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邓小平理论在农村成功实践的集中表现。农村——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据地、策源地。
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80年代中、前期（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有的与国务院一起）年年制定、并于每年1月1日（或2日）发布、指导农村工作的五个文件，因其文件编号，正好是中央的每年的第1号文件，故称。
在我国农村改革已走过的20年历程中，前半期，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取得了农村改革的历史性突破；后半期，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取得了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尽管深化农村改革，80年代中期中央文件就提出来了，但在当时发生“粮食徘徊”以后，深化农村改革，就一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是指导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历史文献；1990年前后以来，中央继续每年发布的有关农村工作文件就是指导农村改革取得深化的历史文献。
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突破的实质及其中心内容，就是小平同志最后在1991年底和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所概括的：“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这也就是说，五个文件对农村改革突破、归根到底是按照邓小平早在1962年7月7日讲话中所期望的那样，解决了“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问题。”也就是按照“发展生产”和“群众愿意”这一实践检验标准，解决了“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的问题，即解决了“包产到户”的“合法化”问题。五个一号文件是邓小平农村改革、发展思想的体现和贯彻。
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诞生的过程及其概况如下：
第1个中央一号文件
制定工作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开始的。这次全会于1981年6月27—29日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出了正确结论，并完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班子的建立。即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新选胡耀邦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这样，新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便开始加紧进行农村改革。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期《国内动态清样》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但此前，7月18日，杜润生曾向万里汇报农村工作，万也提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已被群众实践突破，要考虑制定新的文件”。本来，75号文件是根据小平同志1980年4月2日和5月31日两次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谈话，于9月14日至22日，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制定的；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讲话肯定了这个文件的制定。但当时农村改革刚刚开始，“只有1／3的省干起来”，其它“就有不同意见”、没干，特别是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尚未完成，一度《人民日报》和几个省、部门的报刊发表文章批评了包产到户（包括《农村工作通讯》、《山西日报》、《大众日报》、《湖南日报》），故文件受到局限。文件讲了“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一方面是改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但另一方面这似乎文件又限制了非边远山区和非贫困落后地区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过，从表面上看，文件是只讲了“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是，从实质上看，我们当时农村除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地方都是“贫困落后”的（尽管不都是“边远山区”）。据统计，从1957年到1977年，我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从40．5元增加到64．98元，20年间每个农民总共只增加24．48元，即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2元。同期，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产量，20年间平均每人每年只增加1市斤。我国农村改革开始时，1978年“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所以，75号文件传达贯彻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已从原则上允许全国农村大多数地区（因为它们事实上都是贫困地区）都可以搞，呈现出强劲的势头，实际上突破了文件。同时，在杜润生向万里汇报时，万还给杜说：75号文件，有的内容（如说“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也给极左的人、给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现在农业改革在一些地区要突破人为障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随后，胡耀邦于8月4日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他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胡指出：我国农业从1978年以来的好转主要得力于党的11届3中全会出台的加快农业发展的25条政策，要继续放宽政策。并要求文件能于11月上旬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接着，9月上旬，赵紫阳布置国家农委召开了安徽、浙江、黑龙江、贵州等省农口负责人和滁县、嘉兴等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文件起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滁县和农业部的同志曾发生激烈争论。当时，全国各地包产到户的队已占32％，争论的焦点是下一步怎么办？一种主张是维持75号文件的框子，不要扩展；一种则主张只要农民愿意，就不要限制其发展。这一争论，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是包产到户究竟是姓资、姓社的问题。
