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国家危机与社会震荡的时局促使中国进入到各种救国思潮交锋争鸣的启蒙主义时期，“教育救国论”也在这种相互交鸣和激荡的思想市场中渐次勃兴，国家主义视角下以培养国家所需的现代性新型人才为目标的新式教育在与以塾学为代表的旧式教育近半个多世纪的对抗与冲突中终于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伴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最后一批私塾的废除，新式的乡村教师们终于逐渐退缩至封闭的乡村学院之中而成为国家性知识单向度垂直传播的“专门人”，新式学校终于以“扫盲”与“教育普及”的名义彻底改变了乡村教育“地方化”和“市场化”的组织形态，乡村子弟们终于在新式的国家教化下形成对城市“异域”的身份向往与价值想象，进而形塑了逃离乡土的内在精神气质，当下已“悬浮”于村落社区之上的乡村教育似乎逐渐走向了自身元真意义上的“终结”。
1.从“塾师”到“乡村教师”：作为“教化主体”的师者与村落社区的融合与隔离
作为传统乡村教化主体的塾师，无论其是在自己家里，或借饲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的“门馆”和“家塾”，还是由“一族一村延师择址建馆课其子弟的“村塾”、“族塾”，抑或是由富裕人家独自一家聘请教师在家设馆而授课的“坐馆”、“教馆”，其总体上都依循于“市场化”和“地方性”的运行逻辑来招揽学生，整体来源于本土社区的乡村塾师们天生具有积极组织和参与村落本土公共事务并成为社区“公共人”的内生驱动力，因为他们深知只有在巧妙运其文化资本优势而与村民发生日常交互性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进而不断成为村落熟悉的“公共人”之后，村民们才会放心的把适龄子女送入到塾师门下接受发蒙并展开持续数年的经典教育，塾师直接面向地方社区成员而获得成员直接性的学费货币性供给或实物性供给的市场性办学行为事实上从客观上拉进了教育之于地方社区的实用性、时效性与契合性，例如塾师会考虑到传统村落中小农化农耕生产的人力性和季节性特点而采取灵活放假制度、会针对不同学生个体的学习进度与个性特征展开个体化与手工式的针对性教育辅导等等，事实上，集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性知识于一体的塾师们也会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和家长的期许采取分类化的教学，对极少数富有天赋的读书种子，他们会重点培养对经典的诵写能力与研修能力，以图其将来在国家正统的科举考试与仕途体系中博取功名，而对于更多的农家子弟而言，其个体与家庭的期望也并非那么高贤圣远，他们无非是希望能识点字、会算个数、懂得些理、会点基本农活，而这些都是塾师展开分类化教学时自然而然的题中之义。新式学校的教师则被统一纳入到国家的正规编制体系之中，教化单向度的成为了单方的国家普遍性知识与意识形态自上而下渗透性传播的重要环节，这不仅排斥了“村民用脚投票方式”选择不同乡村教育的市场化因素介入，同时还改变了“皇权不下乡”的传统国家治理结构，进而将使镶嵌于乡间以“乡绅”为代表的文化人本已有限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具有“道统本位”和“自由意志”的村落文化人的出走不可避免地导向了地方性村落公共文化的日益衰竭。然而作为国家普遍性知识传播链条体系中最末端的那些受过新式教育，而今又执教于新式学校中的“国家性象征”——“乡村教师们”却并没能弥补上由“乡绅”、“塾师”等一批文化人的出走或终结而带给村落文化荒漠化的致命空缺，严格按照国家教学大纲分类化和位阶化了的学科型教学体系、严格设计和运转的“规训-诱导”式职称、荣誉、奖金分配体系、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服务-监测-评估-反馈”体系、标准化了的“接班人”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单一化了的财政、人事、资源等乡村教育要素控制模式，在本质上加速着国家普遍性知识全方位、立体式渗透入乡村的同时，也窒息了他们与村落社区之间相互交融的内驱动力，乡村教师的收入、荣誉、晋升等核心要素都与本土化的村落世界毫无关系，而国家人才选拔结构中具有强国家意志导向的考试成绩则成为了他们调试和规训自我教学行为的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估项。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新式学校中的教师们会愈来愈从与社区紧密融合的“公共人”角色逐渐退缩至封闭的乡村学院之中而成为国家性知识单向度垂直传播的“代理者”与“专门人”，乡村教师与乡村几无关系。
