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有着神奇、神秘、神圣感，在江南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所谓民间信仰，钟敬文（1903—2002）《民俗学概论》中：“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生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议事制度。”意指非官方、无组织，无制度，具自发性、民众性、普遍性，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其历史由来已久。其信仰的神灵有数百者，有自然神信仰发展而来，有佛教、道教中经世俗化改造而来的神灵，有各个时代形成的习俗信仰而塑造的神灵，也有从民间神话、小说、演说中加工渲染而成。这种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自发产生的，根植于百姓大众的民间信仰与正统的宗教信仰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诸多的关联，处于互动与交织的关系。是非佛非道，亦佛亦道的信仰形式，他包含了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俗信及一般的民众迷信。有着比宗教信仰、道德信仰更具有民间地方特色。
吴江地处长江三角洲太湖之滨，为江南富庶之地。历来讲礼仪，重祭祀。民间除了对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以外，对自然神、社会神祇以及人鬼信仰、风水占卜等信仰崇拜也十分普遍，交融并存，代代承袭，形成了崇拜——祭祀——禁忌的信仰风格，家家有祭祀，人人皆参与，恰如当地百姓生活的万花筒，极其丰富而变幻。这些信仰一般与地方风俗习惯混合在一起，其信仰具有地域性、群体性。既没有组织，又没有经典和制度，扩散于民间的生产生活之中，是一种普遍的民间文化现象，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亚文化体系。
台湾学者姜义镇指出了：“中国的民间信仰，从古代的自然崇拜、庶物崇拜、灵魂崇拜等原始宗教到后代的道教和通俗佛教等多神教都包括在内，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些宗教和思想累积混合以后，就构成了巨大民间信仰体系。”《辞海》对民间信仰下了这样的定义：“民间流行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民间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它不像宗教信仰有明确的传人、严格的教义、严密的组织等，也不像宗教信仰更多地强调自我修行，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万物有灵论。”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一书中认为：“所谓信仰，表达确定的信念之深入，与任何不同的意见、观念、意愿等相对立而表达最深邃、最贯注的笃信……。”学者郑立勇认为，中国民间信仰具有群众性、低层次性、功利性、民俗性、海外性等。学者金泽认为民间信仰具有五个特点：一是属于“潜文化”或“隐文化”的范畴，它的基本信众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老百姓。二是它的神祇十分庞杂。三是它与原始的氏族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是不是“正统”的宗教，也不同于活跃于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五是禁忌(“讲究”或“避讳”)特别多，与此相关的镶解之法也是任何一种“正统”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一般来说，宗教有自己一套成型的教规和神谱体系。民间信仰则缺乏固定的组织和统一成型的教规和神谱体系。因而在形态上同制度化的宗教有较大差异，正是由于极大多数人不认字，所以，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教规教义，而只是逢庙进香，不论神佛，不论大小，不论曲直，真情对待，来个统统“大包干”。正因为如此，所以长期被人们普遍以“迷信”、“唯心”来定性。但是民间信仰与宗教在本质上是相同一致的，杨庆堃（1911—1999）将中国宗教区分为“制度化宗教”与“普化宗教”前者有明显的组织、经典、教义，后者没有明显的组织、经典、教义等宗教信仰形态。它的宗教成份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是相同之义，也称之“民俗宗教”或“普化宗教”。《民间宗教志》中，马西沙先生指出：“所谓民间宗教，是指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未经当局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 而迷信就是对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却盲目地确信其说，是盲从、轻信、妄信、乱信。宗教信仰也好，民间信仰也好，与迷信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宗教相信无限、无形、彼岸的神和境界，而迷信则相信有限、有形、现世的神和境界。
