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假期一时愤怒写了这篇文章，腾讯大家本来今天发了，但删了几段话，我很少写时政专栏，想说的也就是那么几句话，删了之后觉得不清不楚不如不发，就让编辑把稿子撤了，现在全文发在这里。
做记者的时候，我只是顺带做一点三农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离职这么些年，我还是经常去看一些这个领域的枯燥报道。今年因为专心写长篇，一共就写了那么几篇专栏，关于农村的居然有两篇，有我也知道写这些既没有什么成就，也不带来收益，但人的情感有一种不可预期的流向，它流向哪里，我就写到哪里。
我采访过五次全国两会，跨了两届政协委员。两会记者最焦虑的事情是认人，网上的证件标准照很难和现实形象产生联系，中国的记者们又鲜有见到高官的机会，部长们列席会议都是从人民大会堂北门出入，每进来一人都有起码五十个记者盲目地冲上去，如果最里面那一圈记者没人认出来这是谁，情况就会变得很尴尬，我见过有人情急之下翻部长面前的胸牌，还听过人不耻下问：“部长好！请问……您是哪个部的部长？”
等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几千个委员从会堂里一涌而出，那简直就是一场混战，奇怪的是，作为一个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勉强分清布拉德·皮特和汤姆·汉克斯的脸盲症患者，不管什么时候，我总能在人群中一眼看见陈锡文，他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全国两会的会场上，这不算级别太高的官员。陈锡文皮肤黢黑，永远苦大仇深皱着眉头，我在两会上采访过他不下十次，从没有见过他脸上的肌肉挪动过位置，采访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这个人也太适合做三农工作了，他长得真像……农民。
每次意识到“农民”这个词在汉语中隐含的贬义，我总会被这件事刺痛。就像在我的家乡，不能随便叫年轻女孩子“小姐”，因为太多女孩子去了珠三角，成为语焉不详的“小姐”，毕业后我先在广州工作，同事去采访深圳“二奶村”，回来笑嘻嘻说：四川姑娘厉害，起码半个村的二奶都是你老乡。王力雄也在《天葬》里写过，西藏女人甚至有“赶走川妹，还我丈夫”的口号，因为“她们痛恨自己的丈夫把心思和金钱都给了做色情生意的四川姑娘”。我希望自己不要在任何意义上活在一个群体概念之下，然而你也不可能逃开这件事，人总是会被这个世界归纳定义，然后扔进某一个评价体系，“四川姑娘”是一个，“中国人”是另一个，“中国农民”则是我侥幸不在里面的一个，但里面装了9亿人，一个国家，用权力造就权利的不平等，然后把整整9亿人扔进浸透贬义的评价体系，我既愤怒，又有点叹服。
按照我有限的经济学知识，陈锡文相对“左”，但他总让人感觉对农民的命运有真正的关切，这让我对他始终怀有某种敬重，直到现在，我还偶尔会搜搜他的新闻，看他怎么谈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我发现，他始终没有变过。在我做记者那几年，这是三农领域的热门问题，自由派的三农专家认为如果土地不能自由流转，等于把农民永久绑在土地之上，但陈锡文则非常谨慎，采访中他几乎每次都会提到，地方普遍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实质上不过是政府“拆了农民房子后拿土地卖钱”，而乡镇政府的获利，又大部分与农民毫无关系，有一次他痛心疾首跟我说，哪怕在全世界范围内，和平时期村庄以如此速度减少，从来没有过。
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我去过一次天津，采访滨海新区某个镇的“土地作价入股”改革。改革有点复杂，大概意思是：将农民的宅基地和村集体建设用地、农业用地流转至镇政府名下，由镇政府进行统一规划整理，而农民则可从中获得收益，获益方式一是用宅基地换取新建住房，二是用村集体建设土地和一般耕地换取保险。
听上去是不是不错？镇政府以为我要给他们做正面宣传报道，兴高采烈带我去参观新建的楼房，又找了个副镇长接受采访。楼房就是那种标准的回迁房，为了省地，把整个村的人集中在几栋楼里，楼下有一些红红蓝蓝的健身设施，种了几棵要死不活的小树，一种这十年来在被拆农村里常见的城市生活模板住宅小区。副镇长意气风发，给我汇报改革成果：除了宅基地换的房子，村民一次性获得的征地补偿大概是四万块，而所谓土地换保险，是指村集体土地流转至镇政府名下后，镇政府统一为村民缴纳保险，这样到了城镇退休年龄，他们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去年是每人每月379元”，副镇长说。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确认了一遍，真的，一个月379元，那是大概七八年前，在那个村的附近，房价已经超过五千，我当天就回到北京，下火车后去味千拉面吃了牛肉炒饭，我记得当时是32块一份。稿子发表出来之后，我被副镇长电话追杀了几天，反复强调他要肉体追杀到北京来，后来我不堪其扰，索性把手机关了，但每一篇稿子都是会过去的，对他和对我都并不产生真正影响，他没有来北京，我再没有去过天津。