2.从“植入”到“抽离”：作为“教化场域”的学校与村落社区的互动与孤立
乡村新式学校百年来经历了由“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的复杂历程，表面上看二者相互对立与冲突，但细致观察则不难发现这实质上与国家权力对村落空间垂直下渗的意愿相关，同时也与村落内部小共同体组织自下而上抵御国家权力单向度下移的能力一致。“下乡”和“上移”实质上都是“国家主义”和“发展主义”政治逻辑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一致性文化控制行为和治理过程，当国家需要通过单一的普遍性文化符号和教育仪式统一控制乡村文化空间时，“文字下乡”即成为必然性的教化选择，但当国家普遍性知识所能达到的控制能力足够标签和解构“异质性”与“冲突性”的地方性知识，或者地方性知识沦为国家权力可以有效预控的“类普遍性知识”时，“文字上移”自然可以使学校在国家“压缩财政开支集约式办学”和“高质量普及教育”的口实下轻易的从村落空间中溢出。事实上，新式学校最初在村落中的开设即体现了国家对地方性知识统一性控制和村落自为性身份主体解构的努力，以学校为载体，国家教化作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符号权力开始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强覆盖了村落的文化角落，特别是对新生代的农村子弟而言，封闭式的新式学校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对国家普遍性知识的文化认同与祛地方化意识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注定要离家出走的村落抛弃者，新式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日益明显且不断固化着的“人才抽水机”角色无疑使其沦为了与村落互不相干的“文化堡垒”，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文化堡垒”的植入与抽离在国家权力运转体系下会处理的如此轻松，迅速实现的“文字下乡”、随后迅速实现的“文字上移”，再之后即当下又迅速进行中的“文字留村”，似乎学校的存废本质上与村落社区无关。十余年来，备受争议但又迅速推进的“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政策在实践中就被彻底等同于了“撤点并校”而逐渐偏离了其内在的理性化、科学化和道义化原初设计，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事实上并不仅仅意味着单向度的“撤并”，同时还应该包括合理的“增设”，不是“应时性”的一次操作，而应该是“长期性”的反复调试。但为何布局调整最后在实践中却沦为了单一化的撤并与一次性的应时行为，这无疑需要关注村落社会内部的现实变迁问题，小共同体组织结构的瓦解和乡村自由市场的低层次发育使乡村个体进一步原子化从而缺乏公共治理主体作为一个有统一行动力的阶层培育，村落底层社会空间内部独立性的公共治理体系在行动力主体缺乏情况下自然也就很难被生成，缺乏代表本土地方性保护力量以柔性缓冲的乡村在面对国家权力随意的进入与抽离时，最终政策风险和改革代价注定只能由村落内部单个原子化的个体来承担，而那批缺乏“用脚投票”选择能力的村落最底层自然是最大程度的受害者，作为“教化场域”的新式乡村学校最终注定走上了一条与村落社会相孤立，以国家化、城市化、工业化为核心内核的现代发展主义之路。
3.从“乡愁”到“异域”：作为“教化对象”的子弟与村落社区的认同与冲突
在乡村社会渐次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中，“流动性”成为了村落的主要性格，尽管这种“流动性”暂时还没有彻底解构农村的传统行为，但却实实在在地塑造了新的村落信仰：“外边的世界更精彩”！向外流动成为农村理所当然的风气，而这种风气通过两方面的事实在更多村民，特别是乡村子弟们的心目中予以强化：
