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我国农业农村经过40年的发展建设，通过逐步调整农业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方面，使我国农业农村面貌发生巨大改变，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已取得很大成效。本文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效进行回顾，总结和归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创新之处及仍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探讨未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思路。
一、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取得成效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使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取得了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显著。
（一）农村改革取得新进展
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立以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土地确权颁证工作持续推进，截至2017年6月底，已完成确权面积10.5亿亩。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加快，截至2016年底，全国耕地流转面积达到4.79亿亩，适度规模经营已成趋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稳步开展。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5.8万个村，4.7万个村民小组实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民股金分红累计达到2600亿元。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29个试点县（市、区）中，组织开展清产核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极大激发了农村资产潜能，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农民增收（夏英，2018）。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得到有效改善。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相结合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张乐柱，2016）。自2007年我国首次创立涉农贷款，涉农贷款余额从2007年末的6.1万亿元增加至2016年末的28.2万亿元，占比重从22%提高至26.5%（中华合作时报，2017）。截至2016年末，全国累计为1.72亿农户建立信用档案，约9248万农户获得银行贷款，贷款余额2.7万亿元，缓解了农民资金短缺问题。农村金融机构针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绿色生态等农业发展新变化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探索大型农机具、林权等抵押贷款业务，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新跨越
改革开放40年来，在我国农业农村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新跨越。201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61791万吨，是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30476.5万吨的两倍，从2003年至2015年实现历史性的十二连增（见表1）。主要粮食品种稻谷、小麦、玉米以及棉花、油料、糖料、肉类、禽蛋、水果、蔬菜、水产、天然橡胶等农产品稳定增长，市场供应充足，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机械化水平显著提升。根据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1996年末全国联合收割机为11.34万台，2006年末为55万台，增长391.4%；至2016年末联合收获机达到114万台，比2006年增长了105.3%。2006年喷灌面积和滴灌渗灌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分别为1.8%和0.8%。机播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为32.6%，比1996年提高了16.4个百分点。2016年末，全国灌溉耕地面积61890千公顷，其中有喷灌、滴灌、渗灌设施的耕地面积10018千公顷，占比16.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农业产业发展取得新成就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业生产仍以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方式为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农业产业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农业概念，涌现出许多农业新产业、新业态。1978年，我国几乎还没有设施农业，设施农业栽培面积很小，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农业产值较小。2006年末，全国温室面积81千公顷，大棚面积465千公顷，种植蔬菜、食用菌、水果、园艺苗木等多种经济作物。2016年末，全国温室占地面积334千公顷，大棚占地面积981千公顷（国家统计局）。农业工程技术的进步使设施农业发展壮大，温室种植解决了以往由于自然条件因素所导致的城乡居民农产品需求不足的问题。农产品加工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2016年我国成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主营业务收入为20.3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1.34万亿元。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2.2:1，初级农产品大量销售有所改变，初加工、精加工农产品所占农产品市场比重增大。农村旅游也迈上新台阶。2017年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类经营主体为33万家，年营业收入近6200亿元，比上2016年增加了3万多家，有效带动了农民就业和增收。
（四）农民增收实现新突破
从年际变化来看，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4元，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农民进城务工受到限制，农民务工收入几乎没有，加上当时政府没有给农民发放农业补贴，农民无法享受到政府提供的财政转移收入，此时农民收入仍以家庭农业经营收入为主，收入来源单一。201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升为12363元，扣除物价指数因素影响，年均增长7.2%。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日趋多元化，2013—2016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都呈现上升趋势（图1）。2016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48%，成为增收的主渠道。从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来看，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432元，增速为7.3%，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0.8个百分点，且为增速连续8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倍差缩小至2.71:1。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16年的433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5%。
（五）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新提升
1978年以前，农村基础设施较少，农业生产仍然“看天吃饭”，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大量积累和物质基础，但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失。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这一状况发生明显改观。根据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农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2006年末全国有72.3%的镇实施集中供水，19.4%的镇生活污水经过集中处理，36.7%的镇有垃圾处理站，20.6%的村完成改厕。到2016年末，91.3%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17.4%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90.8%的乡镇生活垃圾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53.5%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2006年末，30.2%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13.4%的村有图书室、文化站，74.3%的村有卫生室。到2016年末，32.3%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96.8%的乡镇有图书馆、文化站，81.9%的村有卫生室。农村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广播电视基本全覆盖。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继续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并轨，实现制度全覆盖。
