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非常高兴来到我们自己的大学，我也是这里的潇湘学者。首先要为我们院取得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而感到庆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学科，我参加了论证，十多年前我们在延安论证，使这个学科作为一个一级学科独立出来。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来要把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门类，因为它太重要了。后来主要是考虑到循序渐进，才由过去一个二级学科提升到一级学科，逐渐地发展。在延安论证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是在延安窑洞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在延安论证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得非常迅速，我们院这个学科的定位逐步地在提高。马克思主义这个学科发展迅速非常重要，这个学科不做好可能就会出大问题，一般的学科可能做不好是出一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科做不好会出大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欧，产生在工业国家。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90%以上的农业国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生根开花，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课题。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也没有碰到这样的难题，中国共产党要解答这道难题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有过沉重的代价。
今年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但是40周年之前的20年即1958年我国产生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个大的实验，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在一个东方的中国农业社会的一场大的实验。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出现了大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了相当数量的人口。这就是沉重的代价。其他学科出了一点问题还不至于有这么大规模的损失，马克思主义这个学科弄不好就会出现全局性的挫折。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正因为有了农村改革，一举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才有了今天这种局面。今天大家都比较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但是要跟美国这个头号国家对决还是要有资格的。我们现在能够和美国对话、对决的资格，那么这个资格的底气从哪里来？也是因为农村改革这几十年积累的底气。
为什么要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因为，这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就引出来了今天我的题目：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与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的参照。
1958年我们有过一场共产主义的大实验，建立起来人民公社制度，1978年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接下来就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制度。农村改革之初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回到了原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制度）。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为什么要回去？回到哪里去？同时我们要面临新的问题。我们知道农村改革的标杆是小岗村，但小岗一夜之间脱贫，30年没有能够致富。这也是我们当今农业面临的严峻问题。现在中美贸易最大的短板一个是最高端的芯片，一个是最基础的粮食。这是我们在世界竞争当中的两个弱项。我们的农产品满足了国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在世界上没有竞争力。这就给我们提出来一个严峻问题，就是包转到户以后的家户生产还有没有声音？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究竟怎么走？中国为什么要回到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制度？这要向传统去寻找答案。
历史传统为何重要
中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传统，美国到现在立国也才200多年。但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主要是农业文明。美国的历史短，没有农业文明史。所以中美是世界上差异性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有漫长的农业文明史，一个基本上没有农业文明史。所以美国经常对中国产生认识上的偏差。
在上世纪40年代，国共两党之争，最后美国因支持国民党失去了中国，他们当时就反省为什么美国失去了中国？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汉学家叫做费正清，大家一定要读读他的书。他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与中国》，在这本书里面他讲美国人和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失误，就是他们只看到了中国现代城市表面的繁荣，而没有看到这个表面繁荣背后有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正因为判断失误所以朝鲜战争美国又出现了偏差。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战争。