民间信仰崇拜有其历史性、地域性、融合性、顽强性、神秘性和自发性、群体性，以及信仰对象的庞杂性，信仰目的的功利性，信仰崇拜的自觉性，植根于广大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信仰。也有着时代的差异和地域的差异。于此显示了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下的人们心理需求，反映了当地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从中也观察到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心理、信仰观念及其生活习俗等诸多历史的投影。民间信仰作为地方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特殊而复杂的一种“活态”文化现象，是俗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思想情感之中，盘根错节并形成一种超稳态的心理结构。民间传统信仰中还大量采用了汉字的“谐音”规则和传统绘画的表意功能，如“蝠”与“福”、“鹿”与“禄”、“八”与“发”、“九”与“久”、“三”与“财”、“鱼”与“余”的谐音以及对“丝”与“死”及数字“四”、“十三”等方面的禁忌。尤其讲“死”，是人们最忌讳的事情，通常用避讳的方式来表达。《左传•隐公元年》：“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用“黄泉”来避讳“死”的直接说法。还有喜鹊表示喜庆，仙鹤表示长寿，蝙蝠代表福报，乌鸦叫有不祥之征兆，半夜狗哭是非报等。民间婚俗中以枣子、桂圆喻早生贵子，以米糕喻步步高升，以竹子、甘蔗喻节节高，以花生喻长生，以糖果喻甜甜蜜蜜，以红色喻红红火火等等，通过象征、寓意、比拟、表号、谐音等手法，反映了民间信仰习俗和求福、纳吉、祈寿、喜庆的美好愿望及去凶辟邪的防范措施。其中也蕴含着文化娱乐、商贸流通、道德教化等经济、文化、社会多种功能。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1897—1958）将文化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小传统”就是泛指地方性的乡土文化，如民间信仰诸类，是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宋范成大（1126—1193）在其《吴郡志》卷二记载：“（江南吴地）信鬼神，好淫祀”。清《震泽镇志续稿》也载：“尚鬼信卜筮，好淫祀。疾则先祷禳，而后医药。”王穉登在《吴社编》云：“吴风淫靡，喜讹尚怪，轻人道而重鬼神，舍医药而崇巫觋，毁宗庙而建淫祠，黜祖祢而尊野厉，呜呼，弊也久矣！”自古以来民间信仰崇拜十分盛行，明清尤甚。对神灵的选择讲究实用、灵验，灵则普祭，不灵则弃。《吴门补乘•风俗补》记述了清乾隆曾有谕：“凡此皆不必严禁迫切，反致扰民，惟诚心训谕，渐以岁月，自应迁善而不知。”从而淫祀之风愈甚。吴江境内，从前几乎是村村有庙宇，大多兴建于宋、明、清时期。早期较多的庙宇有土地庙、关公庙、东岳庙、财神庙、观音庙……。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占领吴江，损毁最严重的就是庙宇，绝大多数荡除殆尽。《虎窟纪略》记述了“庙宇拆毁，将神像或抛于河，或投诸火。”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各类寺庙、祠堂又几乎遭到彻底性毁灭，剩下的庙宇寥寥无几。人为地摧残宗教文化，否定文化传统，优良民风遭践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伴随改革开放，政策环境宽松，民间信仰开始复苏，重新获得了发展的沃土。到如今，在吴江各地仍沿袭旧俗，神祠、庙宇、殿堂遍布城乡。这些庙宇是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结合的产物。神鬼皆拜，佛道并举，包容合集。清冯桂芬（1809—1874）在《显志堂稿》卷一《关帝觉世真经阐化编序》中言：“圣人之施教有常，而神与佛之施教不测，故愚民敬畏圣人之心每不如其敬畏神与佛，佛之教广大慈悲，神之教威灵显赫，故愚民敬畏诸佛之心每不如其诸神。”指出了吴地民间信仰鬼神之成因。