（六）生态保护与修复呈现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逐步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树立科学发展观念，更加重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在农业生产地区已累计营造农田防护林3600多万亩，3.23亿亩农田实现林网化，占三北地区农田总面积的65%。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大大提高了土地生产力。部分地区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平均节水达20%，通过完善斗、农渠工程，老灌区总用水量减少约1/4，缓解了农业用水紧缺矛盾。自2012年至2016年累计造林3000万公顷，1.08亿公顷的天然林得到有效管护，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森林蓄积量达到151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4%，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6.55万平方公里，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1980平方公里，石漠化面积年均减少16万公顷，近一半湿地得到保护。
二、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创新之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经营管理制度、农业科技、农业发展方式、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等方面都有较大创新，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创新
粮食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社会稳定，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初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根据粮食生产能力和国情变化，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作出积极的调整。在政策层面上，自2004年至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强调粮食安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保障粮食安全的警钟长鸣；并于2008年编制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2008-2020》，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最新战略性指导文件。在理论层面上，2014年提出了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张晓山，2016)；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要求严格遵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在具体举措上，我国逐步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的多级粮食储备体系，增加粮食风险基金、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加大对粮食主产县的奖励补助资金，建立健全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从2015年开始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并对其考核主体、原则、内容、等作了全面部署。新时期在粮食安全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使我国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二）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有创新
土地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基本要素，农村土地包含了农村耕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个部分。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革逐步释放了土地束缚。一是农村耕地由两权分离转变为三权分置，土地承包关系保持长久不变。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户拥有经营权，实现了两权分离。随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农村土地经营管理逐步演变成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允许经营权流转的格局。与之相对应，土地承包期限也发生变化。1984年一号文件中规定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二是盘活农村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逐步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有效途径。改革试点开始推行并将范围拓展到了33个地区。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同等权利，允许其出让、租赁、入股。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始终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和方向，激发了土地生产要素的活力。
（三）农业科技进步有创新
经过40年努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成果显著。一是在重大农业科技研发取得突破。2017年袁隆平团队研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平均亩产1149.02公斤，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十二五”期间我国育成粮食和经济作物新品种3700多个（中国科学报，2017），农作物基因组学、禽流感疫苗等农业技术领先国际水平，在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取得成效，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升至57.5%。二是中央到省、地、县、乡多层次、多功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初步形成。通过向生产经营者推广施用肥料、病虫害防治、栽培、养殖、农业机械使用等技术，可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是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已经成为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的重要基地。截至2017年底，246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面积579万亩，示范区2.0亿亩。园区引进培育的农业企业总数达8700多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555家。累计引进培育新品种4.09万个，推广新品种1.46万个，引进推广各类农业新技术2.2万项，审定省级及以上植物和畜禽水产新品种642项，取得专利授权超过4000项，带动700多万当地农民就业。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示范带动作用增强，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四）农业发展方式有创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领域在发展方式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由过去依靠扩大农业种养殖规模向依靠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转变。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越来越在农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高标准农田改造、土壤污染防治、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开展都依赖于科技的支撑。二是由依靠产量提高向品质提升转变。城乡居民在解决温饱问题后日益注重农产品质量，而农产品供需矛盾突出促进农业生产调结构、提质量的转变。即更加注重推行农业标准化、品牌化、可溯源化，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农产品市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增多，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认可程度与购买程度提高。三是由依靠单一产业向产业融合转变。产业融合即“接二连三”，将种苗繁育、加工销售、仓储流通、旅游观光等众多环节实现一体化经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新的农业产业形态，有效带动了农民致富。四是由依靠化肥农药投入向绿色发展方向转变。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更加注重保护环境资源，降低化肥农药的投入量，切实实行低碳循环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2017年我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7.8%，农药利用率为38.8%，分别比2015年提高2.6个和2.2个百分点。从2015年起农药使用量已连续三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零增长，实现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可持续化、生态化。
