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国家真想实现金融市场化，其实很简单，只要各级银行中放出一到两家银行，让其市场化经营，放开利率、准备金、存贷比，人行做好相应的监管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让民间资本这样去搞。
研究方法：
1、亲历法;
作为民资资本合作社的具体运作人，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者，所讲述的事实是真实可靠的;许多款项的吸存、调配、借出与回收本息，基本上每笔都过手或审核，有第一线的见证权威性。对款项涉及到的人、事等，笔者有切身的感受，并将此表达出来，以辅助说明问题。
2、观察法;
观察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自身经历事情进行内部的观察，对自己同业类的运作之事的侧旁观察，力求真实;另一方面是对银行经营行为的近距离观察。观察的对象分为：存款主体、借款主体、担保人主体、经济行为、运转机制、市场性质等。
3、回顾法;
对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亲历后，经过几年的思考与沉淀，对当时的经历的情况会有更冷静的认识;离开合作社四年之后，又从一个旁观的角色进行回顾，更增加了对观察对象准确的客观认识深度与广度。
内容摘要：
2010年，中国梁县乡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及类似民间资本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经过5年多的折腾，截至2016年夏，诸多的机构从市场消失或是宣告破产。本文说明该经济模式自出生就基本注定要死亡，而不是摸石头过河的探索，由此造成了一定的民间资本之殇。
民间资本之殇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民间资本机构纷纷折戟沉沙，损伤了一些存款户的利益。这些存款户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为了对抗通胀且投资渠道不畅，拼命存点钱保命保生活，其选择高于银行利息存款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机构极大地伤害了中小民营经济，加速了部分小中企业的灭亡。换句话说，中小企业在被各种背负与剥削下，它们又受到民间资本的再次掠夺，致使自己过早死去，给整体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如果试图通过乡镇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方式去开启中国金融机构市场化的大门，那么结果是惨痛的，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基金会与2010—2016年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破产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国家真想实现金融市场化，其实很简单，只要各级银行中放出一到两家银行，让其市场化经营，放开利率、准备金、存贷比，人行、社会与舆论等做好相应的监管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让民间资本这样去搞。
至于这个金融机构市场化的大门如何开启，且降低社会成本，并不引起一定的金融市场波动，得要在经济体制之外寻找根源，如主体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人的价值观(文化改良)改变等。
关键词：合作社、金融改革、银行、市场化、民营资本
2006年，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与其创立的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这一启发下，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2010年中国梁县开始了乡村银行的探索工作——成立正式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然而，经过5年多的运营之后，这一经济模式在中国梁县已经无声地宣告破产。
从最初的30余家(含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民间资本机构，到目前约有7家在谨慎地运营，可以预见两年后，基本上将不复存在(注：1—2家典当行应该会存在)。
