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农俭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农民流动问题、小城镇问题和农村治理模式的探究，这在某种程度上亦源于他对生养之地的赤诚回报之心。在探讨“乡愁”问题时，邹教授既从个人经历谈了切身感受，也基于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对农民市民化、乡村空心化、农业现代化及乡村治理等给出了专业见解。
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邹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紫金传媒智库的专访。每逢春节都是中国人“乡愁”最浓的时刻，您能否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谈一谈乡愁？
邹农俭（以下简称“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通过高考的途径实现了“跳农门”，变成了城里人，而且成了所谓的中产阶层。现在而言，乡村是我的根，是生我养我之所在，没有孩提时代乡村的生活、乡村的历练，也就没有我自己的今天，所以，乡村永远是我的老家，对乡村永远充满着敬重。每年要回乡村看看，每年要利用现在工作的条件，为乡村、为中国的农民做点什么。我在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中，主要研究小城镇问题、研究城市化、研究农民工，或多或少是对少年时代养育我、培养我的乡村、农村的父老的回报。像我这样的人，要为乡村直接去改变面貌，去投资，难以办到了，只能以自己微薄的智力为乡村、为农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问：乡村社会物质短缺、土地约束、人际关系复杂，会让很多人逃离乡村来到城市，这里带给人们丰富的物质资源、闲暇时间和精致谋划，让人有更多的人生体验。很多从农村走入城市的中国人都有很深刻的感受，大多会对此认同。但“乡愁”仍会被赋予安宁、稳定、归属感等浪漫化的色彩。您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心理的？
答：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工业化之前，乡村居于主导地位，工业化后，都市居于主导地位，城市领导乡村、影响乡村。因为工业化这种作业方式必然产生城市，工业化必须在城市中展开。但即使完成了工业化，整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乡村所依托的农业，乡村社会，仍有存在之必然，乡村可以说永远都不可能消失。世界上少数国家可以只有城市，没有乡村，但大国不行。只要人吃的东西仍依赖于土地，乡村就永远不会消灭。当今时代，是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并驾齐驱、城市与乡村并存的年代。乡村既是一种作业方式的栖息地，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滋生地。今天看来，如果只有城市、只有都市生活，没有乡村，简直是无法想像的。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为乡村的生活方式、乡村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过去，偏僻的乡村可能电视信号都难以收到，生活在山沟沟里的村民，可能一辈子连火车都乘不上，但现在，这些问题都被技术变革突破了。当今世界，很多高科技企业反而落脚于乡村、小镇上，硅谷难道不是吗？而且人类出现了一股返乡的热潮，并乐此不疲。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喜欢居住在乡村别墅里，五星级宾馆里吃的东西人们可能记不住，但农家乐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乡村旅游、名镇、古镇旅游持续不衰。城市代表了热闹、快节奏，乡村代表了宁静、慢生活，人不能天天热闹，时刻紧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既有热闹，又有悠闲，着实是人类整个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了哪一方面，都是一种遗憾。
问：您常年研究农民市民化，您认为现在的新农民工是否对农村的那片土地还留有眷恋或是“乡愁”？
答：农民工与乡愁要分层次来讲，老一代的农民工，有着深深的乡土情结，他们出来打工了，可能只是为了挣点钱，将来还希望回到乡村去，年老了还要回乡。年轻人，更多的乡土情结淡薄了。这主要是不同的人生活体验不同，人生经历不同，但未来的期望有区别。当然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希望在城市打工后学到了技术、本领，将来回乡村创业，大展宏图。但总体说，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的感情有比较大的区别。
问：您认为农村人口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哪些？出路在哪里？
答：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的难处主要在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均等，主要在于公共产品供给在乡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别。比如养老保障，“农保”与城保无法比，差别太大了。医疗，城市人是医疗社会保障，农村人中“新农合”，差别也非常之大。我们原来的制度设定，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按照户籍所在地配置资源，一个农民工的孩子，他就学的资格在户籍地的乡村，他父母即使现在进城打拼，但其孩子仍难以在城市正常入学，于是就出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学难。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很多，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原来的农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与市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差别太大了，现在要补齐，要均等化供给，需要长期的弥合时间。我们现在正处于弥合城乡差别的这个过程之中。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难充分发映出弥合城乡差别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啊。
问：城市在飞速发展同时，乡村则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这种矛盾是否有化解途径？
答：确实城市化的大潮气势磅薄，势不可挡，同时很多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要强调的是，城市化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然要经历城市化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部分乡村要衰落、凋敝，部分乡村的衰落将为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准备条件，没有部分村落的消失，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业的现代化就无法操作。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乡村将会衰落、消失，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大潮，部分乡村衰落了，部分乡村必将会更加壮大，因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后，腾出了空间，使得土地流动成为可能，使得种田大户、农业专业经营者有了施展的空间。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我国历史上长期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小块土地作业是无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的。当然，我们要在乡村出现空心化的同时，将土地的规模化作业、农业的现代化提上议事日程。
问：一些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经历过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阶段，这些国家是如何处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对中国有无可借鉴的经验？
答：现代化早发国家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因国情不同，体现出很多差别，很难抽象出一般性的规律，但时至之今，我认为，我们应当充分吸取现代化早发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农村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就是说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时，构建一套成熟的、具有现代化气质的新型体制，在农村人口职业转移、地域迁移、身份变更的同时，将一套现代化社会应当具备的体制覆盖到这些人身上，使其既完成了职业转移、身份变更，同时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或者说像个现代化样子的市民。二是我们要充分利用农村人口原来的资源，比如说，农民有土地经营权，有宅基地使用权，这个权利如何真正得到体现，这个权利如何在其身份转变的同时，使其增能，就是说农民在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中，不再是“赤贫”，而是带“资”进城，在融入城市之前，他是个“有产者”，这样他转化为市民就容易多了，我们应当进行这方面的体制设计。还有农村的很多制度如何与城市人的制度相衔接，农保如何转化为社保，新农合如何转化为医保。这些工作相当多，我们要将精力放在这些方面。
问：如今我们也零星看到有农村的精英或者城市人返回农村，希望借助精英的力量来改变乡村的衰败，您认为这对乡村治理和发展有无作用？这个过程有哪些问题是需要警惕的？
答：精英回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从农村出来的人进城打工，在学到了技术，有了资本后，返乡创业，这在相当多地方，已经看到，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新气象，标志着农村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样板，是非常值得肯定、鼓励的大好事。二是城市中的企业家，也是精英，去农村创业、办企业，或者城市中的企业将乡村作为产业基地，比如超市依靠大量的资本，投资于乡村，建立蔬菜、水果基地，实现农村基地与城市窗口的无缝对接。在保证土地使用原则的前提下，城市企业家延长产业链条，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开辟了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又一种模式。这两种所谓“精英回乡”的实践，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要大力提倡。
（作者简介：邹农俭，江苏省无锡人，1957年6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城乡关系、社会结构。主要社会兼职有：江苏省社会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城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江苏省委决策咨询专家：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紫金传媒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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