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一）从东方专制主义到中国历史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社会被看作是“专制的、停滞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东方社会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是一个平等的天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东方社会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钥匙。卡尔•魏特夫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出版，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魏特夫及其追随者进行“反击”，随着其他焦点的出现，这个问题被暂时搁置下来了。金观涛和刘青峰《兴盛与危机》一书的出版，再次掀起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将中国社会看作是“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具备一种“奇异的修复能力”。“超稳定结构”掀起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的一阵波澜，“国家建构”理论与其汇流，将其推向新的高度。许田波、赵鼎新赞成金观涛、刘青峰的观点，将秦汉以后的帝国形成，称为“中国历史模式”。但是，中国社会显然并没有完全遵循“超稳定模式”，相反每个时期都有一定的不同。
（二）早期的国家形式
在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两种社会势力就是血缘贵族和家产官僚制。一个封建王朝的崛起，往往是两者的结合。西周时期，中国是分封贵族社会，是姬姓部族用血缘联盟的方式，由周部族的人建立国家。西周的早期，采用的是奠牧的办法。但是，殷人部族在东方的叛乱，以及东方蛮族的威胁，使西周政治的实际掌权者—周公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这就是分封制度。该制度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的制度，它实际上是宗族分封属邑的升级，是从宗族中的分支迁出宗邑的结果。在并没有形成国家的阶段，宗族的模式是“宗邑—属邑”。在早期国家形成时期，则转变为“都邑—宗邑—属邑”这样一种模式。
我们知道，在国家模式上，西周初期和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车辆的发明和运用，以及马匹的驯化，使远距离的奔袭和机动部队诞生。商部落的溃败，不可能单单是由帝辛（商纣）的残暴引起的。更真实的情况是商部族内部有离心的倾向，使一个过于相信武力征服的部落败在装备了新技术，并且凝聚力较强的部落手里。
历史的前期深刻的影响着后面的进程，新的技术和旧的组织模式在一定条件下会组合出新的制度。周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封邑制度经过提升和完善，成为封国制度。周王室的角色是双重的，它既是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是整个周部族的大家长。
周礼用复制都邑的办法，使整个北方区域和南方的大部分区域都得以稳固。当文化融合和民族融合达到一定程度，各个诸侯国内部也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周部族“集体坐天下”的模式就会发生变化。春秋时期周礼正在式微，但由于各诸侯国基本还是周部族群体执政，尚有一定的贵族遗风。进入战国，“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周王室只是其中较小的政治实体而已。
与之前相比，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和政体有了显著的不同。从表面上看，是兼并战争推动了郡县帝国的诞生。但是，推动郡县帝国诞生的要素发生在战争之前，战争不过是加速了郡县帝国的诞生。郡县帝国诞生和复活的基础是什么呢？为何帝国崩溃后会一再重建，没有回复到复合王国或者进入立宪国家模式？
二、文献综述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到，“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缺少一种对峙，所以从未发生任何变化；一种如此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他认为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历史，郡县制帝国是一个平等却非常专制的政体，造成这样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缺乏个体自由的精神。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中国一直维持郡县制帝国模式的原因是缺乏个体自由精神去对抗威胁自由的实体。很明显，这种解释与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不符合。“纳完粮，自在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老儿拉下马”，“彼可取而代之”等语句贯穿在农民和官员的日常生活中。正是因为中国人并不具备黑格尔所说的奴性精神，才会有接连不断的造反和起义，使王朝更替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自由精神的缺乏并不是解释郡县制帝国模式长期维持的原因。