然后，中共中央提前于10月4日至21日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参加。中间，中央书记处于10月12日专门接见了会议代表，一起讨论了文件草稿。胡耀邦在讨论中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问题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最后，文件草稿由各省带了回去，经过省里讨论，再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中央政治局于12月21日讨论通过，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在政治局通过后，杜润生马上当场找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人建议将这个文件能够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全党、全国重视。胡、赵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很快签发了这个文件。这样，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便产生了。这个文件的重大意义是初步说明了包产到户不姓资，并强调了要进一步注重放宽农村政策。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同其它形式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这比75号文件只讲“可以”在“三靠”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的精神完全不同了。农民说这个文件让他们吃了“顺心丸”。
第2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1日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向杜润生提出：当前农村改革搞责任制，迫切需要从农业合作化理论上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材料；1980年的75号文件、1982年的一号文件，都没有从正面在这方面作出肯定的回答，你们要进一步从这方面加强调查、研究。
3月2日中央决定撤销国家农委、成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便由新成立的农研室开始了文件起草的酝酿工作。4月14日，经赵紫阳向杜润生提议并得到万里同意，农村政策研究室派出七个由杜润生等农口主要负责人率领的调查组，分赴山东（烟台、德州）、安徽（嘉山）、江苏（无锡）、四川（广汉）、广东（佛山、惠阳、汕头）、广西（梧州）、河北（无极）以及山西、辽宁、吉林等地，分途调查了两个多月后，于7月7日至14日回到机关作了汇报。另外，赵紫阳与杜润生商定，由农研室分别于4月15日至16日，5月28日至6月4日，7月15日至24日，8月5日至10日，先后召开了五次农村经济政策研讨会。这些会上，主要研究了“包产到户”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其最集中的问题是对农村新出现的承包大户、雇工、长途贩运、个人购置农机和农副产品加工机具，私人开办工商业、农民外出打工等现象，争论热烈，其焦点是政策上允许不允许这些农民个体、私营经济的问题。一种意见是：担心放宽这些政策，会引起两级分化，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允许一定的私营、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加快发展，可以让农民尽快富起来。在此期间，胡耀邦8月5日对陕西养麝困难情况反映材料批示：“总喜欢办农场、吃大锅饭、赔本，为什么不搞专业户或联户养殖”。他8月10日又批示了“要放宽贩运政策”的材料。针对说农民长途贩运是搞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胡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胡的批示，对文件起草、酝酿进一步放宽个体、私营经济政策取得共识，起了促进作用。
杜润生先后向胡耀邦、赵紫阳汇报了调查和研讨会的情况，他们支持进一步放宽政策。当时，农口有同志向小平同志写信，不赞成“放宽政策”的提法，邓把信转胡、赵阅处，胡批给杜润生研究，主张在《人民日报》发文答复，阐明这一提法的必要、正确性，杜照办了。
在此期间，针对农民中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增多的情况，胡耀邦于7月2日建议中宣部、农研室联合筹备年内召开农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的涣散软弱状况；8月4日指示农研室研究马列合作制理论；9月1日胡在党的12大所作政治报告中重申“在农村，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是主要形式”。这是党的文件，从1958年以后，在农村只提“集体经济”，不提“合作经济”，即时隔24年后，又重提农村合作经济。这促进了人们对农村合作经济重新研究的热潮。
胡耀邦于9月15日批示要农研室准备“年底开一次各省的农业书记会议”；10月9日再次批示要农研室准备“今后一年搞一个农村工作的座谈纪要”（即中央的一号文件）。
赵紫阳嘱咐农研室于10月10日邀请农口部长（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商业部、科学院、农科院、气象局等）座谈，研究起草文件。10月15日农研室完成了马列合作理论的初步研究，写出了《合作制考》（主要叙述了社会主义合作制理论与实践的有关历史概况），把它印发给了于10月底召开的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参阅。
10月14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强调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0月底，各省农业书记会议开始，会议分为两段，前一段从10月24日至11月10日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后一段，从11月5日至23日为农村工作会议。当时的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万里分别在会上讲话；由邓力群主持、起草、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赵紫阳于11月11日同各省书记座谈了一号文件的起草。赵紫阳根据他在河套地区的调查，写信中央，建议对包产到户不要再“设墙”。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此信，一致同意。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一号文件草稿；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陈云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是一个好文件，需要这样一个文件”。针对会上对雇工问题有争论（有的说“允许雇工违反宪法”）。陈云、薄一波等提出不用怕，可以看一看，注意不要宣传。
这个文件的特点是：把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从马列合作理论上作了阐述。说明了联产承包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流行着一些错误观念”。一讲合作：就合并全部生产资料，不许家庭经营；就只限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就只限生产合作，排斥产前产后环节合作；就只按地区合作，搞所有制的逐级过渡，不许跨地区、多层次合作。这些脱离实际的框框，被农民搞联产承包制的实践打破了。农民说这个文件给他们“松了绑"、“指了路”，让他们“开心”。文件在从合作理论方面破除流行着的一些“左”的观念后，对曾经争论激烈的、涉及是否允许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得以放宽，文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包括：承认、支持专业户（重点户）以及承包专业户和自营专业户；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允许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和雇佣一定数量的雇工；允许农民个人购置大型和中小型拖拉机、汽车、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和小型机动船；允许农民个人从事商业和运输业；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允许农民个人或合股集资兴办农村仓库、公路、小水电等基础设施；允许林区适当扩大自留山，扶持育苗造林的专业户，宣布林木谁种谁有，农民个人所造林木有继承权。等等。这在放宽政策上是一次大的突破。