（五）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创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适应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要求，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给予政策扶持。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修建仓储烘干、农机库棚等农业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及农村物流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其次，增强财政扶持力度。综合采用直接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增加对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投入；农机具购置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提高补贴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最后，提高规范程度。我国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注重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及龙头企业的内外部监督，采用标准的生产方式和财务记录，实现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截止到2016年底，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280万个，新型职业农民总数超过1270万人（农民日报，2017）。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13.03万个，年销售收入约为9.73万亿元。全国家庭农场有87.7万个，平均经营规模为215亩左右。截至2017年7月底，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93.3万家，提供产加销一体服务的合作社超过50%（新华社，2017）。
（六）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有创新
自十二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以来，我国加快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步伐，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的新理念。一是确立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通过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方式，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和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遵循以人为本的城乡发展理念。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继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好农民的落户及就业问题；为农民提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及解决好其子女上学问题。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位51.27%，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2%。三是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坚持补足农业农村这块短板，努力实现农民的全面小康才可实现全中国的小康社会。四是加强新农村建设。修建并完善农村道路、饮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先进文化的宣传和建设，进行环境整治，改变农村面貌。
三、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存在问题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高度重视并着重解决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发展制约因素。
（一）农业发展受到资源环境双约束
随着我国人口数量增加，农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压力也持续增大。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少且质量总体偏低，后备资源不足。中国耕地面积18.26亿亩，但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中低产田占比为78.5%，耕地退化显著；2010至2015年，每年耕地总量减少约为80万亩，耕地后备资源降为8000万亩左右（姜欢欢，2017）；农业用水需求量大但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且水质呈恶化趋势（何安华，2012）。2016年全国总用水量6040.2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62.4%。水土资源不平衡造成我国旱涝灾害频繁，并由此引发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除资源环境约束以外，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追逐以利益为导向，使这些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使农业发展缺乏动力。
（二）农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近年来，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迅速。其中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的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收入上升的影响（钟甫宁，2016）。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同理，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土地的价值升高。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显示，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的每亩主产品总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分别由2009年的600.41元、188.39元、114.62元上涨为2014年的1068.57元、446.75元、203.94元，上涨幅度分别为77.97%、137.14%、77.93%。与美国相比，2015年，中国玉米、稻谷、小麦三大主粮亩均总成本分别比美国高出56.05%、20.82%、210.42%。与美国相比，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问题极为突出。
（三）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亟待完善
随着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发生改变，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精准性不足、落实不到位、资金整合力度不足、基础设施投入少、粮食主产区投入少等问题日益突出。农业投入与生产补贴一般按照农户承包土地面积来计算，许多撂荒农民获得补贴但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种植的真正的农业生产者无法获得，不利于种粮农户积极性的提高。农业补贴一般通过基层组织来执行，由于人员有限、监督监管力度不足使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未完全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涉及面广、补贴环节多，财政支农资金往往分散于多个部门，交叉重合部分多，整合规划能力差无法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果。农业基础农田水利设施薄弱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基础设施服务由2002年的900多亿元增至2010年的2100多亿元，但在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中的比重由75％降至53％，降了22个百分点；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农业投入有限，主产区对主销区利益补偿与风险分担机制仍需完善（蒋和平，2018）。
（四）农业综合竞争力较低
尽管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国农业仍为弱势产业的现状还未改变。“四化同步”中，农业仍为短板。一方面，与二三产业相比，农业发展基础薄弱，受自然因素影响大，2016年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4.4%，远远低于第二产业37.4%的贡献率和第三产业58.2%的贡献率。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为0.3个百分点，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2.5个百分点、3.9个百分点相比较低。2016年我国农业占GDP比重为8.6%，2017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人均31061.2元（中国农业新闻网，2018），仍远低于二三产业。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较低。农产品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双高导致比较利益下降，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如大豆）增多，跨国农业集团对我国农业市场的占有率逐步提高。
（五）农民持续增收动力不足
