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兴趣和爱好是辩证法，由于在农村工作的缘故，还由于三农问题一度越来越严重，以辩证法为指导研究思考三农问题，就成了很自然的事，因此才有今天的向大家学习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农村农民的历史命运”,意思就是用辩证法的眼光看中国农村农民的未来。 一、农村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应用于社会 历史研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我信历史唯物主义，信共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许多人对这个原理半信半疑，历史是人创造的，怎么会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呢？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回顾总结农村改革三十年，我不访就从农村改革说起。我的观察和思考是，农村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辩证法有一个为大家所不注意的重要规律，甚至可以说是主要规律，我称之为连续性发展规律，意思是说，事物在本质上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连续性发展过程。用恩格斯的话说是：在唯物辩证法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用中国先哲老子的话说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本质上具有连续性，事物必经的发展阶段不可逾越，任何人想跨越阶段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必经的发展阶段不发展足、发展够也不行。全球化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阶段。 下面我想具体举例说明这个观点。毛泽东晚年看到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上浮，并日益强大，他感到忧心重重，寝食不安。为了阻止这个势力，他想了很多办法，从“三反五反”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毛泽东是经过痛苦思考的。但是，毛泽东还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最后失败了。关于“文革”，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评说，我的看法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心是好的，怕中国变成资本主义，怕中国出现两极分化，但他似乎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阶段不可逾越，就是连他这样的伟大人物想逾越也逾越不了，硬要逾越，必然失败。于是才有了邓小平起始于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邓小平发动农村改革是不得已而为之，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下改革不行，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邓小平发动农村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就是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具体说就是市场经济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不管你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就是不能逾越。我的看法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大门。 邓小平开始领导搞改革时有一个说法，说是我们的改革不搞两极分化，并且说，如果改革出现了两极分化，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了。现在大家很少再提这句话了，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至于说你把那个富裕阶屋叫不叫资产阶段，我认为无所谓，两极分化，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这些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坚硬事实。但是，通过改革，人民富裕了，国家强盛，又怎么能说改革失败了呢？这似乎是个矛盾，然而是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这种事实。我的看法是，邓小平提出不搞两极分化的改革，其实也是想跨越资主义这个阶段，想跨越市场经济阶段，即想不经过两极分化直接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证明，这也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是和两极分化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想既搞市场经济，又不搞两极分化，实践证明是办不到的。市场经济不能跨越，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依毛泽东、邓小平这样伟大人物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依普通人的意志为转移。其实包括“大跃进”在内，我们也可以解读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想不经过市场经济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失败了。后来党和国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逾越，其实也是说市场经济阶段不能逾越。再后来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更是直接告诉人们，市场经济阶段不能逾越！总而言之，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市场经济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也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二、改革发展具有规律性
市场经济一旦启动，它就又遵循同样的规律开始了自己新的旅程。马克思把辩证法的连续性发展规律应用于资本市场的研究，具体揭示了资本市场的一般发展规律。大家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和商品交换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见、最简单的现象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然发展到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市场的一般发展规律是，由原始积累开始，通过商业资本发展为产业资本，最后发展到以金融信用的虚拟资本为主导的形态。这是一条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我国的改革就是照这个规律发展的。我国著名学者何新先生曾撰文指出，我国三十年经济改革进程，用一句话概括，实质就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70年代末解散公社，实行生产责任制，解放了农民，农民首先把精力用于经营农业，精耕细作，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这是第一个发展阶段。农产品有了剩余，为农民发展畜牧业奠定了基础，农民又开始为市场提供畜产品。农民手里有了余钱，时间又可以自由支配，于是农民又开始经商做生意。“大碗茶”、“傻子瓜子”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事件。全民经商做生意，我们更是记忆犹新。这是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这是第三个发展阶段。邓小平南巡谈话时关于乡镇企业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个当时中央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不是中央的。