八年间城镇养老金有不小幅度的增长，当年的村民，现在可能一个月能拿700块，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为此感到高兴，如果一个人被夺走整个世界，却获得一颗糖，他是不是会为这颗糖高兴？也许会的，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一颗糖总是一颗糖。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农村土地到底应该怎么流转（毕竟也有不少农民因拆迁真的发了财），农民是不是应该离开土地，当一种困境和另一种困境产生碰撞时，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判断。就在五月底，我看见陈锡文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短文，提到“不管是土地流转还是进城，让农民自己选择”，文中引用社科院的一个报告：“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显示，“很想”向城镇转移的农民工占11.83%，“比较想”的占21.73%，“一般”的占17.45%，“不太想”的占24.82%，“完全不想”的占24.13%，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另外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想回乡。
听上去也挺简单，想离开的人离开，想留下的人留下，但“选择”这件事从来建立在“自由”之上，一个被户籍制度生生割裂的国家，没有什么真正的选项。想离开的人不知道怎么融入，想留下的人不知道怎么求生，我的姨父，搬进城市也有快二十年，但过了六十岁依然辗转于各种工地打工，烧砖挖沙搬水泥做炊事员，几个月才能结算一次工资，永远处于老板会不会赖账的焦虑之中，真的被赖掉的那几次，他长吁短叹，却毫无办法，转头寻找下一份工作。至今家里人背后提到他，还是会在评价前面加上标签，“农民哒，是这样的……”，他们都对姨父很好，知道他干活辛苦，吃饭时把会回锅肉摆在他面前，何况他们中间大部分人，也不过是现在能拿退休金的下岗工人，也曾经有漫长的十几年，四处艰难求生，但他们还是掩盖不住粗俗而本能的优越感，我也理解他们，优越感并不仅仅建筑于虚荣、肤浅和可笑，有时候它不过是一种建筑于权利的现状：你是个农民，你和我们不一样。
好几年前，我在纽约一个图书馆里看到刘绍华的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写凉山的彝族年轻人，家里有亲人住在凉山，让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但一直到去年，这本书辗转多处，终于出了中文简体版，叫《我的凉山兄弟》，因为涉及少数民族、毒品和艾滋病，时间跨度又超过五十年，作者讨论的命题显得非常复杂，但我依然会在最浅显的层面被触动：村里的年轻人都想离开，然而他们即将进入的世界，对他们充满偏见和歧视，新生活的展开，是一条处处陷阱的荆棘路。书中有一段，写到在外头死掉的彝族人要火葬，但去殡仪馆需要2000块火葬费（昭苏2014年的农民人均年收入是730块），没有钱的人就在野外偷偷烧了，买20斤四季豆杆放上汽油，半个小时能烧完，结果有一次烧到一半来了武警，说这是杀人灭尸，解释半天才得以脱身，有人专门做烧尸体的事情，大家都太穷了，他赚不到钱，倒是总结了一些经验，“吸毒的骨头很多是黑的，没有吸毒的骨头是白的”。
还有一段，写几个彝族青年将朋友的遗体秘密运回故乡，用大被盖绑起来，先火车后汽车，放在车顶行李架上，旅途疲惫，大家都累得睡着了，醒来发现棉被包被偷，最后是在路旁沟渠里找到遗体，“显然是被吓坏了的小偷情急之下遗弃在此”。很像多年之前湖南人李绍为千里背尸的故事，这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落叶归根》，赵本山主演，我去电影院看过，我不大受得了赵本山式的挤眉弄眼，和那种不加克制的煽情，但一想到这件事是真的，我又没有办法不被它敲打灵魂，在我的想象中，如果这个故事被贾樟柯拍出来，会有一种更加隐秘的伤痛，就像真正的农村，伤口入骨，我们能看见的，不过是一点伤痕。
毒品、性、死亡、艾滋、暴力、精神虚无……所有这些，叠加上“农民”的标签，突然间就刷爆了朋友圈，我对这些乡村的想象没有太大兴趣，我关注的事情，要枯燥无聊得多：医保、养老保险、土地流转权、和政府的议价权、户籍制度、进城人员子女的教育权……在《动物庄园》里，“所有动物生来平等，有些动物更加平等”，在我们这里，“所有人类生来奴役，有些人类更加奴役”，哪怕自由遥不可及，我们总不能把不平等视为当然。如果这一点真正改变，我们才可以说，农村和城市的底层没什么区别，真的，到时候你爱吃玻璃吃玻璃，爱炸裤裆炸裤裆，精神空虚的确是一场无处不在的世界病，但政治歧视不是，活在黑暗中的人，总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能看见光。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叙述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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