在孟加拉等国家比较成功的资本运营模式为什么在中国梁县破产了?通过这样的探索与失败，其揭示了什么样的经济规律?作为梁县高阳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第一任主任梁西，现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经历与观察简单地讲述出来，以供各方参考。
社团初创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宗旨是农民个体之间实现资金共享，相当于数个农民成立的互助基金会，社员(会员)将闲余资金以低息存入合作社组织，合作社以稍高于存息的贷出利息放给社员内部使用，实现资金的互助利用。同时，入社自愿，出社自由的原则。
梁县高阳镇农民资金合作社，是一个民企老板高北平自行出资，借原来自己村上的一些亲朋农民的身份证，造假成立。注册资本300万，13个股东(原始社员)，每人约23万。谁有钱，谁当家，高北平自然是该合作社的董事长与法人代表，对合作社的发展掌握着生死大权。
组建班子，开始经营。高阳镇合作社正式工作人员：社主任梁西，另设一个副主任，一个放款员，一个财务主办，一个现金，一个客服。注册的300万资金，被高北平转走另作他用，帐目上存有10万，作为基础资本。梁西通过市场行为，向高阳镇的农民吸纳资金，每一个农民存款时候，就办一张合作社社员证。运营方式：以银行当期年息的两倍吸纳存款，然后以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8倍向外贷出，赚取利差。经过一年半的运作，存款达1700万，贷出约1300万。
梁县一些企业老板，也是当地某村的村主任或书记。2010年前，两个老板(村干部)成立地下合作社，吸纳社会资本供自己的企业所用。在2010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全国试点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梁县与另一个县成为该省的两个试点县，于是梁县的两个地下合作社顺利转正。
政府对待
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梁县政府为了活跃地方经济与官员政绩的积累，于是在梁县各镇成立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梁县共13个镇，按理应该是13家，但由于梁县某副县长想成立一家，于是就开了一个口子，副县长夫人从银行里半退出来担任主任，副县长的儿子是做煤生意的，成为法人代表，其结果成立了14家乡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
根据梁西了解，这14家合作社，基本上是一些企业老板成立的。大家都认为，以后是资本时代，成立一个金融机构，可以吸纳社会资本，一方面可供自己企业周转使用，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可放给其他中小企业或个体户以赚取利润;远景更是看好，干什么都不如干银行，私人银行是多么诱人的行业。
政府的态度是谨慎支持，想做大，但不要出事;换句话说，政府是要政绩，但不要出漏子。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是由农民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机构，在民政局注册，由县农委主管，金融办监管，银监会批准并协管。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在当地的农商行(或其他行)开户，供农委下的农资办监管。
“你们姓资，不姓社，大力大胆地发展，并保证资金安全”，一位农委的人员一再关照各个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法人与社主任。
早离初心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是非赢利机构，其初衷是解决农民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而运作结果则是创建者完全以赢利为目的，与初衷背道而驰。
短期、小额、低息，是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运营方针，梁西还把瑞银的三大原则应用在自己运营的合作社内：安全、谨慎、保密。