“这些自给自足的的公社不断的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深刻的揭示了亚洲各国上层政治千变万化，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结构不变的秘密，那就是自给自足公社的简单再生产。换句话说，只要自给自足公社始终占据社会生产的主体，那社会就保持相应的形式不发生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社会，从这个角度出发，古代中国长期是郡县帝国模式的社会经济原因就是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是整个亚洲，而不单是中国。尽管同样是改朝换代，印度和中国是明显不同的。而且，自秦汉以来中国的村庄尽管是自给自足的，却已经具有非常明显的家户传统。因此，要想揭示郡县制帝国持续两千年的秘密，除了社会经济原因上的总体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卡尔·魏特夫从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治水的部分解释出发，论证中国国家权威形成于大型公共工程的需要，此权威一经形成，就形成了专制社会。因为公共工程的长期需要，中国社会也长期是专制社会，需要极权主义力量来统治。魏特夫认为，郡县制帝国就是专制社会的统治工具，社会形式不变，统治工具也不会改变。这种从公共工程需要来解释，并且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却跟中国历史大相径庭，不说别的，但从公共工程与权威的关系来说，恰恰是权威系统完成以后，才有能力完成治水这样的公共工程。因此，即便魏特夫及其团队收集了很多资料，这种从理论出发的想象也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大型公共工程不是郡县帝国的原因，倒更像是其结果。
除了从个体自由精神、社会经济结构、公共工程需要等角度探讨郡县帝国长期维持的原因以为，还有金观涛和刘青峰提出的“超稳定结构”和赵鼎新提出的“中国历史模式”。金观涛和刘青峰利用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自于一体化结构，即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相结合，构成一种超级组织力量。同时，中国社会借助于“宗法同构体”和“一体化目标”形成了一种奇异的修复能力。这个解释的角度比较新颖，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仔细分析发现，这种解释与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结构解释是相似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位学者引用了工程学和物理学中的概念，创造了“超稳定结构”这歌概念，并且用数学来验证王朝的兴衰。在解释郡县帝国模式的长周期上，“超稳定结构”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赵鼎新先生从地缘政治学、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出发，探讨了官僚机构理性化和意识形态稳定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历史模式。在解释上，赵鼎新先生从战争的角度补充了官僚机构和儒法意识形态的形成与结合，这种结合构成了“中国历史模式”。这种解释很生动的揭示了战争在推动郡县帝国形成中的作用，揭示了官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忽视了经济的限制作用，仍然不能解释郡县帝国长期维持的原因。
“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发展去考察这一现象现在是怎样的”。列宁考察国家起源、发展和现状的方法同样适用于考察郡县帝国的起源、发展和消亡。
谢维扬在《中国早期国家》中，提出中国早期国家是酋邦国家，其统治模式是血缘贵族式的，统治方式则主要是“殖民模式”和“浅层控制模式”。尽管有瑕疵，但是与郡县模式相比，中国早期国家的血缘贵族色彩是毫无疑问的。王震中根据全球六大原生文明的比较，提出了中国国家的演进形态：都邑邦国—复合王国—郡县帝国。结合《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我们可以将这一形态向前拓展，得到“宗邑聚落—都邑邦国—复合王国—郡县帝国”的演进路线。
通过这条演进路线，我们发现中国国家文明诞生之前就带有浓厚的血缘色彩，都邑邦国时代的血缘贵族色彩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正像西周历史研究者李峰指出的那样，西周是中国“第一次官僚化进程”的时代，官僚化的进程起于西周，而不是战国。这一时期，在周部族内部，选拔官僚的现象已经大量出现，常设的官僚机构也已经出现。因此，从西周开始，国家形式就有从血缘贵族统治转向官僚统治的倾向和可能。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与回顾，作者认为：社会经济结构要素的稳定，揭示了中国政治上层改朝换代而下层不变的秘密；基本经济区，为郡县帝国的诞生和复活提供物质前提；血缘亲族和官僚体制为郡县帝国诞生和复活提供组织和暴力基础；大一统文化为郡县帝国提供文化支撑。