一方面是“村落榜样”，到城镇去即意味着能够实现农村人的“淘金梦”，事实上，从村落中流动出来到城镇工作的村民，其行为通常更会给村落中的年轻子弟们带来误读：真正挣到钱的人，一般都会衣锦还乡，从而收获村落舆论的赞誉，并被理所当然地塑造为新的榜样，而挣不到钱的人，则往往宁愿呆在城市艰难生活，多年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村庄，这不只是害怕要被村落舆论嘲讽，更重要是害怕花钱，但这批人自我屏蔽后的生活真相则在村落异域想象空间中被神话，反而被认为这意味着能够稳定定居城市，故肯定也更为成功，这种几乎被村落群体主观屏蔽掉失败的城镇异域想象无疑对年轻的乡村子弟们具有无穷的魔力；
另一方面是“媒介宣传”，从2008年到2013年开始实施的“家电下乡”政策无疑是促使农村彩电普及率达到90％以上的最大动因，而彩电的普及改变了农村人对于现代城市生活遥不可及的经验想象，现代性时尚生活的媒介传播无疑使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村民更直观地体会到贫瘠和落后，而这种体悟对乡村子弟们的刺激毫无争议更为激烈，由此，乡村子弟们逃离乡土的内在精神诉求在村落社区中毫无争议都被认为是“有出息”的表现。
在新式学校中，这种逃离乡土的内在精神诉求在城镇化的教学导向中变得更为强烈，学校教育是一个与村落社区相互隔离的以“普遍性知识”传播为核心的文化堡垒，其教育过程的总体设计自然以精英主义为导向而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战略，乡村子弟在不自觉的日常学校教育教学中天然地形成“亲城逆乡”的文化直觉和身份认同，这当然也是村落家庭和乡村子弟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城镇的“异域”想象使乡村子弟认为通过层层遴选的应试通道进入到城镇中是理所当然的，而村落家庭从小更是对子弟们灌注“要好好读书，否则就只有回家种地”这样的人生奋斗信条，他们对学校教育的唯一希冀就是帮助子弟实现阶层上升流动，这几乎是其最大的实用主义小农生存理性精神的折射。乡村子弟们希望能够到城镇学校就读，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接受城镇新鲜事物刺激，从而满足自己“城镇化”的身份认同想象，另一方面则是提前为将来在城市生活作经验性贮备，他们在漫长的学校教育中在文化认同上已经成为了回不了乡土的准城市人。在这样的现实社会生态下，学校布局重心越往上集中则越有利于乡村子弟逃离乡土的内在精神诉求，也更满足于农村家庭阶层上升流动的想象，尽管这种上升流动的想象最终大多数要被底层阶级再生产的代际循环逻辑所击碎，但至少“文字上移”却拥有现实的主体利益诉求作为背后强大的动力源。
4.“悬浮”还是“终结”？——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核心理论命题反思
由此，笔者需要进一步提出一个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核心理论命题：“乡村教育究竟是‘悬浮’还是‘终结’”？
其一，如果“乡村教育”这一概念仅仅是就教育行为所寓居的社会空间而言，那么随着不断加速推进的中国城镇化步伐，村落学校（特别是真正身居村落中教学点）作为社会要素综合改革的重要环节，自然会在配套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加速撤并而实现重心上移，“农村教育城镇化”毫无争议的成为政策首选，乡村教育无疑加速走上了“终结”之路而不仅仅只是“悬浮”；
其二，如果“乡村教育”这一概念仅仅是就其“乡土性”与“亲农性”这一教育内容而言，那么由城市设计者们所统一设计的中小学教学课本则似乎更早的宣判了乡村教育的终结，因为乡村教育无疑仅仅只是国家统一性和正规化普遍性知识传播体系的最末端而已，它与乡村世界毫无关系，早已走上终结。
其三，如果“乡村教育”这一概念仅仅是就其户籍意义上作为农业户籍人口这一服务对象而言，那么国务院近期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一中国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战略性规划文本则同样宣判了中国乡村教育的终结，因为文本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无疑从本质上宣告了乡村教育服务对象的终结，本质上也宣告了乡村教育的终结。
其四，如果“乡村教育”这一概念仅仅就其服务对象来自于村落空间这一自然来源区域而言，那么“乡村教育”本身与惯常的经验逻辑不符，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打工子弟学校和部分城郊区的公立学校其生源几乎全部来自于村落空间，但因为他们寓居于城市，经验理解很难把此类学校教育也归纳为乡村教育，而伴随着更多的随迁子女就读此类经验逻辑所理解的“城市学校”，“乡村教育”也逐渐将成为一个终结的概念。