关于低息。当时，同期存款银行年利率2.25%，贷款利率为5.31%，按照合作社章程的指导思想，入社社员存入合作社资金的年利率应为低于2.25%，放给社员的年利率不应该超过5.31%;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存入的年利率为4.5%，贷出的月利为1.5—3%，合计贷出的年利率为18—36%;
关于短期。通常而言，贷出的钱主要是解决一些农民社员，但实际贷出对象为小个体户与小工厂，解决其资金周转困难。借出周期，一般为3个月期限，借款合同上不能超过3个月，可是总有变通的方式;借款合同可以展期。即使6个月到期了，还可以重签，再借……从而形成了短期并不是短期的情况。而时间可以缩短，但低于15天，就以天来计息。当时民间注册、银行过桥等筹资，一般100万是1500元一天，月息合计4.5%，合作社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设定借100万，其利息为1000—1800元/天之间。
关于小额。在总资本额一定的情况下，借出的对象越多，额度越小，则合作社承受的风险将越小。按照规定，每借出的一笔资金额不超过总注册资本的10%，高阳镇合作社每借出的每笔款就不能超过30万;但迫于人情等各种因素，超过30万，偶尔有发生。
合作社运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越轨的情况，而高阳镇合作社是在梁西的把握下，还是尽量地坚持原则办事。在所有合作社中越轨的情况应该是最少的，梁西要将风险降低在可控范围，因为那么多钱都是百姓的血汗钱，不能出险大的风险。
市场运营
为了扩大市场影响，梁西对合作进行了宣传;全镇28个乡村都跑了个遍，扛着农委的大旗联络每一个村委主任、书记，说明情况，其目的就是为了吸纳农民的资金，同时也寻找资金的投放对象。
某村民张某为了买台农机，向高阳镇合作社借款4.5万，月息3%;如此高的利息，不能够公开，合作社采取了规避的方式，在借款合同上注明月息1.5%，而私下里收取1.5%手续费，手续费以现金收取，另外做账。关于张某借款的事，在梁西的运作之下，省报、梁县日报、梁县电视台都进行了跟踪采访报道，梁西交待向张某如何公开解说自己贷款事宜等。
存款的流程都比较简单，带身份证，存入2万元，现金会计收取现金，开具存款凭证，由主办会计审核，然后经一个主任加盖私章，同时客服收取100元现金并办一张社员证。最后，存款者会拿到《社员证》，《2万元存单》，《100元收据单》，算为一笔业务。后续若有钱存入，可直接存入，不需要再办社员证。社员证的费用100元不计利息(取走全部款时，可退)，其余存款计利息;存款不低于1年，到期或中途急需取走等参照银行模式。存期为1、2、3年，存款均按同档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双倍执行。
借款手续较为的复杂：申请书、夫妻身份证、户口簿、收入证明、借款人配偶承诺书，担保人担保书等审核过后，该签字签字，然后办理借款合同，凭加盖合作社合同章的借款合同，由财务主管办理相关的放款手续。针对每一个借款社员(客户)，都要办理一个入社手续。同时，放贷员还要前去调查借款主体的情况、担保人的实际情况，实行三查制度(事前调查、事中检查与事后核查)。梁西最为关注资金的安全，所以每笔款的安全性都要认真审核，否则不能签字。可是，作为最终当家人的高北平，为了能赚更多钱，时不时地过问与指导，梁西会则看自己老板的脸色行事。
借款客户基本上是高阳镇的小企业主、个体户，还有做生意的老师、公务员等。张某若借款30万3个月，月息3%，合作社则从帐上划给张某30万，同时张某将2.7万以现金的形成交给合作社，合作社1.35以利息方式归入账中，而另外1.35万则入小金库。借款人实际拿走27.3万元，而合作社的账面上，根本不反映手续费的事。
调研过场
2010年年底，梁县13个镇的14个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迅速成立，同时约10家担保公司、4家小额贷款公司、3家典当行成立，加上原有的2—3家，总数约30余家。
高阳镇的合作社成立于3月份，业务迅速有序开展，而且宣传相对到位，政府关系处理得当。其他一些筹办中的合作社派人前来取经，一时间高阳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成为了一个学习典范。
风生水起，省机关报都进行了相关的报道，于是引来了省里高层的关注。同年10月份，针对梁县农民资金合作社运营情况，省委调研员来梁县进行调研座谈。梁县领导高度重视，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农委主任等各部门人员都参加会议，合作社主任梁西代表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参加会议并安排发言。梁西充分地准备了一个讲稿，并想着调研员会到合作社参观与指导，特意安排了社里打扫卫生，整理好账目与放款资料等。