对美国来说，打不赢就算输。美国一个将军到现在还一直不服气，他说不是美国人打仗不行，而是中国人打仗不讲规矩。好不容易打了一场战要休息一下，刚钻进睡袋里面，中国军队来了，叫打什么夜战。打了一个星期战，死了那么多人，要“做礼拜”，刚跟上帝在祷告的时候，中国军队来了，叫星期日、礼拜日战役。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的军队是什么组成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农民组成，农民的时间、空间观和工业国家不同。农民只有农忙农闲，农忙的时候没有白天黑夜，没有礼拜六、礼拜天。中国军队只要打得赢，管它白天黑夜。所以美国人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就在于不了解中国是一个农民中国。
今年又爆发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偏差。今年2月，美国著名的杂志《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文章《重新评估北京》，核心还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是通过农民工创造了、生产了巨额的廉价产品。当时美国打开了大门，没想到中国这么廉价的产品蜂拥而去，现在感觉吃亏了。美国人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根在哪。中国的根在农村。
中国的传统主要是农业文明，这是中国的根。我们要创造新的世界，首先要充分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因为传统像人体基因，具有重复性和可复制性。中华民族没有战争的基因和高度重视历史传统对当下的制约和影响。这个传统没有办法消灭也很难做最彻底的决断。所以我们对传统的定义，是能否对当今甚至未来发生影响的价值、行为和规范以及相关的历史条件。传统是过去发生的，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构成了传统。这里给的传统的定义是只能够对当今产生影响。所以对传统要加以分类。一个是本源性传统，这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也就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历史本体。第二个是自行性传统。这些传统对当下会产生影响，但是不会具有基础性作用。第三个派生性的。由历史传统再派生出来的，即本源性传统派生出来的。在中国农村历史当中，1958年曾出现过农民公社，这是嵌入到中国历史当中的一个小传统，后来我们实行“包产到户”，它是对小传统的否定，对大传统的衔接，也就是本源性传统的延续。
因为农民公社在某种程度上是学习苏联的集体农庄，这就涉及到对东方的认识。我们过去把东西方分为二元世界，没有注意到在东方内部和西方内部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超越东西方之间的差距。我们只有了解这种差异，特别是本源性传统的差异才能够发现中国特色。
最近几年我反复在研究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特色？我认为一定要理解中国底色。没有底色就无所谓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难题是我们是农业国家，这就是底色。我们正是立足于这个底色，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道路，就形成了特色。这些年来我们把中国特色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甚至随地吐痰也认为是中国特色。这是对中国特色一种太简单化的理解。不了解中国底色就无法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这个底色要了解清楚不那么容易。可以说到现在我们的认识还是有限的，正是因为这个认识的有限性使我们在进行社会改造的时候理论严重准备不足。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大概意思是哲学家们以各种方式来解释世界，但是重要的是改变世界。马克思这句话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空谈家，要改造世界。但是，在改造世界之前一定要很好地解释世界，正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解释世界，所以导致改造世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现在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人类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建设，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学科的发展，我们就无法去正确的解释世界，就很难产生改变世界的巨大理论力量。
为什么马克思说俄国能跨越“卡夫丁峡谷”
首先要回顾一下两种东方传统。自从工业文明在西方产生以后，非西方国家就面临着一个普遍性问题：是西化还是固守传统的本土？这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一个普遍性问题。俄国可以说是最早面临方向选择的国家。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非西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著名的判断。马克思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呢？就在于他晚年时期，由于人类学的发现，人们重新关注到，古老的村社制度，西方已经消失了，但是俄国长久地保留了下来。村社制度有五种类型，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强调整体性、一元性、一致性。因为它产生于古老的原始社会解体的时候，能够一直保留下来是因为俄国气候寒冷，人们生活在一个个与外部隔绝的村社当中。这就是俄国人的基本底色，号称为“俄罗斯精神”。所以俄国要搞土地私有化很难，因为背离了俄国的历史传统，谁要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大体的特点是，土地公有、土地定期重分、国家赋税以村庄为单位承担、劳动组合、共同管理、平均主义、集体主义。这是俄国村社的基本传统，总结起来就是两个：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俄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深受村社传统的影响。
我们过去不了解俄国，只看到了它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俄国的村社传统内在的一些个性，比如说俄国村社制度是绝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个和我们的传统不一样。它是不提倡勤劳的，而且对少数人勤劳进行打击，我们最近看翻译过来的文献，其中有一项规定，如果哪个人礼拜天去劳动了，要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斗争他。这是我们很不能理解的，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是最勤劳的。
