的消退及现代文明价值观念的散播
传统小农经济形态下，中国农民普遍具有小农意识，其思想特点是保守主义的、个体的、封闭的，同时也具有软弱性，只要不危及生存，农民一般不选择群起反抗。进入现代社会，伴随家户结构缩小，经济收入来源扩展，农村不仅人地矛盾问题有所缓解，社会的生存压力也大大减轻，农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满足。电视、电话、网络大规模进入农村，信息化传播技术的改进以及农村社会封闭状态的打破，现代社会文明开始涌入农村社会领域，农民思想的保守、封闭性逐渐消退，农民不再是社会的软弱阶层，开始逐渐形成本阶级独特的利益诉求，农村原有的习俗、观念、惯例也不断遭受新社会文明的洗礼，现今仅有少数传统农村社会文明被保留下来。现代农村社会文明正处于传统与现代混合共存的阶段，而在两者的博弈过程中，现代社会文明力量正在迅速增强，传统的小农意识文明力量逐渐减弱。
此外，“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地盘的扩展，同时也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张——它把农村生活方式视为‘前现代的’或‘落后的’，并试图取代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伴随农村家户特征的变迁，农村生活方式早已发生深刻变革，农村与城市社会文明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两种文明轨道逐渐趋于合并。
五、结论
家是中国一切社会活动的起点，家户形态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改变，特定的社会环境塑造特殊的家户状态，一个时代的家户特点又在推动社会的前进。不管历史如何演变，家户是我们解读社会的根本着眼点。现代中国农村家户特征的形成，有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影响的作用，更有中国农民理性的影子。无论何时，中国农民身上都带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特征。理解中国社会离不开对农民这个大群体的剖析，而要认识中国农民，就必须慎重解读家户这个核心概念，中国农村社会的改革也应在充分尊重农民理性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现代农村家户特点，利用家户优点形成合力，针对突出问题实现重点突破。
原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128-133页
作者简介：孙宏伟，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唐京华，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学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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