上午9:30，梁县某会议室。梁西坐在会议桌的边上，其余全是领导们;开场白(欢迎前来指导、与会人员介绍)过后，先是市领导介绍梁县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小额贷款公司等众多民间资本机构的整体情况(资金规模、运营等)，接着汇报了对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监督与核查情况，省调研员听后，十分高兴，开始了高谈阔论;下面许多人根据情况，时不时地进行附和与补充等，两个小时过去了，根本未轮到梁西发言。省委调研员强调下午有事，要及时回去，于是梁县领导决定及时散会，11:30散会，安排午餐。
梁西回来的路上想：这是什么调研?就是开个吹风会，与合作社真实的情况差得远着呢!轮不到我讲话不要紧，但总不能就这样听听一些纸上的东西，就算了?!也不到合作社走一趟，看看实际情况?!这些经济学家都是混混的，此等官员也就是走走形式。
过了一些时间，梁西与一高中同桌交流，该同桌是上海复旦经济博士，供职于某个研究机构。“齐博士，你们经济学家就是扯淡。我在网上看你们胡扯，在现实更看到你们胡扯。一方面你们不认真地走进经济第一线，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于是说些假话;另一方面，即使有很少的经济学者认真地调研了，估计在不讲真话的环境中，也会谎话连篇”。因为同学关系，所以梁西说话较为的直接，没什么客气。齐博士说，“都是混口饭，哪有什么说实话、办实事的”。
残渣客户
对于梁县的资金借款市场，梁西作了调查并进行了分类。
从利率高低上讲，一类市场，银行客户比较优质，利率较低，年利率按国家牌价执行：年息5.31%，加上请客送礼、给放贷员(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等)回扣等，最终的融资成本约在8%;二类市场，资金互助合作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的客户，借出的年息通常在18—40%，这其中人情成本基本上没有，经办人尽力拒绝一些礼品与好处，偶尔收取一点香烟或吃顿饭;三类市场，为一些个人放贷，借出的年息通常在40—120%;
从时间上讲，一级市场贷款审批周期长10—60天之间，而且借出的周期较长，通常为一年，利息月结，每月20日为结息日;二级市场审核周期约2—5天，而借出的周期为3—9个月，到期延期或是重签合同，利息通常在放贷时扣除;三级市场则是基本上稍微打听一下，借款的按天计，通常借款周期在1—60天之间。
从额度上讲，一级市场比较大，几百万或上千万，上亿都有;二级市场上额度通常低于5—100万之间;三级市场则额度较小，1—30万之间。这样的区分当然不是绝对的，10万8万，银行有时也会做。
从贷款的手续与速度相比，一级市场手续较烦、放款速度比较慢;二级市场手续也算齐全，放款速度略快;而三级市场基本上不要手续，打个借条，立马放款。三级市场的一个经营者对梁西说，“我是在刀口上舔血，随时可能要不回，但我不怕，我运用黑社会来逼债。一旦不偿还，我就派人跟着借款人，再不行我就把借款人软禁起来，快到48小时，我就将其放掉，因为法律规定，超过48小时是犯法行为。梁主任，另外说个事，如果以后我要是急需钱的时候，希望你也周转点给我，你放心，我会及时还给你们的。”梁西口头答应，心里说，“我绝不会把钱放给你的”。
梁西通过分析，知道自己的客户都是些银行剩余的残渣客户，所以对于每一笔放款都极为地谨慎，严控风险。当时的贷款通常是担保与(房产)抵押两种形式，信用贷款已经没有了。
不乏骗款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许多老师、公务员等都干起了副业，开店、开厂等，很多是利用政府关系做些其他生意。他们需要借款周转，但由于身份情况，10万通常不好意思向同事开口，向银行借款麻烦，于是农他们选择民资金合作社为借贷对象。而合作社也乐于放款给他们，老师或公务员找一个较好的同事作为担保，只要调查其工作属实，夫妻签字，合作社不怕他不还款。然而这其中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page]
林某是一个镇政府的宣委，他向高阳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借了8万元，担保人为另一个镇的政法委员。他偿还本息及时，信誉很好，所以下次再借也方便了。但通过观察，小林的表情背后好像有故事，这引起了梁西与副主任的警觉。副主任再次调查了他的情况，发现了意外情况。“梁主任，这笔款到期骗他还进来，下面不好借给他了。昨晚我收到他发的一条短信：’今晚去XX场子，那里钱多的’。接着又发一条短信：’对不起，我转的信息，发错了’。所以，我估计小林赌博的，通常都在外地，否则在梁县会调查到他关于这方面的事”。