三、郡县帝国的诞生与复活
（一）经济基础：基本经济区
“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由冀朝鼎先生提出，它将基本经济区看作是一个历史概念，用它来解释中国王朝重视兴修水利和建立都城的原因。南宋以前，基本经济区的主要区域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主要是渭河平原和洛河平原。兴修水利、道路，服务农战是基本经济区的必备工作。通过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帝国的水利工程和道路建设最先在都城附近的地区展开，随后扩展到关系帝国经济运转的区域。以东周时期郑国渠的修建为例。
郑国渠建于公元前246年，距今已有2262年的历史。作为秦国三大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它的建成，促使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秦的建立，其工程技术之先进、效益之显著，令世人叹为观止。
当然，中国历史上还有其他水利工程。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口的迁移，中国的南方逐渐成为比较重要的经济区域。但是由于军事战争技术的成熟和巩固北方边防的需要，北方军事集团和官僚集团长期占据优势地位。随着江南的开发，苏杭一带成为次要的基本经济区域。从历史上看，基本经济区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它为统一战争提供物质支持和兵员，能够支持远距离的征伐战争。
（二）组织和暴力基础：血缘亲族和官僚体制
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是血缘亲族和官僚政治的混合体，有时甚至会出现贵族直接充当官僚的情况。以血缘关系在各方面起主要支配作用的贵族政治。当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消解了贵族对血缘和宗法纽带的神秘感时，政治的危机就会出现。而且贵族政治的结果必然造成贵者恒贵，世袭贵族养尊处优，易造成脱离社会的停滞腐化现象，以至最终失去对社会政治经济的驾驭能力。因此，贵族政治必然要被历史的发展所毁坏，与它结合的王权也必定趋于衰微。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皇权已经处于酝酿之中，各国的政治变革为秦大一统后建立全国性的皇权制作了多方面的准备。郡县制是顺应这种大趋势创造并选择的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法。在秦国，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以什伍为制重编户籍，以军功定尊卑爵秩等等措施，就是要铲除旧的血缘关系。商鞅变法确定了秦国郡县制发展的方向，而郡县制的发展又是秦得以征服山东六国，发展为帝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文化支撑：大一统文化
夏商时期，各方国之间已经开始频繁的文化交流。西周时期，战车的出现为分封制的提供了交通前提。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分封制依然将周部族的文化从周原扩展到长江流域，为大一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家文明真正实现了从都邑邦国到复合王国的跨越，一个跨越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天下”统一起来了。西周用血缘分封的办法占有“天下”，周王代表周部族成为天下的象征。但是，这种模式本质是都邑邦国的复合，其连接的纽带是血缘或者血缘的延伸。至秦汉，建立起统一的文字、车轨、度量衡，整个疆域内行政具有统一的特色，促进了文化大融合。正像费正清所说，中国指的是一种文化。大一统文化既减少了统一战争的阻力，也能为后期郡县行政带来便利。一般而言，帝国的疆界往往就是文化的边界。
四、郡县帝国的崩溃与复活
（一）脆弱的帝国：竞争性权威
郡县帝国的基础是家户制小农，他们承担兵役和大部分赋税。家户制小农常常由血缘亲族分裂而来，越是远离战乱的村庄，其血缘色彩就越明显。也正是在这个层面，村庄或宗族自成一体，构成帝国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在印度和俄罗斯，村庄是真正的公社，其土地和劳动产品往往以共有的形式分配。在中国，这种公有色彩早已经淡化，土地和劳动产品以家庭占有的形式分配，宗族只是多多少少承担一部分救助功能。
村庄剩余产品聚集到基层的治所——县。县是帝国赋税和人事的节点，帝国的赋税从这里开始记录和支取，这一级行政长官由帝国（皇帝及其大臣）任命。再往上，就到达郡。这里已经可以直接与帝国的中央政府发生关系，在这里，军事权力已经表现的比较明显。郡，常常是军事重镇，担负着武装卫戍和镇压的功能。正常情况下，郡守由皇帝直接任命。重要的郡，常常是皇帝自己的亲族或心腹。由郡往上，就进入帝国的都城。正常情况下，皇帝身边的大臣由皇帝亲自挑选，负责皇帝的安全或者提供意见帮助皇帝决策。组成这一层次的，常常是皇帝的亲信或者是经过层层选拔的文人和武将。值得注意的是，皇帝身边的宦官在某些事情也会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东汉宦官乱政、明末太监专权，表明太监也可以直接影响到帝国的政治决策。