这再次表明，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该出现的结果，不管你是否想叫它出现，它都是会出现的，你努力使之想出现的结果，它常常并不出现。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经商办企业一般需要较多资金，我们这些在农村工作和农民打交道的人都能切身体会到，现在资金已成为制约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农村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开放金融市场。中央适应农村农民需要，又提出允许农村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标志着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金融资本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并非任何人事先规划和设计，而是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却惊人地吻合于《资本论》所揭示的这一资本发展规律，这充分说明资本市场发展的规律性、有序性。现在发生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据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又热了起来。这不是偶然的，真理就是真理，终将为人们所认识。 根据辩证法的连续性发展规律，我曾写篇短文，题目是《发展农村经济要三步走》，发表在《青年导报·新农村》上。第一步，整治土地，下大力气搞好农业，首先使农业彻底过关。第二步，发展多种经营，尽最大努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第三步，在搞好前两步的基础上，稳步发展工业。这是合乎辩证法一般发展规律的三步。第一步搞好了，农业这篇文章做足做够了，自然会发展出多种经营。农民经商做生意，开始时许多领导同志有顾虑，怕变成资本主义。可是，你怕也好，不怕也好，你让做也好，不让做也好，农民经商做生意还是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发展起来了。第一步、第二步搞好了，农手里有了钱，又必然去做更大的生意——办企业。这就是照连续性发展规律办事。 中国先哲老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无为观”。什么是“无为观”？以上面我讲的三步走发展农村经济为例，就是第一步做好了，做足做够了，自然会发展出第二步；第二步做好了，做足做够了，自然会发展出第三步。先第一步，再第二步，再第三步，自然而然发展，就是“无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作为，而是照辩证法的连续性发展规律办事，不要超阶段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发展，由第一步到第二步，由第二步到第三步，一步一步走，就是老子讲的“无为”。老子还讲一句话：“大道甚夷，而民好径”。什么意思呢？意思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走，这是一条平平坦坦的大道，是一条非常好走的路，出问题就出在“而民好径”上。现在应该说不是“而民好径”，而是“领导好径”。1958年“大跃进”，企图不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是“领导好径”的典型例子。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实可以用同样的道理解释。我认为重要原因是不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企图通过农村大办企业直接使三农进入现代化，典型的口号是“超常规、大跨度”，直到现在有些领导还再喊这类口号。后来中央提出把三农工作放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使三农问题有所缓解。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反复告诉我们，照辩证法的连续性发展规律办事，我们的事业就成功，就蒸蒸日上，否则，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三、中国农村农民的历史命运
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看到，中国农村农民的命运是和整个中国的命运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已经融入世界，中国的命运又是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必然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中国农村农民的命运是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的农村农民更不可能独善其身。刚才李昌平同志提出农民的自主性问题，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农民没有自主性，是农村很多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农民没有自主性才符合规律，才是常态，农民有自主性才不可理解。关于人类社会的命运，历来有悲观派和乐观派之争。悲观派，就是对人类社会的命运很悲观，极端的例子是世界末日论。我们信奉的共产主义大概算是乐观派。我的看法是，人类社会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个规律就是，全球化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没有这个阶段不行，没有这个阶段解决不了发展问题，这个阶段不发展足发展够也不行，而这个阶段发展足发展够，又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大的灾难。全球化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又是一个罪恶深重的阶段，它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福利，又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但是，大灾难之后，人们吸取经验教训，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又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共产主义。全球化市场经济——>大灾难——>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因此，要说论派，我是个悲观派，但又是个乐观派。总而言之，我是个辩证论者。中国农村农民的命运必然受这个辩证规律的支配。具体说大灾难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两类：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生态灾难。人口越来越多，地球资源有限，全球化市场经济又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战争一开，包括农村农民在内的众多地区和人口就是一个大的灾难。但是，现在有了核武器，打世界大战有很多顾虑，所以说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又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说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还有可能避免的话，那么另一类灾难——生态灾难，我认为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气侯变暖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科学家们预测，由于强大的惯性，就是从现在开始人们不吃不喝不生产，气温在未来三五十年也还会升高2-6℃。你可不要小看这个2-6℃，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也许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认为，它最终将导致生态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不可避免，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由于事物发展具有连续性，我的看法是，我们会不知不觉走向大灾难的界限。 我上面讲这么多，好像与三农问题并无多大关系，其实不然，研究三农问题，包括其它社会问题，若不以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为指导，就会走入迷途。