梁西与副主任合计，向小林承诺：上午先把再借款的手续办好并把钱还进来，下午把钱放给他。到下午就说农资办来检查，不能放款，晚上告诉他，检查人员交待“存贷比达到临界线”，不能放给他了。于是，小林借款就在那一天终止了。
孙某是某学校的老师，也跑到高阳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贷款，额度10万。借款用途、夫妻婚姻情况、担保人资格是放款的主要参考依据，而孙老师说借款用于买车。梁西当场揭穿他，“你不讲实话，每个车行(4S店)都联合银行提供汽车消费服务，你借钱不可能拿来买车”。孙老师一看说不过去，就说买车是事实，自己在别处出了点纰漏。后来，梁西与副主任调查下来，他已经离婚，还参与赌博。这种客户，即使找其他老师担保，也不行，最终没有借给他。
“张老板，你的款不能借给你了”，梁西打电话给一个客户。“你们搞什么?!我手续都办好了，准备下午就用。现在中午12点，你打电话说不借给我”。“请你来一趟”，梁西轻声地说，因为梁西已经发现张老板所找的担保人的收入证明上的公章是假的。刚一见面，张老板十分地不客气，恼羞成怒。梁西将担保人收入证明拿给张老板，“你说说，这加盖的公章是真的吗?”张老板一听，觉得蹊跷，就打了个电话给自己借款的担保人，然后他的态度立马转变，“不好意思;因为我贷款急，所以担保人就急，他就作了个假。”梁西半严肃地说，“张老板，很不好意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你了。如果你要执意为难我，那我也没办法。我如果现在打个110，那么你就麻烦了，你涉嫌两个罪名，一是诈骗罪，二是伪造公章罪，经侦人肯定把你带走。但我不会这么做，现在当你的面，我把资料全部销毁，全当没有发生过。”张老板一看情况，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连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晚上，我请你们吃饭”。梁西当他的面，把所有资料销毁，也不会跟他们去吃饭，把事情处理掉。
梁西经手的事还有很多，还有高北平指示下借出的款，出了点周折，官司还在打。
暗渡陈仓
对于合作社的资金等类似机构，操作层面上有更过分的情况。
梁西在参与合作社的工作之前，与自己的老板高北平长谈过，“我们经营的是上游产业，做的是高智商的工作，从现在要改变两个观念，第一，不要将钱看作钱了，要看作商品;花110元买100元，卖130元，我们赚取的是商品的差价;第二，金融产业是一个信用产业，遇到问题只能讲诚信，不能讲人情，同时我们以后就要做一个诚信的人”。高北平十分认可梁西的看法，也立下心起去做，在经营过程中，梁西对高北平是十分地尊重，高北平通常也会尊重梁西的意见。
在经营中，金钱的诱惑实在让人难以抗拒，有两次高北平调用合作社的资金给自己在银行的朋友进行年终冲点(存储任务)，这让梁西有一丝丝不乐意。
经一年的运作，梁西看到其他合作社或是乡镇银行及银行的情况，乱象丛生，借贷放款等则是难以接受，也深感此行未来前景并不乐观。一个客户张某向SJ银行贷款1500万，SJ银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朱某告诉张某，目前放贷没有计划。张某为自己公司的运转资金十分地着急，然后四处借款。后来又跑到SJ银行，他是SJ银行的老客户，人员相对较熟。“朱行长，你真要帮帮兄弟的忙，如果筹不到款，那么我的工厂真要关门”。在张某的一再请求下，朱副行长就指点了张某，“我与DB乡镇银行(也是私人D某投资办的)较熟，听说那边资金有计划，我与他们打个电话，你去那边看看”。
后来，张某从DB银行借到1500万，年息18%，他为了感谢朱副行长，孝敬了一些(估计不低于10万);据梁西通过了解，张某拿到的1500万还是SJ银行的贷款，运作流程：SJ银行钱通过朱副行长手，将基准利率浮后(以7.5%利息)放给D某的厂，D某将该笔款再转到自己的银行DB，DB放给张某。
如果SJ银行直接以7.5%放给张某，那么SJ银行赚取的钱归为行里，朱副行长只能得到几十万的回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朱副行长会得到更多的利益，赚取的7.5%(合计112.5万)同D某进行分配，他们也会拿出一部分散发给相关的人员进行封口。
梁西渐渐也知道一些所谓的国有银行、股分银行的经办人或是有些权力的人，都通过歪门邪道搞了很多的钱;民间的资本机构又通过非常手段，也搞了很多的钱。对于解决就业与纳税的民营企业，梁西十分地同情他们，他们被各种银行经办人宰了几刀后，又被民间资本机构继续屠宰。“如果这样搞，那么民营企业还有活路吗?国家三令五申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破解融资难都是一纸空文，国家不知道吗?”
