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5亩,平均每个农户仅拥有不足8亩的耕地。除在少数大城市近郊及几个沿海发达地区外,农业生产总的商品化程度不高,农户的生产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这种半自然经济下的小农,其消费决策与现代化城市中把消费和生产绝然分开的“纯粹消费者”是不一样的,比生产决策也与全部为市场生产的工厂企业和大农场差异很大。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建立在对“纯粹消费者”和“纯粹生产者”的研究基础上。因此,常有人怀疑是否可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小农的经济行为。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小农的行为表现虽然不同于纯粹的消费者和“纯粹的生产者但现代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同样适用于小农经济行为的研究。
一、经济理性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人的行为是理性的那么.能否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小农行为,其关键就在于判明小农的行为是不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里最一般的定义是.一个决策者在面临几个可供他选择的方案时,会选择一个能令他的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对于这个定义有几点需要加以引申说明。
首先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一个决策者的选择方案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决策者自己的主观认识能力,二是外部经济条件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既受到他获取贮存重新取出和加工信息时的神经生理能力的限制,也受到他人理解自己的知识、感情和语言能力的限制。由于这些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决策者所能设想的选择方案是有限的。而这些方案又往往会因为外部经济条件的限制而被排除在外。通常,改变外部经济条件的成本远大于个别决策者自己能够得到的效益,因此,个别决策者将因无力独自克服外部条件的限制而只能在外部条件的限制下进行选择。例如,为了满足年老、无力二作者的消费需要,在没有退休金或保险市场的地方,只能依靠养子防老来满足这一需求。即使个别决策者认识到这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案,但是,建立退休金制度或保险市场超过了个人力量所能及,因此,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养子防老”的方案。又如,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制度,目前,人们已认识到这是最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经营制度,但在1978之前,这种制度却因政治干预而不得不被排除在农民的制度选择之外。
其次是选择。要对若干个方案进行选择, 就必须搜集有关这些方案的信息,加以综合分析,比较利弊,然后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然而,信息的收集、分析费用是昂贵的,还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因此,在额外信息收益低于获取信息的成本的情况下,满足于不完全的信息,也是合乎理性原则的。这样,所谓理性的选择,并不是初始选择的正确,而是纠正错误选择的成本小于可以得到的收益,并且,他以后将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最后是个人效用的最大满足。决策者追求的往往是个人.效用的最大满足,而不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在现代社会,安全、名誉、社会地位、自我实现等, 也都是决策者所珍惜的。在研究决策行为时,把决策的目标当作是利润的最大化, 实际上是把问题过于简化。其实,只要牺牲掉的物质利益所引起的效用损失小于安全保障或名誉地位带来的效用收益,决策者就可能牺牲掉一部分物质利益来换取较高的安全保障和较好的名誉。个人效用的最大满足也并不完全针对自己而言,只要利他行为所带来的个人满足感大于为了利他行为所支付的代价,理性的个人也会积极地帮助他人。
小农的行为是否符合上述经济理性的定义及其相应的标准?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经常被用来证明传统小农的行为不是理性的理由是:小农缺乏作为现代企业家所应具备的品质条件一一储蓄在半自然经济中,小农一般都在温饱线上挣扎,由于他们的收入低,当然为生产储蓄的意愿就更低。为了效用的最大满足,一个理性的人本应该同时考虑当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在这里,传统小农的低储蓄倾向,是由于小农不具有平衡当前和未来消费的能力,还是由于外部条件的限制?在50年代以前,多数经济学家主张前者。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根据他对危地马拉、印度及其它地区农民行为的观察发现,传统的农民所以没有储蓄的习惯,是因为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传统的小农根据长期的失产经验,已经把他所能支配的生产要素做了最佳配置,已经不能靠改变资源配置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增加这些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值也很低,不值得传统小农省吃俭用来增加投资。要打破这种贫困的陷阱,必须给农民提供有利的投资机会,也就是具有更高投资效益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和良种,并通过教育投资来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使其能够充分掌握新的耕作技术和应付随之而来的风险。在这种条件下,用舒尔茨的话来说,传统小农也能“变沙成金的”。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民是“ 穷而有效率”的观点已被一般经济学家所接受,但是,一些力图把现代化的良种推广到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技人员却又经常发现,这些可以使,小农摆脱贫困泥沼的良种并不受农民的欢迎。然而,经过仔细分析,这种被认为是受传统习惯局限的不理性行为, 却正好证明小农是理性的。一般说来,现代良种的预期产值比传统品种高出不少,但新的品种对温度、湿度、土质、灌溉、施肥的要求也比传统品种高,如果因为气温、雨量或日照条件的变化,而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时,现代品种的产量将比传统品种更低。因此,对自然环境控制能力低的地方来说,现代良种是一种高产值高风险的作物在有完全的保险市场或金融市场发育良好的地方,决策者可以靠保险来克服风险或靠存贷调节来保证自身消费不致起伏太大,在这里,预期收入最大的方案也就是使决策者效用最大化的方案.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农和现代企业的目标函数经常可以简化为利润最大化的原因。与此相反,落后地区没有作物保险,金融市场即使存在,小农所得到的待遇也远不如大农。对半自然经济中的小农来说,减产可能带来的是死亡威胁,牺牲预期产出高的现代品种,种植预期产出低、但旱涝保收的传统品种, 正是小农在他的外部条件局限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如果现代化的优良品种对自然条件的适应力如同传统品种一样强,那么,小农接受新品种的能力和速度与大农相比不会有任何两样.这一点已有许多经验资料可以证明。
二、理性的小农
由于各种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条件不一样,小农的行为表现和现代化的工厂企业行为有很大差距,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现代经济学的结论作为评价小农行为的标准。但是,只要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就不妨碍我们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小农的问题。除了上一节举出的例子之外,许多被用来证明小农行为不是理性的典型事例,通常都是具有城市偏向的人在对小农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论断。
如前所述,如果能设身处地从小农的角度来看问题，则可以发现这些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既然承认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那么对农村经济研究者的工作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当我们发现小农的行为背离现代企业的行为规范时,就不能再简单地以愚昧、无知、保守、受传统约束、缺乏企业精神、没有商品概念等暗指小农行为不是理性的词语来概括,相反地,我们必须去研究分析到底是哪些外部条件使小农做出这种不同于现代企业行为的抉择。同样,承认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也对农村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更高狗要求。小农已经在他所允许的范围内做出了最佳的选择,要真正改变农民的行为,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从改变限制农民选择范围的外部条件着手,否则立意再佳的政策也必将是徒劳无功的,甚至是对农民有害的。
然而,承认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并不等于说政府可以对改变其行为不做任何努力。理性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到人的认识能力限制的,政府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认识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能力。外部条件的改变，如市场制度的建立、产权的明确划分等若由政府来进行则成本甚低,整个社会的效益甚大,但是若由少数农民来组织推动,其成本将远高于他们所能获得的效益,因而是不现实的。因此,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改进不合理的制度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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