第3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3年1月12日，小平同志找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经委和农业部门的胡耀邦、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张劲夫、宋平、杜润生（农研室主任）、朱荣（农业部副部长）八人谈了农业问题，他称赞了“一号文件很好”。针对当时放宽农村政策后引起的人普遍感到担心，他指出：农村个别户雇工，不怕，冲击不了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得及解决，十年、八年解决也来得及；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是放得还不够；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
以这次谈话精神为基础，赵紫阳、万里于1月22日告诉农研室，早动手搞第3个一号文件的准备工作。农研室根据到1982年底为止，全国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联产承包制）的队已达到90％、即基本覆盖了全国农村的情况，布置了调查研究工作。其研究重点按赵紫阳的交代是：如何继续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并在此基础上，如何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随后，农研室于2月下旬至8月上旬，陆续召开了六个有4至7个省的地县干部和有关研究人员参加的专题座谈会。有的会，如7月7日至16日召开的五省（吉、粤、晋、川、苏）地县干部研究第2个一号文件后农村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座谈会，万里参加了讨论。专题座谈会主要探讨了的问题有：
——在已建立责任制的大多数农村，根据农民迫切要求稳定责任制的意愿，如何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期限，加强土地承包管理。农民怕不稳定、再折腾。
——在尚未建起责任制的农村，要继续完成改革，包括完成牧区、渔区、林业、国营农场等方面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改革。
——按照宪法规定，如何完成乡村的政社分设，建立乡政府，并研究解决村级基层组织的建立、健全问题（已有20％左右的农村党支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当时对此问题有几种估计或设想：①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上（“什么新花样都不要搞了”）；②下一步主要搞供销环节上的合作服务（即在生产环节上就是维持现状）；③把家庭承包再组织起来（搞出“新的合作经济”）。
——针对一部分农产品卖难或买难的情况，如何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和流通体制。
7月16日，胡耀邦在去雁北视察的临行前询问了开专题座谈会的情况，叮嘱必须搞出、搞好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同时，杜润生几次向赵紫阳汇报了专题座谈会情况。
8月28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开始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随后，为此于10月专门召开了党的12届2中全会，邓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9月7日，万里同胡耀邦、赵紫阳交换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意见后，亲自参与了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通知的拟定；9月17日，中央正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于11月29日至12月15日举行。会前，11月17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为这次会议准备的一号文件初稿；会后，12月19日和22日，中央书记处又两次讨论文件稿，并最后通过。这几次中央书记处会议，针对当时在全国开展反对精神污染后，在农村反精神污染出现了有反农村现行经济政策的苗头，即有些人认为“农村啥精神污染也有”，而且上纲上线，提出要“批判单干”，“批判投机倒把”，要“禁止雇工"，要“防止自发倾向”，要“斗争长途贩运的”等等；农民说“风又来了"，“政策要变了”，感到紧张。因此，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万里分别提出，并经会议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强调清除精神污染，主要是指思想战线，在经济战线，中央没有这个提法。申明农村改革以来中央已出台的政策要继续、坚定地执行。但文件从另一方面强调，党在农村的政策越放宽，就越需要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建设。至于当时因责任制普遍建立后，而原来的生产队组织已经实际处在消亡的状况，会议提出“生产队为基础已消亡，不宣布"。在11月19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特别提出：土地承包期原来说的三年，时间太短，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投资，只上点化肥，看来承包期至少要15年不变。这样把使用权稳定下来，使“耕者有其田”。对此，邓立群提出：不要叫“耕者有其田”，免得误会，还是用新的说法好。这次会议上，对文件是否写允许雇工、包括是否允许农村党员雇工的问题，再一次发生了争论，有的说，雇工，就是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对此，陈云说：赞成雇工，看两年再说；至于党员雇工问题，另议。邓小平说：雇工出点问题，不怕；党员雇工要慎重，文件最好不写。最后，大家同意，没有写。
这样，第3个一号文件体现的基本精神是：稳定、完善生产责任制，决定土地承包期从原来的三年延长到十五年。稳定各项政策，特别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第2个一号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政策。对此，农民热烈拥护，他们反映说：第1个和第2个中央一号文件让我们吃了“定心丸”，这个一号文件让我们吃了“长效定心丸"。
第4个一号文件
1984年5月29日农研室邀请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四省省委书记或省长、以及烟台市委书记和德惠、金县县委书记座谈农村工作，探讨了农村改革和生产发展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还要制定什么政策，为酝酿第4个一号文件作准备。万里出席了这次会议。
7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提出准备再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搞第4个一号文件。让给各省打招呼。要他们向中央报他们要求会议解决问题的背景材料。要各省认真准备，并通知各省这个会初步定在11月间召开。