“赚到钱，就是真本事”，这是经济社会不变的法则，什么规则与法律，都是狗屁。
2011年春天，梁西萌生了退意，想淡出合作社的责任与管理者身份。恰好，高阳镇合作社老板高北平家庭事情闹到合作内部来，梁西随势变得沉默寡言，签字权也主动放弃了。
银行掮客
王某是某国有银行的信贷员，与高北平关系是高中同学，他没事就会到梁西的办公室里玩。在梁西眼里，他就是一个资金掮客。
王某手里有许多现有资源，有些贷款急、额度小或是银行转贷款的客户，他视情况介绍到高阳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来。他实现了一箭三雕：一方面急客户所急，帮助了客户;一方面给高阳镇农民互助合作社带来了相对可靠的业务;一方面他自己赚取了佣金。
王某对特别熟悉的客户，他也会主动担保，这让梁西这些经办人十分地放心，“你一个银行职员，家产与收入都是可以，贷出个50万是没有什么风险的”。梁西将款放给客户通常月息为1.5%，收取客户的手续费全部给王某。王某通过这样的兼职，每个月外会收入有时达几千元。梁西也不眼红，每个月挣几千元的工资也是相当满足。
据梁西了解，一些合作社负责人或是骨干都是请一些国有银行内退的人员，他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梁县14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10来家担保公司、4家小额贷款，数家典当行等，里面都有银行的掮客介入。
约在2011年，梁县金融界还发生了一件事，某街道建行分理处主任跑路。经济界立即引起热议，而当地建行迅速发表声明，力图撇清关系，“他是替一个老板到私营机构融资，私人老板还不起跑路了，私营机构向他追债，他承受不了压力，于是跑了”。梁西心里明白，这些都是说辞，鬼知道发生什么，一个与该分理处主任熟悉的朋友告诉梁西，“他是动了建行的钱，当然也有替别人融资的事，后来他看行里的窟窿没办法补救，于是就带情人跑了;他写给老婆女儿的信，我都看了”。
梁西也主动拜访过一些银行的支行、分理处，见闻了许多，他不仅看到了国有银行职员的傲慢，也获知一些人员假公济私、贪赃枉法。有时候，梁西想，“银行有点权限的95%从业人员，全部抓起来，都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中国人在金钱、生存、色欲面前，通常是把持不住自己的。许多的问题，不是法律不健全，也不是法律不严格，而是执行不到位，体制监督不到位;深层次是人的罪性很深，稍微有点权，就会干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七死八亡
在梁县高阳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工作了一年多，梁西思考了很多，最终考虑适当时机离开。
在2011年春天，也就是梁西没有离职时，HX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投资人王某因到澳门赌博而面对清算的情况。
梁县市委高度重视，分管金融的副市长负责处理此事。王某开了两个厂，办了一个合作社与一个担保公司。有人借款，王某(有时是社主任)看借款主体还可以，就用自己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可以赚取最大的利润，通过合作社赚取了应有的利息，通过担保公司赚取了3—5%的担保费。
王某出事是因为有钱人就是喜欢刺激。他到澳门赌博一下子输掉1个亿，有人讲是1.5亿，有人讲是5000万，而梁西判断应该在8000万。对于一些经营者，8000万现金可是一个大数，一个几亿产值的工厂，其周转资金也没有多少，最多为几千万，而一下子负债即要偿还的8000万赌债，着实让王老板不堪背负。
梁县市与HX镇成立了工作组，将王某的合作社与担保公司停业，将王某存储土地拍卖，将一些钱汇集起来，HX镇负责偿还所有存入合作社的款项。为此，梁县为此召开了专题会议，三个精神：一是封锁消息，不要外传;二是其他合作社自查，清处风险较大的业务;三是规范经营，不再求大，而求稳。