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家，其渊源可追溯到原始崇拜。以往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信奉着许许多多神灵。进门有门神，床头有床神，灶房有灶神，厕所有厕神，水井里有井神，花有花神，床公床婆，田公田婆以及十二生肖均有神……。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以及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和代际传承，中国各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传统民俗文化，孕育形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道德观念和民族性格。直到今天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道德与行为。正如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文化论》中所说：“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的，人事中有一片广阔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传统的民俗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文化表达，凝聚着民族的情感，承载着文化的血脉。就像“雷公菩萨追妖怪”诸类的故事传说，以及《山海经》《淮南子》《列子》《封神傍》《聊斋志异》《西游记》等书籍也均收存了许多远古的神话，成为人们爱不释手的读物。林语堂也曾经说过：中国人在得意时候信儒教，失意的时候信道教、佛教，时至今日，许多传统是栏腰截断后又火速复辟了。中国人仍同过往一样抱拥含混不清的多神信仰，以至于，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着类似宗教的活动，却并不承认或并不自知。
中国有句古话：“举头三尺有神明”或“离地三尺有神灵”。意思是说：人在做，神在看。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天地神明鉴察，神灵是无时无处不在，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你若做了什么亏心事，你或许可以骗得了人，逃得了一时，但总会逃不过一世，骗不了神灵。天理不容，迟早会遭到一定的报应。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道家劝善书《太上感应篇》记载：“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即一个人的生死寿夭、富贵穷通，都有鬼神在掌管。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真正地反映了行善积德、和谐自然的重要与必要。
对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是人类原始宗教的共同特点。“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是中国古人对自然和人生本源的基本观念，即天人观。古人认为天神造地球，所以称之为神州大地。《易经》：“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认为万物依赖天地而存在，天地是万物的基础，即天地本源论。皇帝也只不过是“天”的儿子，称之为“天子”。又“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人类在宇宙万物中处于主导地位，并顺应天性。而且整个宇宙世界浩瀚而复杂，充满着神秘感。远古人类只能以朴素的意识和落后的工具去认识宇宙，探索自然。在所经历的雨雪风霜，电闪雷鸣，酷暑炎热，冰冻寒冷，以及日月星辰东起西落，海洋的潮起潮落，还有云山雾罩等各种自然现象，且变幻无常，变幻莫测，于是产生了图腾崇拜、动植物崇拜、生殖崇拜等等，诸如五岳、五镇、四渎、四海就是对大山名川所崇拜的代表，再如蛇王庙、蚕王庙等就是古代图腾信仰的流变。由此把宇宙世界中的自然物都当作神灵且是神出鬼没，从而进行祭祀礼拜。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许多神奇奥秘的东西也揭开神秘的面纱，被释疑解答。就像当今的不明飞行物UFO之谜一样，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古人也只能向往神灵求助，并产生无限丰富的遐想与各种各样的猜测。