后来苏联解体了，我到俄国去了两次，第二次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中途跑回来了。为什么呢？没饭吃。他们有两套住房，一到礼拜六、礼拜天所有的商家都关门了，大家都到郊区度假去了，城市没有饭吃，所以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传统的力量有多强大？到现在俄国人做事都是慢吞吞的。这是俄国人的特性，他们不讲究效率，如果谁讲究效率、谁勤劳，就有可能打破平衡，村社就可能因为个体的勤劳而解体。
俄国人一定要形成一个集体才强大，一定要有一个大家长把这个集体维护起来才有地位。现在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我们的广东省。普京当总统的时候说要还俄国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个诺言兑现不了。但是普京的威望很高，他是民选出来的。俄国一定要有普京这样的大家长才能撑得住，他们宁愿贫穷也不要使社会分化，宁要公平不要效率，这就是俄国的精神。所以俄国的村社从原始社会一直到19世纪都没有解体，后来他们实行集体农庄，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传统，具有共有、共建、共享、共管的原始共产主义特性。马克思说俄国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预言应该说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这是因为，在无数个村社制上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专制权力，国家牢牢地控制住一个个村社，把村社的人变为农奴，并且除了村社制度以外他们还有“农奴制度”。所谓“农奴制度”就是农民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他们不能随便离开村社，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俄国的户籍制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我到俄国去的时候，下了飞机以后第一站是到派出所登记身份，这可以看出他们的户籍管理的严格。正是俄国严格的户籍制管理把农民牢牢地限制住了。
村社制和农奴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农奴也就无所谓村社，因为人都跑了，村社就空了。但是俄国面对西方工业化的崛起以后，也看到了工业化的威力，彼得大帝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他要向西方学习。俄国的国徽是一个双头鹰，一个头向东，一个头向西。当他们要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头向西，所以彼得大帝把首都搬到圣彼得堡去接近欧洲，当他们面对西方的压力时候，头马上朝向东，去寻找自己的根基，东方的根基。所以俄国的社会始终是二元社会，民主专制、自由奴役，始终处在二元的摇摆当中。但是他们最根本性的传统还是东方的传统，保留了村社制度、农奴制度。
为什么印度很难产生共产主义
再看一下印度。印度也是实行村社制度，这个村社制度和俄国大体相似，但是和俄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印度有“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也是带有奴役性质的，就是世世代代只能从事卑贱的职业。在印度为什么很难产生共产主义？印度有过共产党，共产党在喀拉拉邦还执政了。很多人到喀拉拉邦去寻找共产主义的样本。结果发现此共产主义和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大大不同。为什么不同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是因为生产资料占有不同而产生的经济地位不同的社会集团，所以才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印度无法形成阶级，因为他们的种姓根深蒂固。某一个种姓的人永远无法和高种姓的人形成一个平等的阶级。种姓制度使印度的民性更具有奴役性。马克思当年讲到为什么英国依靠东印度公司敲开了印度大门，把一个相当于欧洲的印度一下殖民化了？就在于东印度公司掌握了开启印度国门的一把钥匙，即村社制度和种姓制度，这是根本。
在村社制度和种姓制度下，印度的国民不管谁当权都没有关系，只要村社制度在，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保障就行了。所以无论是英国来还是其他国家来都没有关系，无非就是交税，谁来都是交税，他们没有什么反抗精神。印度反殖民地斗争的领袖是甘地，甘地的口号是 “非暴力”。他提出这个口号是有根据的，因为印度人没有很强的斗争反抗精神。有人说这次世界杯只是一半世界的人在玩，另一半世界的人没有玩，一个是中国、一个印度，这两个国家人口就占了世界上一半人口。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希望中国足球能拿到世界冠军。印度人连这个梦都没有，这就是他们的国民精神，他们不跟别人玩具有竞争性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评论印度民族是表现不出任何的伟大首创精神的。
中国道路的起点是什么
和周边两个大国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很早就摆脱和超越了村社制度。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个体家户构成的制度，这就是毛主席说过的“两千年皆秦制”。过去我们对“秦制”有一个认识偏差，以为只是秦始皇帝制。其实两千年的秦制有三大制度，第一大制度当然就是帝王制度。第二大制度是郡县官僚制度。第三大制度就是个体家户制度。这三大制度是三位一体的。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帝制，但是郡县制度延续下来了，家户制度也延续下来了。我们过去对中国的理解是有限的。比如我们过去认识中国是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后来认识中国是历史文献中的中国，从《资治通鉴》《史记》中认识中国，现在我们开始注意到地方碑刻上的中国。但是一直没有关注到调查中的中国，也就是我们没有理解中国的底色和底层。