梁西经过此事，更坚定了他离开合作社的决心，自己辛苦赚点养家糊口的工资，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2012年春天，高阳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因为投资人家庭纷争问题闹到合作社，越往后业务的风险将会越来越大。此时，梁西在高阳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工作了整整两个年头，他就选择了离开。在梁县14个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中，高阳镇的合作社经营的规模不是最大，赚钱不是最多，但在信用、安全、规范方面应该是最好的。
2012年夏天，FX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老板找到梁西，“梁主任，我们谈谈，你可否到我们这边来;薪水我们谈一下。”梁西笑了笑，“可以考虑，但我目前想静一静，要思考一些东西。谢谢你的邀请”。综合考虑，梁西观察了这个老板，发现他年轻自负、胆大，于是选择了失业，也没有去上班。
2013—2015年，梁县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与其他的民营资金机构迎来了最凶险的时光，一些机构关的关，老板跑路的跑路。2014年夏天，曾经邀请梁西的FX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老板卷款跑路，存入的几千万窟窿丢给了当地政府。2015年，一些典当行、担保公司也渐渐关门。梁县一个乡镇的企业私自融资与放款的HM服装企业一夜之间倒闭，该企业经营了20多年，当地很多人十分地叹惜。
一点思考
回首自己的工作经历，放在经济环境中看，这是一件发人深思的经济问题。
1、民间资金机构为什么一夜之间起来?
首先，与加入世贸有关。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并承诺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与人民币管制，实现一定范围内资本市场化。2006年，外资银行可以进入中国内陆市场，于是花旗、三菱等银行进入南京、无锡这样的城市;
其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出台，鼓励民间资本入铁路、民航、公共医疗、金融等。一个情况就说明此文件的作用：2008年，在梁县办典当行需要到商务部批准，而到了2010年，则手续简单了，省金融办批就可以了。
注：根据梁西的观察，在经济领域，文件的出台通常是滞后的，政府看到一定的情况出现了，为了规范与理顺这些情况，才出台相关政策。经济政策很少有前瞻性的，由此带来的问题很多。)
再次，市场需要。作为民间资本的中介，通胀给吸纳资本带来便利，中小企业融资难给放款带来便利;CPI指数2010年在高位徘徊，2010—2011年，一年定期存款上调了四五次，从2.25调到3.5，允许上浮10—20%，梁县农商行为了吸纳存款，就按最高限执行，国有银行也采取迂回(签约存款)的手段，按上限执行。民企融资难，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释放4万亿进入央企，而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什么都未捞到，经营更加困难，最突出问题是融资难、融资成本高。
最后，资本冲动。在当时的环境中，许多民间老板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希望找到赚钱的机会，而金融市场出现这样一个机遇，同时经营资金又是一个体面且充满希望的生意，于是许多人开始尝试，投身其中。
2、民间资本机构为什么陷入万劫不复?