根据上面所讲，农村农民的前途显然不能乐观。下面我想具体指出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物价和价格。一位经济学家说，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能够称得上客观规律的东西并不多，但是，物价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上涨却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规律。经济学家还说，物价上涨的速度，大体上相当于地球资源的耗竭速度。地球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开采成本越来越大，必定带动整个物价不断上涨，农村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业处于生产链条的初端，物价上涨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农民说，这几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对农业还实行补贴，但这些好处都被柴油、化肥价格上涨抵消了。物价上涨使得农民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市场经济有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是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我们看到，农民今年卖这难，明年又卖那难，种田不能收益还赔本，我乡农民种的大蒜已经连续两年赔本了。这些是农村农民前途不能乐观的原因之一。 二是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人口越来越多，耕地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对农民多生小孩抱怨很多，说是素质越低、越穷的人生小孩越多，国家怎么能现代化呢？其实抱怨者不知道，在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弱者大都是靠数量上的优势延续种族、生存下去的。越穷、越弱越多生，才是普遍现象，因为多生一口人就多一线希望，就多一个机会，农民基数庞大，中国的人口压力会越来越大，人地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还有田力为先生都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人地矛盾高度紧张造成的。人地予盾高度紧张是根本问题，其它问题都是由这个根本问题派生出来的。人口越来越多，根本问题越来越严重，三农问题恐怕只会越来越严重。国家重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也只能是暂时的。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先生在我们河南调研时发现一个规律，即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一定土地规模所能养活的人口基本上是一个定数，超此人口数，人们或者外迁另谋生路，或者绝嗣 。从这个规律看，三农问题不能乐观。现在中央实行30年不动的土地政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使本来就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可以预见会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发生像现在这样的经济危机，大批农民工无工可打而返乡，返乡后再没有地可种，会使农村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著名学者何新先生曾研究中国秦汉以下2000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改朝换代。他的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从东汉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北宋的宋江直到李自成，太平天国，无不如此。以至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革命的基本成份也是靠无业、失业的农民。我相信这些道理，因此，我是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我认为，土地实行私有化之日，就是中国大规模动乱开始酝酿之时。 三是气候变暖。气候变暖可能导致的生态大灾难我们现在还无法准确预言，我比较信其中的一种说法，即它可能导致生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像现在的金融危机，一个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一场金融大海啸，现在又波及到实体经济，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要具体说气候变暖的坏处，大概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已经看到的恶果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大幅度增加。2006年的四川大旱仅重庆市的农业损失就达18亿元，仅紧着2007年又是百年不遇的涝灾。通过电视上、报纸上看到龟裂的土地，常常使人想起非洲。报纸上有一个题目至今记忆犹新：“8个台风，50年一遇大旱，受灾3亿人，损失1600亿，世纪天灾造成天价损失。”大家有一个共识，气候变暖，农业损失最大。农业，特别是粮食，是经济基础的基础，粮食上出现大问题，国家是要发生大事的。另外，气候变暖还导致各种流行病增加，一个禽流感不知道使多少养殖户倾家荡产。经济危机，一个个食品安全事件，一轮又一轮打击着农业农村农民。所有这些，都使人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未来乐观不起来。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可能出在我们在追求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目标根本不能实现，还要硬追求，于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来了。具体说就是，地球的有限性，资源环境的有限性，最终决定了人这个能动的动物不能任意挥霍消费，而只能采取一种低消费的生活方式，采取主动的态度与自然相和谐。这是人类的历史宿命，当然也是中国农村农民的历史宿命。物质决定精神、客观决定主观、自然决定人类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农村农民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生活和消费。 最后顺便指出，今天下午大家对孟教授提出的用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很感兴趣，我顺便也谈点看法。我认为，用“小国”即分省的办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即是行得通，也只能是技术层面上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诸侯国也很小，却使中国陷入长时间动乱中。我认为不是“小国”，而是“寡民”的思想也许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所谓“寡民”，就是清心寡欲之民，主动放弃征服自然的狂妄野心，主动走与自然相和谐之路。现在我们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是，一方面，全球化市场经济阶段不可逾越，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全部动力，是人们逾来逾高的消费需求、消费欲望，清心寡欲将使市场经济失去动力。你们看，人们的消费欲望一旦降低，就使经济疲软，就是经济危机，就使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忧心重重。这个矛盾决定了，或者换句话说，地球的有限性，资源环境的有限性，最终决定了市场经济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必然走上历史的午台。
（这是作者在“湖湘三农论坛之分论坛——县乡干部论坛”会上的发言，发表时作者作了补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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