5.乡村教育发展亟待“本土性思想力”的注入
如火如荼的农村学校大规模撤并后，农家子弟适龄起就需送往城镇或至少是乡政府所在地学校就读，被剥离出村落社区的农家子弟们进入到一个主要靠“规模化”和“军事化”管理才能保障相对安全运转的“文化城堡”，这套与村落“自然生长性”完全不同的“文化流水线”体系逻辑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相匹配，体系内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的运转密码明显只是承载于教科书上的“普遍性知识”，“文化城堡”与“农村社区”和“地方性知识”毫无关系。
乡校中“普遍性知识”通过榜样、考试、成绩、升学、文凭等一套规训和惩戒的手识则有段形成一系列成文与不成文的规定予以绝对正统化，其他知意或无意的被漠视。大多数农家子弟从周一到周五便寄居于这样的一个与农村社区生活相互隔离的文化工业流水线上而被不断打磨：一则满足着国家主义观念下对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巧妙的以“文明性”和“现代性”话语向农家子弟灌输“城市中心主义”的先进生活方式和农村作为“他者”的落后与愚昧，使教育在村落中所扮演的“人才抽水机”角色由“消极”变为“积极”且愈显正当。
随着近年来农村社会内部复杂的变迁与转型，乡校在被加剧从村落社区中抽离出来的同时，承担教化农家子弟重任的教师也与农村渐行渐远。“候鸟迁徙”式的日常工作方式不只让乡村老师在物理空间意义上远离农村，更核心的是他们已更难理解内化于村落社会中不断变更与翻新了的“地方性知识”与“乡土生态”。
从一个“文化堡垒”到另一个“文化堡垒”最后又返回“文化堡垒”的年轻教师，更是与生俱来与真实的村落社区相隔离。由此，“撤点并校”后新学校中的年轻老师们更是从骨子里不再亲近乡村，亦很难有机会再真正理解乡村，自然他们也不可能再承担起农村社会中有道义和有情怀的“乡村公共知识分子”角色。
与此同时，农村家长对学校教师的要求也在不断窄化，他们对教师们的期待仅仅是帮助子女提高学业成绩从而在升学考试中能够取得成功,而不再需要其承担作为文化人在道义上所履行的乡村公共事务，学生的升学率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他们评价教师质量和学校办学优劣的根本。
在个体化兴起和消费社会来临的乡土中国，家长们心中的教师形象也从传统“圣贤儒师”型转变为市场交易原则下“知识商品提供者”角色,这无疑进一步固化了教师们仅仅将自己定义为在学校场域中以教书为职业的“专门人”身份认同，而不再是文化沐乡的“公共人”。
“专门人”的身份认同加剧教师们自觉退避到与乡土社会相封闭的文化城堡中，他们很难再像以前的乡村教师那样在“普遍性知识”教化与“地方性知识”践行中艺术的游刃。悬空了的农村学校尽管仍身处乡镇，但其实早已没有了乡土气息而仅仅沦为了城市“人才抽水工程”位居乡镇中的第一个“城市文化工厂”。
但事实上，农家子弟只有在作为“镜像”的乡村教师中介下，才能耳濡目染间逐次学会走出村落的“普遍性知识”，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内化“地方性知识”，前者是“习得”的间接经验，而后者是“生成”的直接经验。在双重符号逻辑之间，农家子弟才能顺畅实现“话语转换”与“行动实践”，这将为农家子弟个体“出入”乡村社会作极为重要的能力储备，同时也为乡村社会的发展留住了精神之根。
乡村教育发展无疑亟待“本土性思想力”的注入，这不仅需要本土性乡村教师拥有主体精神展开系统性与内生性的教育试验，更需要具有思想厚度和行动宽度的思想家和实践者身体力行，同时各行政部门应提供充足的田野空间和制度空间诱生真正的教育家从乡土中国中生长出来。
（作者简介：李涛，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钦州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发展智库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出站博士后。）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寒石学居（微信公众号）2017-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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