首先，民营经济纷纷垮台。刘鹤2012年在一篇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走势的文章中预测，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未来呈“L型结构”。后来，有人说他预测准了宏观经济的走势，其实在2011年，如果真的深入调查，就足以知道中国的经济已经下行了，而且复苏没有10年或更长的周期是过不去的。
2009年之后，中小民营企业承担税负、成本、费用等太重，被各种银行进行吸血后，又被民间资本机构吸血，等于雪上加霜，它们到民间资本借贷存属于饮鸩止渴。本来经营困难，利润每况愈下，企业利润能有5—8%就错了，怎么又可以承担18—30%年融资成本。企业经营不下去，一些老板纷纷跑路。据报道，2012年，温州跑路老板达上百人;而梁西估计梁县跑路的老板约有四五十人，这就造成一些民间资本机构放出的款不能完全收回来，给以后的倒闭埋下祸根。
其次，民间资本机构嗜利成性。民间资本的当家人过重地看中利益而忽略了风险管控，使放出的款不完全及时收回，不但利息没有收足，而且一些本金也是难以回收。即使打官司赢了，或是私自逼债，借款主体没有钱，民间资本机构也是没有办法。
再次，民间资本机构缺乏实力。因为没有充足的资本实力，所以就没有办法与各类银行争取优质客户，而只能做银行不欢迎的人的生意(有的已经从银行贷足，再借作为周转)。
最后，民间资本的从业人员素质差，技术条件不行。大部分民间资本机构的从业人员都是草台班子，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与训练，匆匆上岗，在金融的风险管控、操作谨慎、市场调查等方面做的都难以到位;而且配备的软硬件条件也不行，技术力量比较弱。
3、资本市场化如何走?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地方的农村纷纷成立基金会，诸多农民将钱存入基金会，到最后难逃流产的命运：最终的结局，未取出的存款由当地政府财政负责偿还本金。2010年，在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时，梁西对此进行了思考与总结，农村基金会失败的原因有三条：第一，存入的资本持续赢利难;吸纳的钱，要获得更高的利息，才足以偿还存入的本金与利息。现实没有获得更高利息的渠道，乡镇企业用一部分，但难以为继。第二，经营主体责任与能力不够。许多人是村主任、乡镇工作人员，他们既没有盘活资本的能力，也缺乏相应的责任心，“管他呢，又不是我的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事找领导”。第三，缺乏相应的监管。存款到账，一些人通过各种关系要用，经办人会不自觉地放弃原则，致使资金的滥用或流失，这是没有有效的监管。
可是，在梁西经办高阳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又遇到了新问题：生存的市场受到挤压，发展空间不具备条件。
在财力、人力、技术等方面，民间资本机构与各种银行都没有办法相抗衡。一级层面，六大行——工中农建交邮;二级层面，各类股份行——华夏、民生、中信、光大、平安等;三级市场，省级商行——江苏、深发、浦发、浙商等，四级银行为地方信用合作社。
如果国家真想实现金融市场化，其实很简单，只要各级银行中放出一到两家银行，让其市场化经营，放开利率、准备金、存贷比，人行做好相应的监管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让民间资本这样去搞。国家这样搞的目的无非两个：让民间资本出来承担更大的风险，以保护现有银行体系;二是利用民间资本，促进M2的释放，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4、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一个社会是一体多面，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不要就单独的一面去探究原因，否则难以找到最真实的答案。经济领域中某一点出了问题，可以在整体经济中找原因，更可以到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人性善恶中去找原因。
一体多面：社会是一个整体，多面即指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等。
梁西认为，民间资本之殇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民间资本机构纷纷折戟沉沙，损伤了一些存款户的利益。这些存款户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为了对抗通胀且投资渠道不畅，拼命存点钱保命保生活，其选择高于银行利息存款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机构极大地伤害了中小民营经济，加速了部分小中企业的灭亡。换句话说，中小企业在被各种背负与剥削下，它们又受到民间资本的再次掠夺，致使自己过早死去，给整体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问题的核心，形而下看，政府改革滞后、政治体制(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在其主导下的各类领域里各种机构与组织的运转都会遇到问题。经济领域中许多的市场行为变得扭曲是正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属于正常的。形而上看，是人的价值观出了问题。金融的运行机制，国际上都已经有成熟的经验;拿股市来说，我们参照了西方最好股市机制，然而现实中，股市人为操纵的痕迹过重，致使中国股市像过山车一样走过25年，让人看得心惊肉跳。
结语：
1、梁县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经济模式与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倡导的金融模式无关，而且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在梁县甚至中国也是行不通的。中国要有真正的民间资本机构并得到良好健康的发展，其道路是比较漫长与曲折。
2、银行(金融)实现一定的市场化或是部分金融机构实现市场化运营，中国缺乏主体(政治)体制的配套、从业人员价值观(文化)的品德与操守，即：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改良，那么中国的金融业与整体经济很难走出界囚徒困境，而所做的努力只能是隔靴搔痒与一点补救措施罢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共识网 201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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