因此，皇权是竞争性权威。从皇帝身边的太监开始，经中央大臣到郡县长官，这些人都在分享着皇帝的权威。当皇帝身体强健，头脑聪明的时候，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尚能正常运转。由于中国的继承制度，皇帝只能在上一任皇帝的子嗣里选择，绝大部分情况下，帝国的运转都是在分享皇帝的权威，实际权力常常掌握在外戚、权臣或者宦官手里。当外戚或权臣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田氏代齐”这样的局面自然就会发生。这正是上层政治多变的原因，因为权威充满了竞争性，非常不稳定。
至于农民造反，如果造反者忽视了经济区的作用，完全不懂得官僚技术的运用，常常就是袭扰地方的流寇，烧杀抢掠，只是掠夺而已，无法形成常态的统治，最终被基本经济区内的军事集团战胜、消灭。
（二）复活的秘密：流动的金字塔
从村庄中选拔出来的帝国军人和通过人才选拔制度成为帝国官僚的文官，是帝国的中坚力量。由于这批人并不从事生产，因此需要大量的剩余产品来维持他们的存在。这就需要赋税，最好是近距离的税源地，这正是基本经济区的重要意义。
但是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再加上人口的疯狂增长，常常会破坏基本经济区的赋税和兵员功能。以唐为例，唐初关中以均田制为基础，设立三百多兵府。至唐中叶，均田制无法推行，唯有实行募兵制和藩兵制，几乎将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造成了后来的五代十国的巨大战乱。同样是这个时期，南方经济区域得到开发，人口得到增长，长江以南的区域也具备基本经济区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每个区域都会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彼此征战。
官僚集团的开放性是帝国得以建立和统治的重要前提。在印度，存在众多村庄、众多语言，一个村庄几乎就像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对其进行军事征服并没有显著的意义。但是在中国，由于大一统的文化一经形成，理论上每个村庄都可以为帝国提供赋税、文官、武将，这正是中国家户制传统和印度村庄公社的重要区别。只要具备条件，中国就能够建立起统一的官僚帝国。而印度，即使存在表面上的统一帝国，也被众多“村庄王国”活活拖死。印度的种姓制度是血缘贵族最极致的表现，每个村庄里都存在着自己的语言和社会阶层，每个村庄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都不存在这种现象，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差别是经济上的，每个家庭都是帝国的细胞。“田无常主”，“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形象的表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开放性。
由于超大型政治共同体的统治需要，帝国的统治自然需要超越血缘贵族（夏商都邑邦国），超越血缘资格（古希腊城邦），因此建立在文化大一统之上的官僚集团是必然的选择。一种能够覆盖众多地理区域、涉及众多人口的延展性技术只能是郡县帝国，不可能再回复到仅仅具有血缘色彩的都邑王国或者民主城邦，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郡县体制愈发完善。汉代的监察制度、宋代的通判制度就是对郡县制的补充和发展。但是，不论是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还是科举制，都无法完全保证官僚系统的开放性，加上皇帝权威的竞争性，官僚集团集中的财富和掌握的力量常常是王朝更替的开始。由于社会基本经济结构从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超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形式只能是帝国。同时由于中国官僚制进程西周就已经开启，郡县帝国维持两千前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结论与局限
王朝重建的本质是血缘亲族和官僚集团努力的结果，是基本经济区优势的提升。理想中的中国政治，就是“圣君—贤臣—顺民”模式。君权由嫡长子继承，官僚是从臣民中选拔出的行政人员。除了金字塔的顶端，其他人都需要进行流动。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就像理想国一样无法实现。王朝建立在多种力量平衡的基础上，非常脆弱。宗族势力、外戚集团、官僚集团甚至是宦官集团都在分享着行政权力，韦伯说中国这种官僚制度是家产官僚制度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它更像是家产官僚制和理性官僚制之间的混合状态。在危机没有来临的时候，皇帝、贵族和官僚都不用经受权威的竞争，仅仅需要维持日常的运转。但是危机来临的时候，各集团之间的团结和理性官僚的作用就变得迫切需要。在商品货币关系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郡县制帝国是一个古代中国人统治超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重要创举。
做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在理论和材料都是极为困难的，在论证方式和语言上也难以驾驭，很多地方都没有展开“竞争性权威”和“流动金字塔”两个概念仍需要完善。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政治学人·学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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