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流动的理论分析
（一）基于农业增长的农村发展
最初，农村发展主要依靠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要素投入结构。通过土壤普查、土壤改良、作物布局和土地规划，从宏观上追求农地有效利用；通过培育和推广良种、采用适宜的株行距和深耕、深松等农艺措施，从微观上追求农作物和农地有效耦合；通过优化施肥时间、施肥部位和肥料构成、用肥量，使农作物获得适宜的养分供给；通过兴修水利和优化灌水时间、灌水部位和用水量，使农作物得到适宜的水分供给；通过作物保护、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措施，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通过工具改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减轻农民劳动强度。这些措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效果。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展除了这些农业措施外，还要解决农业劳动力过多等问题。
（二）基于劳动力转移的农村发展
农业就业不足是早就存在的问题。这是农村早就存在工副业的主要原因。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机会。刘易斯针对发展中国家拟完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把激励农民转移和保持农民转移条件统一起来。这是他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应该实行制度工资的依据。所谓制度工资，它既要高于从事农业的收入，以激励农业劳动力转移；又要把它控制住，以维护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把经济剩余更多地留给企业家，可以为拟转移者创造更多转移机会，进而加快二元经济转型。这是刘易斯提出制度工资概念或不赞成过早提高工资的主要理由（Lewis, 1954）。
（三）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农村发展
农村发展除了完善农业技术体系和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外，还要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农民处于贫困状态，并非因为他们缺乏理性或没有能力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找到最优资源配置，而是他们掌握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太有限。所谓人力资本投资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农民掌握更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舒尔茨，2006），不断扩大其寻求最优解的可行域，进而不断提高最优解的水平。
二、7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程
（一）1980年前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统计始于1952年，但1980年前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统计，所以本文把1952年作为研究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始年份，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劳动力统计数据推算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具体做法是：以当年农业劳动力数量乘以当年全国劳动力年增长率，减去当年农业劳动力统计数，作为当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推算结果表明：第一，1958年有6117万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1959～1963年又有6252万人返回农业；若把这6年视为一个区段，则该区段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二，1976～1978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数分别为527万人、515万人和1599万人，转移量较多，据分析，除了正常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外，城市下乡知青返城也施加了影响。第三，1952～1979年，全国共转移5177万农业劳动力。他们主要转移到了县城和乡镇的非农部门。
（二）1978～2007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同1952～1979年相比，1980～2007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有较大不同。第一，稳定性显著增强。这些年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只有1年（1989年）是负增长，4年（1981年、1990年、1991年和1999年）转移人数低于250万。第二，年均转移量高（744.36万人）。多于1952～1979年的191.7万人和2008～2018年的549.2万人，出现了两个农业劳动力年均转移量过1000万的时期，其中1982～1987年的年均转移量为1013.4万人，2000～2007年的年均转移量为1101.3万人。经过28年的快速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份额由1980年的6.37%提高到2007年的44.30%，增加了37.93个百分点。第三，出现6年翻两番的记录。1981～1987年期间，农业劳动力累计转移总量由2050万人增长到8130万人，翻了两番。
（三）2008年后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第一，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同国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农民工数量出现负增长。第二，农民工增长出现减缓态势。2010年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趋于减少。第三，外出农民工占比有下降趋势。其中，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数占比由49.6%降至47.9%，下降1.7个百分点；举家外出打工人数占比由12.7%降至12.1%，下降0.6个百分点。本地打工人数占比由37.7%提高到40.0%，上升2.3个百分点。如果把外出打工、本地打工同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相对应，说明就地城镇化推动力在增强。这是反映中国走向全域发展的一个指标。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在省内打工的农民工占比由79.7%提高到了82.8%，上升3.1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省内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分别由29.0%和37.0%提高到了39.4%和50.4%，分别提高10.4个百分点和13.4个百分点。这是反映中国走向全域发展的另一个指标。第四，16～2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占比从2008年的10.7%减少到2018年的2.4%，说明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越来越成为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选择。第五，50岁以上年龄段的农民工占比从2008年的11.4%提高到2018年的22.4%，几乎翻了一番。这说明打工不再是农民在特定年龄段的选择，他们若能找到工作很可能会一直干到退休年龄。第六，2008年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农民工主体。他们的占比由2013年的46.6%提高到2018年的51.5%。
三、农业劳动力流动目标的变化
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改革开放最初20年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贫困，第二个20年的主要任务是建成小康社会，今后30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共同富裕。这3个阶段中的农民工个体特征和文化、观念、行为有明显差别，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目标也在发生变化。
（一）消除贫困的农民流动