中国的底色和底层是家户制度，即中国的村落是一家一户聚集而成的，这个一家一户往往是一个姓繁衍下来的。所以中国的村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都是由一个姓氏来命名的。识别中国人一定要注意到去识别他的姓名，识别他的村名。中国过去取名字有讲究的。中国古代人取名字一定会取一个“富贵”，很少取“张大富”、“李大富”、“王大富”，而一定是“王富贵”、“李富贵”、“张富贵”，为什么这样取呢？因为“富”使人眩目，“贵”才能使人尊重。中国的村名也是很有讲究的，都以姓为标识。我们认识社会要注意到外在的形象化，南方的村往往是“李家湾”“张家村”，北方的是寨、庄比较多，中国最大的庄是石家庄，都是以姓为标识的，这就是中国的特点。日本的姓名有什么特点？日本人的名字是特别土气，因为日本的平民是长期没有名字的，只有贵族才能有名字，直到明治维新的时候国家才有了户口，登记户口就要取名字，要取名字的时候来不及，见到什么就取什么。比如原来有一个首相叫小泉，就是看到一个小河流，就叫“小泉”，有的甚至来不及取名字了，就取一个“太郎”“二郎”“四郎”。今天的日本首相是安倍，这个名字就是贵族出身，没有泥土气息。俄罗斯的总理是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的俄文名字是什么？“熊”。俄国人很多的名字都是带有很多原始的动物，因为他们是一个“战斗民族”。中国的姓氏标识着中国家户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是一家一户构成，所有人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都有自己的户口。无论是地主还是一般的农民，都是国家的平等的百姓。我们知道西方有领主，中国有地主。西方的领主和中国“地主”一字之差，但是含义有很大的区别。领主不光是领有土地，还要领有人口，人口是依附于领主的。所以西方有一种古老的很野蛮的制度叫做“初夜权”。而中国的地主只占有地，不占有人口，绝对不拥有“初夜权”。
因此，在中国古代，中国人是自由的，西方人是受奴役的。正因为他们受奴役才有了自由主义的呼吁。自由主义不是产生于西方，他们早期是没有自由的，所以他们呼唤自由。中国很早就有了独立自由，只是这个自由是相对横向的自由，就是对地主和农民之间是自由的，是横向的左右，而不是纵向的自由。而且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强调民众对政府的纵向自由，这是另外一回事，这叫现代自由。也就是在传统古代社会中国人是自由的，我们不要把自由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奉送给西方人。
中国人的村庄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只是财产上的区别而没有人身的依附，雇佣关系是经济关系。所以说自由独立的小农家庭，是中国中流社会的内核，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中国的家户制和俄国的村社制、印度的村社制最大的不同是它表现出个体的独立性。不理解这个本源性传统，中国特色很可能就是他国特色，中国道路很可能就是别国道路。因此，我们在寻找中国道路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中国道路的起点是什么。
中国为什么要回到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制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理想信念、科学理论，但是要把这种科学理论转换为现实的力量，还得要寻找中国的底色、根基、源头。为什么辛辛苦苦30年还得要回到解放前呢？（回到原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制度）这是一种历史规律，但是它不是简单的回去，只是经营方式回去了。我们的经营方式有着数千年家户经营的传统。
那么这个家户经营是怎么来的呢？第一个是资源禀赋。中国是特别适合于农耕生产的国家。俄国的气候特点是极度寒冷。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和后来的希特勒只要打到俄国去了都出不来了，冷得受不了。印度的气候是什么特点呢？极热。武汉的天气是火炉，长沙也是火炉，但是和印度相比，那我们简直是太幸福了。极端气温使一个人必须牢牢地在一个群体里面生活。而我们中国的气候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生产的。
第二个是财产继承权。在我们中国，一个家庭延续下来，特别强调财产分割，诸子均分，同一父母所生，同一祖宗的子孙特别强调财产均分。祖宗赋予了后代同样的资格、地位、权力、身份。所以我们在大调查当中都会发现，一母所生的都要平等。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能够落地呢？因为是有它的土壤的，这就是财产均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率先生长呢？他们实行长子继承制，具有排他性。我们中国这种诸子均分使每个人都能平等的继承财产，除了女性以外。但是这种诸子均分制度会变为一个一个的小家庭，一个大家庭不断地裂变为一个一个小家庭，所以中国要到一定时期一定会分家。俄国的村社制度中，土地是公有的，就不存在继承土地问题，印度实行种姓制度，根本无财产可继承。所以他们都高度依赖家庭，高度依赖村社。
第三个是税收制度。中国为什么要编制户籍？就是因为要收税。在中国，“家”是基本的社会单位，“户”是政治单位。印度和俄国以村社为纳税单位，如果穷的家户收不起税，可以要富的村里面代支，所以老百姓高度依赖村社。正是因为我们这种生产方式也形成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特别强，以男性的姓氏为正宗，人生的使命在于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俄国人发家是不可能的，印度的种姓制度下，世世代代都做同样的事情，也不可能发家。中国大量的老百姓的一些谚语都可以看出来家户的特征，如“各扫自家门前雪”，老百姓所有的行为都是从“自家”开始。这种行为方式有它的好处，即调动生产积极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家户的生产和家户的收获是连为一体的，就是我生产了产品，我自己这一家就可以获得这个产品，没有中间环节。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不得不去尽可能挖掘潜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所以中国农民的勤劳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
家户生产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不要外部监督。工业化生产一定要有外部监督的，集体化生产也需要外部监督，因为有人勤劳就有人偷懒，需要外部监督。但是一个家庭生产不需要外部监督，如果偷懒的话是给自己偷懒，最后没有吃的。所以我们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最灿烂的农业文明，依靠的是家庭。