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加、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目标。传统小农户的家庭经营，市场信息不畅通，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使得单纯从事农业收入无法满足家庭需要。由于从事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务农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专业技能掌握不足，一般从事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工资性收入水平低下且收入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由于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农民一般会将土地交于亲戚朋友耕种，收取较少的费用；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其他经济组织，影响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村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资产还未完全激活，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增加幅度极其有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仍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农民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仍较低。
四、推进未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思路与途径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已经再度进入新阶段，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新阶段务必要用新理念、新思维、新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一）以顶层设计为引领，探索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做大做强做优现代农业、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变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和谋划布局，发挥好党和政府总揽全局的作用。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重点，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幸福感提升、农村和谐繁荣的三大目标。要从薄弱环节发力，改革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和实施各项政策。其次，对政府与市场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进行准确定位，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互补完善、相互配合。使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减少市场扭曲。最后，要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我国农民人数众多，小农户经营仍然是适合我国农业生产的有效方式。所以要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基础上，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导下，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实现农业现代化。
（二）以新型粮食安全观为导向，深化我国粮食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时代应当树立新型粮食安全观念，即“在质与量两方面同时满足全社会对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粮食生产自然环境，促进生态良性循环，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种粮农民收入和农业资源转化效率稳步提升”。当前，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粮食生产必须从“以主攻粮食产量为重”的导向转变为“以保证粮食有效供给为重”的发展导向，未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应突出三大有效点。一是有效的粮食生产。在保证市场需求的条件下，注重提高粮食生产质量，提升农业资源转化为粮食使用价值的转化率，保障粮食的无害性，提高营养价值，增加“无公害、绿色、有机”的中高档粮食产量供给；注重优化粮食品种结构，我国粮食品种结构应随着城乡居民粮食需求变化而调整。二是有效的粮食进口。立足“国外粮食市场是补充”的原则，根据国内粮食生产情况，利用粮食配额和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合理调控各种粮食的进口量。对于我国产能强、库存大的粮食品种，要少进口或不进口，避免出现“进口粮”把“国产粮”挤进仓库积压的怪现象。三是有效的粮食储备。要优化国家粮食储备布局，在粮食主产区继续执行粮食“去库存”政策，从产加销各环节出发，坚决解决好粮食“超高库存”问题。在粮食主销区强化国家的战略应急粮食储备能力，加大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农民的粮食有效储备，增强粮食储备效率和多元调节能力。
（三）以新的发展理念为指导，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七大工程”
结合当前我国农业农村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要加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重点抓好农业现代化发展“七大工程”。
一是实施农业产业升级工程。坚持“优质、高效、绿色、生态、安全”的发展理念，利用农业高新技术对传统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形成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与规模效应。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与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条，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民俗旅游与文化创意、农村电商与物流配送、农事教育与科普推广、健康养生与乡村养老等新型产业，不断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新产业、新业态，实现农业价值链提升，扩大乡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实施农业金融贷款创新工程。创新财政支农机制，放大财政支农政策效应，发挥好财政支农资金对乡村振兴的引导与支持作用，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补贴的使用效益。通过健全农村诚信体系和完善农业信贷担保的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培育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探索和丰富农村金融机构类型，创新适合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金融产品。将担保机构与银行相结合，担保机构利用银行的监管和审查优势，可更方便地申请到涉农贷款，银行也可与信贷担保机构共同承担风险。建立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长效机制，提高财政对重要农产品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或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与鼓励。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区域特色优势农产品开发保险产品，发展互助合作保险，健全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应注重更多运用农业保险来防范和化解农业生产的风险，减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损失。
三是实施乡村人才培育集聚工程。乡村振兴战略是农业农村的一场根本性变革，必须依靠人力资源的集聚和人口知识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大力推进“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工程，鼓励和引导城市市民、企业家、党政干部、技能人才、大学生、社会贤达等，返乡创办实业，利用当地资源，带动农民创业就业，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工程、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工程，培养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让农业真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真正成为体面的职业。
四是实施农民增收促进工程。着力增加农民经营种养业收入，重视发展粮食和特色农产品生产，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在此基础上延长产业链、完善利益链，促进农民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中受益。着力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鼓励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发展具有特色的农村经济，引导农民工就业创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着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着力增加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全面落实粮食综合直补、耕地保护资金、农业机具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五是实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打造优美人居环境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乡村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粪污治理提升为主攻方向，强化各种举措，稳步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治理。要打造农业景观，建设美丽田园，大力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设施现代化水平，把农村建设成为生态农业景观、最美的公园。
