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5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要： 为克服中国现实状况和研究方法局限给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造成的障碍，本文采用城镇化质量指数、地理空间信息建构了连续型的城乡自变量，将户籍制度的影响纳入研究设计当中，并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条路径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质量和地理空间距离可以显著影响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但是其对中央和地方政治信任的作用相反；中央政治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均衡影响，而地方政府信任受到制度变量的单一影响；户籍制度加剧了常住人口与非常住人口在政治信任方面的差距，对非常住人口的地方政治信任产生了较大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 政治信任； 城镇化质量； 户籍制度； 制度主义； 文化主义
一、引言
政治信任是联系政府与公众的重要纽带，其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三方面：首先，政治信任与政权合法性紧密相关，高度的政治信任有助于政权的持续与稳定；其次，政治信任是政府治理绩效的晴雨表，体现了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再次，政治信任构成了政府公信力的微观基础，高度的政治信任能够为政府提供广阔的操作空间。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领域，都极为关注政治信任问题。
近年来，大多数民主发达国家的政治信任水平持续下降，相对而言，中国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整体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极有可能掩盖了其内部的差异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伴随着这种二元结构的是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城乡分割和差异状况。因此，对政治信任进行城乡比较研究不仅可以验证政治信任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也可以为推进城镇化进程做出理论上的贡献。
但是，目前中国的发展现状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对我们认知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造成了障碍：一方面，中国各地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北京远郊农村的发展水平甚至可能超过西部偏远地区的城镇，也就是说如果将比较范围扩展到全国，作为标签的“城”与“乡”很有可能背离了其实际发展状况，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差异与城乡边界就更难以把握，采用覆盖全国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城乡比较研究面临着如何合理划分城乡边界的难题；另一方面，大多数城乡比较研究均采取直接比较的方法，即依据受访个体居住地或户籍类型构建二元的城乡自变量，或者以此为依据进行简单的数据切分，这样的处理将城乡比较问题简单化，实际上是将全国范围内的城乡特征的均值进行比较，很有可能掩盖纷繁复杂的个体特殊性，不能真实反映城乡发展差异对于政治信任的实际影响。
本文力图构建更加科学的城乡变量，力图用方法上的创新弥补中国现实状况给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研究造成的认知障碍，从而呈现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信任的城乡差异，并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路径进行尝试性的解读，以期能够为中国政治信任研究做出创新性努力，并为城镇化进程提供理论贡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信任的城乡差异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政治信任
（三）政治信任的解释路径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一）数据来源
（二）城乡变量
（三）政治信任
（四）制度变量
（五）文化变量
（六）控制变量
四、数据分析与发现
（一）模型选择与策略
（二）政治信任的层级比较
（三）常住人口与非常住人口比较
五、总结与讨论
中国地域的广阔性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给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研究造成了认知障碍，在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城乡边界的模糊性又进一步加大了其研究难度。为了获得更为接近因果机制的判断，本文采用城镇化质量指数、地理空间信息建构了连续型的城乡自变量，将户籍制度的影响纳入研究设计当中，并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条路径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化质量和地理空间距离可以显著影响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但是其对中央和地方政治信任作用相反；中央政治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均衡影响，而地方政府信任受到制度变量的单一影响；户籍制度加剧了常住人口与非常住人口之间在政治信任方面的差距，对非常住人口的地方政治信任产生了较大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说，本文的主要发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首先，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遵循由其自身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所设定的发展轨迹，城乡二元化结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成为研究中国问题不可回避的社会事实，大多数的学术研究都立基于这样绝对的结构性差异而提出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前景预测，政治信任研究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正行进在现代性之中，城镇化进程正在逐步加速，将更多的乡村改造成城市，这给乡村中的个体渐次脱离传统性而获得当代形态和发展内涵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本文对城乡自变量的构建突破以往城乡二元划分的思路，将城与乡的差异看做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程度差异的连续谱系，用基于客观数据计算的城镇化指数结合地理空间信息实现对这一城乡连续谱系的测量，从而为每一个受访个体寻找到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具体位置，这种创新性的尝试得到了统计模型的初步确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同时也需要反复测试与深入研究的稳健性证明。
其次，如果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在消解着基于地理位置的城乡二元结构，那么本文关于常住人口与非常住人口的比较研究则部分验证了户籍制度在城市中制造了新的二元结构的讨论\[49\]36-43。在政治信任及其形成原因方面，常住人口与非常住人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治理绩效对非常住人口的地方政府信任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影响。虽然受限于问卷设计和样本选择，笔者无法确切甄别样本中的全部流动人口，但是在样本抽取环节严格遵循居住此地一个月以上才可以进行访谈的要求，因此这一部分非常住人口至少可以定性为长居此地的非本地人口。在目前的户籍制度约束下，这部分人口是不能享受本地居民待遇的，在发展机会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与本地人口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现代性不仅体现为客观经济指标的发展，更体现为主体性崛起与制度性容纳相兼容的特性，但户籍制度导致了流动人口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并没有转化成主体性价值的实现，这对政治信任产生了消极影响。
再次，无论从自变量系数还是解释变量的系数，都可以看出公众政治信任的产生更多依赖理性判断，并且这种理性判断不仅局限于经济发展领域，更关注民生领域。从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上看，这种绩效型的政治信任在地方政府信任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文化变量仅对中央政治信任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基于此种结果，我们有理由怀疑“批判性公民”理论的适用范围，中国的治理水平是否已经达到了让公众依据价值理念对政府进行批判的程度？公民在批判对象上是否存在层级差异？当然这些更进一步的问题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需要更为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固有的“央强地弱”的层级差异将逐步弱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受信任水平差异将逐步缩小，从而降低政府治理成本，促进中国政治秩序稳定，为执政者实现政治目标提供巨大的操作空间。但是这样的结果需要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前提：首先，需要进一步提升治理绩效，并保持治理绩效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特别是与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绩效和家庭收入绩效；其次，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央政府需要在提升治理绩效的同时在促进社会公平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做出努力，避免政治制度改革滞后于城镇化进程；第三，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需要进一步改革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影响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行政制度，在改革过程中用价值性目标取代工具性目标，提升城镇化质量，关注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化问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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