为什么后来要走集体化的道路呢？因为家户生产也有问题。一个是会促进社会分化。同一个家庭里面几个孩子分了同样的田地，但是由于经营、天灾人祸等问题，也会穷的穷、富的富。第二个是缺乏社会保障。印度和俄国的村社制还可以给穷人提供一定的保障。中国因为缺乏这个村社保障也没有国家保障，一旦家庭破散就走投无路。所以20世纪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小农经济多重困境叠加的一个世纪。一重困境是我们两千年王朝的规律。即人多地少，人口不断增多，土地越来越少。第二个困境就是城市化发展。中国的城市化不是由于农业内部积累带来的城市化，而是汲取农业的资源造成的城市化。城市抽空了农村的“血”。几重危机叠加使得小农经济在20世纪特别地困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农家的毛泽东深知农民的悲惨命运，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但是这个路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走这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当时要向苏联学习。苏联的村社制和后来的集体农庄制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在于能够给贫穷农民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说家户制是有分化的效益和缺乏保障的情况，村社制是没有效益的平均和有保障的带动，这就有了区别。
当然，中国的贫穷还有一些宏观问题，就是国家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农民受到了双重的剥夺，一个是地主的剥削，二是皇帝、官僚系统。中国农民造反起义的规模世界最大，也最频繁，就是因为剥削力太高。但是我们寻找新的发展道路过程当中，只看到了家户制的弊端而忽略了它的长处。我们把土地分割给农民，实际上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对土地改革是非常拥护的。所以杜润生先生（农村改革之父）讲了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拥护共产党。土地在改革在中国是一个政治改革，不是经济改革。就是国家通过获得政权取得土地，然后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对政权拥护。但是我们又要防止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带来的社会分化，所以要寻找一种新的体制，这就是“公社”体制。而“公社”体制最大好处是便于国家从农民那里获得廉价的农产品。中国的工业化和公社化是连为一体的，因为工业化最初的积累要从农民那里来。怎么样从农民手中来？“公社”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另外，“公社”在对弱者的保护方面还是有成效的，但是它的严重后果是农民个体的自主地位下降了。从“人民公社”体制一开始就有了“包产到户”的要求。20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包产到户沉浮录》。小岗村并不是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在它之前曾经有三次，只是小岗村是作为一个标志。所以说中国实行家庭经营是和传统的家户单位这个传统相衔接的。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经营这个体制显示出极大的活力。但是这种家户经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受到严重的挑战。一是仅仅依靠农业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有人说小岗村“一夜之间脱贫，30年没有能够致富”。中国的富村都不是农业村，它是以工致富的村，要以农致富在中国是一道难题。二是出现了社会分化。三是保障问题。我们现在对农村老人的保护，还没达到过去“人民公社”依靠体制性保护的水平。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道路向何处去？这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难题。
中国农业发展道路向何处去
总的来看，我国最近几年农业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家庭经营这个体制还在延续。现在面临着中国未来的农业经营体制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公社”制度，“公社”制度已经被证明缺乏效益。第二条道路是公司道路，有了公司就有了规模经营，没有规模没有效益。我国现在的家庭农业没有世界竞争力是因为我们的规模太小。美国的一个家庭农场起点就是一万亩，我们现在一个村的土地可能就是两三千亩地。五个村的土地才能供一户的农民去种，这就意味着五个村的农民都得转移出来，但是要转移出来很难。这就是中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中国走美国的道路想走也走不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这是在党的代表大会第一次正面肯定了小农集体利益。过去我们一直是否定个体经济的， 包括家庭承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作为权宜之计。邓小平同志曾经讲了两个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家庭承包，第二次飞跃还是要飞跃到集体经济。家庭承包始终是作为权宜之计。党的十九大很重要的提法就是肯定了小农户的历史地位，也就是小农户将在中国存在相当长时间。但是今后的小农户和传统的家户制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是现代家户制。也就是它和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户不一样，是社会化大生产整个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这是现代家户制和传统家户制最大的不同，这是我们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既能够延续传统又适应新的时代发展的一项选择。
特别是南方稻作地区，要实行规模连片生产是很难的。美国一个家庭农场能经营万亩，因为多是旱作地带，而中国要在稻作地区去实行几百亩、几千亩的连片规模经营非常难。所以中国的基本生产单位恐怕还是小农户，但是依赖于专业化的服务。也就是过去我们小农户一家一户完成整个生产环节，而现在把整个生产环节分解，由各个专业性组织来完成。这样就走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道路，既不是美国的大农业道路，也不是俄国的村社的集体化的道路，而是中国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三权分置”实行规模经营，以小农户为基础，和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相衔接的新型发展道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本文系作者于2018年6月在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立德讲堂的专题讲座，中国乡村发现网根据录音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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