第一代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外出打工的农民。他们进城主要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让家庭成员住好一些的房子，用好一些的物品，特别是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总体上看，第一代农民工是生计型就业。他们中的大多数觉得城市设置门槛是天经地义的。虽然他们干得多挣得少，有时还遭城里人白眼，甚至遭遇很多困境，但总觉得外出打工比呆在农村好很多，比留在农村的其他农民好很多，因而能够承受各种不公平待遇。正是他们最大限度地挣钱、省钱和攒钱，使乡村的住房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为消除农村贫困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当中少数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人仍在打拼，绝大部分人已经返回农村。
（二）奔向小康的农民流动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的是发展型就业。这是城市就业管制不断放松和城乡存在较大差异双重作用的结果。他们进城就业不仅要有合乎自己要求的工资，还要有适合自己发展的机会和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们想一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不再返回农村。他们的选择又具有多样性，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想进大城市，大部分人想进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他们会为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主动参加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他们会为识别和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断进行尝试，这是他们中的一些人频繁跳槽的主要原因。由于重视自己可获得的社会保障水平，他们会把企业给不给自己交保险作为就业选择的一个标准。他们会把自己在城里获得的各种权益作为自己融合城市的重要指标。这是他们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像其父辈那样逆来顺受的重要原因。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研究：基于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视角”课题组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工资2835.15元，比新生代城市工月平均工资（2989.37元）低5.2%，差距已经较小。50.36%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老家有田地/林地/山地，其中48.99%明确表示不愿意放弃土地，即这些可能没有种过地的农民工仍有一半人对土地、农村是有感情、有依恋的。如果只能选择一种身份，只有3.8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7.77%认为自己是农民工，合在一起只占11.59%。
新生代农民工既有乡村居民的价值观，又有城市居民的价值观。但前者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弱，后者的影响力会逐渐增大，正是这个变化，会使中国城镇化变得越来越稳定。
（三）追求富裕的农民流动
今后30年，随着中国由点状发展、块状发展走向全域发展，农民将由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跃迁到全域流动。这种情形的出现有以下背景：第一，工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业生产，尤其是大批量、标准化的工业品生产，要靠集中在一起形成内部或外部规模经济，形成产业链，使公共基础设施得到充分利用，甚至可以减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这也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相融合的重要原因。然而，智能化制造的崛起使得个性化制造变得越来越可行，电力、交通、通讯网络基础设施的全域覆盖降低了把生产集中在城市的经济性。它们为全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二，大量乡村人口离开农业，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生产要素、农产品商品化。这些变化为乡村带来了创新和创业机会。第三，中国已经进入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展阶段，向往乡村环境和文化的人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多。独特的乡村生态系统和地方文化纳入产业体系的条件会变得越来越好。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民共同富裕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近些年出现的新现象。他们返乡创业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福祉，但也有乡村建设情怀、乡村依恋情结和乡村文化认同等因素。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意义
第一，同国家创业创新战略高度契合。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重要措施，是把该战略落实到中国全域的重要措施，是振兴乡村和带动乡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返乡农民工文化程度高，掌握了现代经营理念和专业技能，具有更强的创新乃至创造意识。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大，他们会成为乡村创业和创新的主体，对乡村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第二，同乡村产业升级目标高度契合。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发展县域经济的新亮点，提升县域产业结构的新动能，建设家乡、发展家乡、富裕家乡的新活力。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80%以上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项目，而不再局限于种养业。据农业部调查，浙江省85%的返乡创业者把经营领域延伸到了加工、休闲、网络营销、物流配送等二三产业，安徽省的这个比例为82%。第三，同解决乡村社会问题高度契合。返乡创业农民工了解乡村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他们会为解决乡村人才匮乏、“三留守”、村庄凋敝、文化凋零等问题作出重要贡献。第四，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高度契合。返乡创业农民工熟悉当地资源优势，有创业的经济基础，有带动父老乡亲共同发展的情怀，更容易成为乡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
（二）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
第一，优化农村发展环境。各级政府应立足当地资源比较优势和发展全局来谋划农民工返乡创业，提升道路、电力、通讯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经济态势、市场需求、就业状况等信息服务，实现以优势引导创新、以创新支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第二，构建良好的创业服务机制。做好政府服务、市场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协同，营造良好的服务氛围。规范政府行为，解决干部不作为和乱作为等问题；第三，制定完善的技能培训制度。改变关注培训人数和发放培训证书的做法，重点改进培训内容，拓展培训渠道，提高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四，推广可复制的共同富裕典型。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更多乡村人口受益和共同富裕水平提高三者的统一。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展望
改革初期，一些海外侨胞的家国情怀使很多侨乡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但它的覆盖面有限。今后30年，具有家国情怀的农民工会发挥同样的功能，它的覆盖面将是全域性的，将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乡村是个熟人社会。返乡创业农民工作为熟人社会中的成员，乡民对他们有高度认同感；他们作为新乡贤，在乡民中有很强的号召力；他们不仅有赢利目标，还有建设家乡、扶持乡民的目标，这些优势都是外来投资者不具备的。返乡创业既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和提升家庭福祉的理性选择，也是传承中华民族认同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文化的表现形式。农民从走出去到返回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标志，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也是非常值得总结的新经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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