六是实施农村文化现代化建设工程。农耕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源头，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进程赋予更多现代文化的内涵。要深化乡村公民道德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坚定农村文化自信，扶持培育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人才队伍，让文明乡风滋养美丽农村。
七是实施乡村社区发展治理工程。社区是乡村的基本单元，基层组织、社会力量要协同发力，形成多方参与、共建共治、服务共享的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创新乡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统筹解决乡村社区资源配置与减负增效等问题。加强乡村社区一体化网络建设，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把对乡村社区治理工作有效融入到社区幸福家园建设中去，确保乡村社区和谐有序。
（四）以实施乡村振兴为抓手，发挥农业科技创新对现代农业的引领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为新时代开展三农工作重点和任务指明方向。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加快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一是农业科技创新的引领。农业高新技术不仅具有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支撑作用，更是实现现代农业“接二连三”重要枢纽。用现代农业设施和技术武装农业，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和物质装备水平，加强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投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向增强农业技术转化率、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通过机械化、信息化、标准化、科技化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因此，要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建设，建设和改造升级一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提高技术集成与组合应用的效率，以形成现代农业技术示范推广体系。二是智慧农业的引领。目前，中国农业进入了大转型与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传统农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场景将逐步退出舞台，而以互联网、物联网为载体的智慧农业即将引领中国农业农村开启“变革时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智慧农业和互联网农业已经成为产业兴旺的具体要求。在今后一段时期，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和数字农业，加强物联网、智慧装备的推广应用，推进信息进村入户，提升农民手机应用能力，建设全球农业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基本建成集数据监测、分析、发布和服务于一体的国家数据平台，实施智慧农业遥感应用工程，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五）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激发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活力
农村改革关系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深化农村改革就是释放农村生产要素的原有活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新动能。一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重点优化农业产业体系，以扩大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供给为重点优化农业生产体系，以发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引领作用为重点优化农业经营体系，以提高资源匹配度为重点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化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交易服务机制。在农村集体成员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形成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建立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管理办法并进行存档备案。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制度下，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盘活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努力打造综合性的农业农村改革平台和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农村集体经济形式，。三是深化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以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为重点加快完善金融组织体系，以创新金融产品为抓手加快完善农村金融产品体系，以建设“农贷通”等平台为载体加快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保障加快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六）以促进城市生产要素下乡为载体，加快培育和壮大现代农业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城乡一体化和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已成趋势。紧紧围绕城乡互动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方向，做好统筹工作。为使生产要素下乡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应制定并实施城市生产要素下乡的优惠政策，做好城市生产要素下乡的机制体制创新工作。积极开展人才、技术、资本等城市先进生产要素下乡工作，制定扶持政策，做好监管。建立创业农民支持体系，吸引城市能人到农村创新创业，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严格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创新土地收益分配制度，使农村土地增值收益“用之于农”，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进一步支持农业嘉年华、农业公园、休闲农业、会展农业等现代农业新产业、新业态。要注重解决现代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障碍，如建设用地指标不足、工业用电计费提高成本等问题。通过优化城乡生产要素下乡以及现代农业产业项目配置，处理好生产经营主体与农民之间契约合作关系、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致富。
（七）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契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面对我国农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挑战，则应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走出一条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体系，协同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业、服务业协同发展。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科技园区为载体，挖掘农业生态价值、休闲价值、文化价值，因地制宜推进农业与文化、信息、教育、旅游、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土经济、乡村产业，达到一产优、二产强、三产旺，形成相互紧密关联、高度依存带动的完整产业链。增强提质增效新观念，发展农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对接商务平台，探索鲜活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休闲农业等“互联网+农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广信息技术与生产、加工、流通、管理、服务和消费各环节的技术融合与集成应用模式，深度挖掘农业的产业新空间。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业经济问题,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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