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就农业农村发展问题，采访了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于晓华。
中国经济导报：目前，国际农业农村研究学界最关心中国农村什么问题？
于晓华：目前，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和非洲国家最为关注的是中国粮食贸易问题。中国农业无论出口还是进口，对世界影响都很大。例如，中国大量的粮食进口可能导致国际粮价被推高，而非洲超过四成粮食依靠进口，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背后是中国粮食产能和粮食政策问题，最重要的是粮食价格问题。将来中国的粮食产能会怎样，价格政策怎么变动，大家都比较关注。
其次，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国际学界也关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农地现有的使用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农村改革非常大的创新。沿着这个方向做下去，会是诺贝尔奖级的伟大制度创新。
此外，中国农村老龄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农民如何养老，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导报：这个创新相对什么而言?
于晓华：西方国家一般认为产权必须私有化才有效率，但这个判断不适用于中国。中国还有6亿人口在农村，虽然已有1/3的土地在流转，但人均土地规模还是很小，户均不到1公顷，约9～10亩。农业对绝大部分农民来说不是获利手段，而是社会保障手段。一旦市场经济有波动，农民工回到农村还有土地追索权。
在非洲，产权明确私有化的改革实践是失败的。非洲农业土地过去也是传统社区所有制，私有化后，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农民要到产权交易中心等很远的地方提交表格、证明资料，这对农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也给交易机构提供了很多寻租的机会。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因为规模大，制度透明，土地产权交易起来容易。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有能力的人先离开农村。从国际经验看，农户规模两极分化是一个趋势。大农场越来越多，但是小农户也长期大规模存在。受制于历史、制度、资本、技术以及个人能力等因素，这些小农很难在农村外找到很好的就业机会，也很难扩大生产规模。如何在农业政策制定过程中保护小农的利益，让他们生活得有尊严，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面对小农长期存在的现实，我们要拿出历史耐心去看待农村土地问题，尤其是农地集中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个人认为，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是正确的，因为与土地私有化相比，“三权”分置制度是更符合当下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有什么样的特殊国情？其他国家也有吗？
于晓华：任何政策都需要符合实际情况才能推行。在大框架确定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应该尊重各地习俗与文化。例如在中国，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土地产权就呈现出南方土地流转多、北方土地流转少的特点。
在德国，不同地区的土地特点也很突出。例如，东德原来是社会主义国家，经过集体农场改造后，户均土地规模大，私有化后仍然很大。东德已经实现城市化，目前农村户均土地在200公顷以上。西德分为南德和北德，其中南德户均土地只有15公顷，而北德则有50～60公顷。
不同的国家，土地户均规模不一样，对契约的尊重程度也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土地平均分配制度不是最有效率的，但却是相对公平的，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保障。因此，我认为这是诺贝尔奖级的制度创新。
而且，“三权”分置的创意本身就来源于中国历史。解放前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就分为田面权和田底权两种。田底权相当于所有权，田面权相当于使用权和经营权，田面权也可以买卖。田面权相当于一种永佃权。20世纪初叶的苏南地区，如无锡、常熟、松江等都是这样。
我认为，所有权必须与人口紧密相关。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处于长期动态调整过程中——人走了，地还在，怎么实现动态均衡？因此，需要把经营权和使用权分立出来。土地制度在农村涉及效率、公平、国家稳定与社会保障，三方面都要兼顾。
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美国有220万个农场，耕地面积与中国相差不多，而中国现在有2.1亿农户，约6亿农民，即使农民减少到6000万（或者2000万农户），也还有大量人口要离开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中国经济导报：您自己目前最关注农业农村的什么问题？
于晓华：我最关注一二三产业融合、食物可持续消费、食品安全、食品供应链和农村污染问题。
一二三产业融合目前在中国是前沿问题。现实情况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等中国所有涉农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垄断。例如，在北京的牛奶市场上，三元、伊利和蒙牛三家奶企占了95%左右市场份额。
当然，垄断不都是坏东西。垄断的好处是增强了中国食品与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也更容易监管食品安全；坏处是可能侵害上游农民和下游消费者利益，如何真正保护农民在产业链中的价值和利益分配，这需要农业政策制定者有更广阔的视野。
我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少干预市场和农民的选择，例如，有些地方政府鼓励农民种植某些农产品，结果造成过剩。要让农民学会什么叫市场，农民也需要学习。品牌的形成需要通过市场竞争，长期积累才能形成。
从农业政策来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居高不下的农产品收购保护价。这既造成了农业大量进口，竞争力下降，又使得储备增加，财政负担加重。现在，政府取消了玉米和棉花保护价，水稻和小麦的保护价还是问题，改革也很棘手。总的来说，保护价设定时没问题，但撤掉保护价就比较难。像欧盟那样，回归市场机制才是最终选择。补贴直接发给农民，变成收入补贴可能更好。
在城市化过程中，任何政策都要考虑长远。农村人口在减少，所有经济行为要和人口动态变化紧密挂钩。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将动态调整考虑进去。此外，一二三产业融合，必须考虑农村老龄化的现实，要多考虑如何建立独特的养老体系，实现老人互助养老。要有必要的生活和医疗设施，让农村成为养老型社会。政府应该多关注这类问题。
作者单位：德国哥廷根大学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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