对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万里于9月5日召集田纪云（副总理）、杜润生（农研室）、何康（农业部）、刘毅（商业部）等人进行了研究；9月13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汇报；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国当前粮食生产供销形势中，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突出，是农村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据吉林、湖南、河南、江西等十几个产粮省的反映，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大的丰收，粮食大幅度增产。这些省1983年国家粮食收购单位多收购了600多亿斤粮食，但农民手上还存有400多亿斤粮食急于出售；1984年秋粮正在陆续登场，一些地方的粮食已经“多得没有地方放”，粮库暴满，农村集市上的粮价下跌（集市价一般的已低于国家收购价的15％左右）。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农民的积极性，谷贱伤农。据会上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全面增产，主要农产品供应紧缺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粮食生产，其总产已经从改革前的6000亿斤水平提高到8000多亿斤水平（1984年），六年间增产2000多亿斤；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八年时间；从1958年到1978年再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而且，改革6年来调整了种植结构，每年调整、减少种粮面积约1000万亩；每年食品工业转化、消耗粮食400亿斤。所以应该说，改革以来粮食增产的速度较快，成绩很大。但是，总的说来，我我国粮食生产仍然是低水平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所以粮食过剩，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粮食并没有真正过多。这种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表明，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流通的改革滞后，导致农业生产发生了种种不协调的现象，特别是其中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虽然曾经起了保证供给的作用，但现在它已不适应农村新的情况。会议决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进一步改革农村流通体制问题。其指导原则是在国家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
11月5日至22日，各省农口负责人来京参加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预备会，汇集各省调查材料和各地提出的有关问题，研究、酝酿将要起草文件的框架、要点。
11月22日至12月4日，在预备会的基础上，文件起草小组拟出了文件初稿；12月5日至22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12月14日万里到会讲话；12月21日赵紫阳同会议代表座谈；12月27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文件草稿，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名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文件。
这个文件制定的最重要的政策是：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即：宣布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当时在会上，各有关省争着要多卖、要增加合同定购任务，但会后二、三个月后，又说没那么多粮食、棉花，纷纷要求要减合同定购任务）。生猪、水产品和蔬菜也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其它统派购农产品，也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同时，国家决定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这是在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已成为相对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后，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及时扩大市场调节，为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作了大胆的尝试。小平同志说这个文件在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第5个一号文件
1985年6月全国完成政社分设和建乡工作。至此，实际上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8月30日中央书记处会上，由万里提出、会议决定：要准备搞第5个一号文件。同时，在这次会上证实，当年的农业生产要减产，已成定局。但在此之前，就不断传来这种消息。为此，农研室曾于5月29日至6月9日召开了西北五省和其它地区的七省（产粮大省）以及农口各部负责人的三次形势分析会。随后，又派出几个组下去进行了调查。减产原因，除灾害外，主要是宏观失控，农民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减少粮田播种面积过多，达6900万亩（相当于改革以来前六年每年平均调减面积的六倍），致使粮食大幅减产（减550亿斤）。
从9月4日起开始组成文件起草的小组，便开始了文件的研究，到10月7日完成初稿。11月26日至12月4日，召集了部分省的农口负责人讨论、修改了初稿。12月5日至12月18日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赵紫阳于12月17日和18日两次与会议代表座谈。12月19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文件，改动较大。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部署》。这个文件，主要是针对农村改革以来，放松了农业物质技术基础的加强，农业开始面临停滞、徘徊的局面，强调了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也就是要在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抓好发展和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这个文件为80年代后半期增强农业后劲的工作揭开了序幕。
综上所述，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按照邓小平理论，基本上一步一步地突破原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模式，创造出一个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模式。我国改革前，农村所走道路，从内容到形式，是照抄原苏联的，即基本上是苏联“农业公社”（1919年）、“合作化”（1924年前后）、“集体化”（1928年后）道路的一套。现在改革后发展起来的自己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根本改革了照搬苏联的旧模式，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局长，是中央五个一号文件起草小组负责人之一，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成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公众号 村庄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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