在民间信仰与崇拜中，有一个完整的神鬼体系。甚至于更复杂的“妖魔鬼怪”存在着。如同动物崇拜中黄鼠狼称黄仙，狐狸称狐仙，民间普遍认为黄鼠狼、狐狸、剌猬、蛇、狗诸类动物特有灵性，能作崇作妖，皆能成仙。《山海经》里的神是半人半兽，如龙身人面、人面马身、人面牛身、人面鸟身、人面虎爪、人面羊身、人面蛇身、人身羊角等等。神鬼体系自殷周以后大体定型，主要有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系统。古人对天地的崇拜也表现了“天人合一”观念。而以天为至上神，主宰一切，以地配天，化育万物，养育万民。天地还代表良心，代表善的意志。成语“天地良心”就表达了敬奉天地即是敬畏人心。天神包含日、月、星、云、雨、风、雷、雪等；地祇包含了土、石、四方、山、川等。《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人鬼则包括了先祖、圣贤、忠臣、英烈等等。当然，天地信仰是最为古老、最为根本的信仰。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河。无论是皇君或百姓，都以天地为敬重，以顺服天意，感谢造化。如男女婚礼，新郎新娘必先行大礼，第一要拜天地、再拜高堂，最后才是夫妻对拜。先秦时期，是鬼神信仰的发展阶段，到汉唐达到了鼎盛时期。人鬼崇拜后期将历史上圣明君子、贤臣良将及地方名流死后被纳入神仙谱系，产生如关帝、岳飞、比干、尧舜等。他们生为人杰，死后被奉为鬼雄，受到人们的尊敬祭祀。而在这些神祇的背后，则有着威力无穷的至上神——天帝。
中国历代对忠臣英烈也设祠奉祀，凡有功德于民者，理宜崇祀。或曰忠烈庙、忠烈祠、昭忠祠等名，祠名一般都为皇帝所封赐。有褒扬忠义精神和纪念为国殉职的忠臣英烈。有褒奖人、教育人、改造人之目的。清代统治者继承了明代祭祀先代圣帝明王的传统，入关之初在京师建造历代帝王庙，以及配飨名臣祭祀，反映了清统治者对国家政治文化认同和中华文明的归属。由此，从一地或一国忠臣良将、民族英烈的祠庙建立起来，雕塑神像，接受祭祀。如分湖镇（芦墟），在民国六年（1917）六月二十日，杨廷枢殉难270周年忌辰。在杨公祠公祭之后，柳亚子与芦墟士人陆欧安、沈昌眉等提议：将已荒废了的“切问书院”（光绪元年建）改建成“分湖先哲祠”，祀奉分湖周围的八位先哲。他们是不秀里的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元朝翰林典籍陆行直，赵田明代尚宝司少卿袁黄，叶家埭明末工部主事叶绍袁，南栅明末后军都督洪祖烈，芦墟布衣抗清壮士李枝芳，东古清朝湖南巡抚陆耀，“通俊奇士”平民诗人郭频伽。
《汉书•王吉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在吴江，自秦汉以来，就“信鬼神，好巫觋”，是一个典型的多神论信仰地区。清《盛湖志》卷六《祠庙》中就记载了多样性的祠庙。“东岳行宫，祀泰山之神；火神堂，祀祝融之神；灶君堂，祀灶神；路头堂，祀行神；澄源土地祠，祀土神；先蚕祠，祀黄帝、神农氏及其妃嫘祖；贤圣堂，祀周卫大夫蘧瑗；鲁般堂，祀周鲁之巧人公输子般；文起阁，祀文昌之神；关壮缪侯祠，祀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壮缪关公之神；华大仙师祠，祠汉医士华佗；元坛庙，祀蜀汉偏将赵朗；裕国侯祠，祀吴都乡侯阚泽；华阳真逸祠，祀梁隐士陶弘景；昭灵侯庙，祀唐曹王李明；静安公祠，祀宋工部郎中张夏；施相公庙，祀宋义士施全；大王庙，祀宋处士谢绪；刘猛将军庙，祀元指挥刘承忠；利济侯祠，祀元处士金元七；宁济侯祠，祀元代处士金宁一；二老太庙，祀元总管之佐朱某；史忠献公祠，祀明徐王府宾辅史仲彬；海忠介公祠，祀明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倪推官祠，祀明苏州府推官倪长玕；卜高士祠，祀明诸生卜舜年；吴中丞祠，祀江苏巡抚吴存礼。”等等。还有更多的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
康熙《吴江县志》记载了许许多多民间所信奉的一般性地方庙宇。如苏将军庙、白马王庙、简城王庙、张使君庙、盛将军庙、徐王庙、苏王庙、陈王庙、施相公庙、周王庙、马王庙、蛇渎王庙、萧王庙、高城王庙、大布明王庙、苏曹二将军庙、徐陈王庙、顿基王庙、陈许王庙、澄明大王庙、金城王庙、开潮王庙、麇城王庙、四明王庙、金龙四大王庙等等。
可见，对崇信对象的概念也十分模糊，可以说鱼龙混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如“天地君亲师”，就是中国古代民间祭天地、祭祖、祭圣贤的祭祀综合。包容各神佛，集体供奉，遇神必敬，心诚则灵，见庙烧香，就是吴江民间信仰的真实写照，不少农家子女纷纷过继给某某老爷或某某亲伯诸类神灵，虔诚礼神，冀期保佑一生平安，事事吉祥。这其中也不乏掺杂了求神许愿、占卜驱鬼、以巫代医、装神弄鬼等愚昧、落后的迷信活动。民间所信仰的一切神鬼祖先中，一方面塑造了所崇敬的本地神灵，又不断地引入外来崇尚的神灵，多元和谐共生。盛泽镇自清顺治年间起就有会馆，至民国共有八所会馆（任城会馆、山西会馆、徽宁会馆、宁绍会馆、华阳会馆、济东会馆、金陵会馆、绍兴会馆，均为外省籍人所建）。《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碑记》记述了一些外来的祖先神，是随着外来经商者在他乡异地而得到崇拜的偶像神，以克服外出经商所导致的家族离心力。盛泽镇徽宁会馆，故址在东肠圩钱家浜，清乾隆三年（1738）建，上世纪末被拆除。会馆“殿之东建造行馆，供奉紫阳徽国朱文公”，正殿“正供威显仁勇协天大帝神座，东供忠烈王汪公大帝神座，西供东平王张公大帝神座。”汪、程为徽州大姓，支祠数千计。这里的汪公即汪华，徽州绩溪人，为汪氏家族神。张公大帝即张巡，均为徽州两姓的祖宗神，由于经商在外，出于崇敬之心，在盛泽建造会馆供奉着氏族先人，冀于成为在外经商的保护神。济东会馆位于盛泽镇大适圩斜桥街，现为区文物保护单位。康熙《吴江盛泽镇济东会馆置田建庙碑》曰：“金龙四大王灵威德浃于遐迩，济商众姓所以极崇奉之隆者，陈学使碑文亦已叙之详矣。”每到节期，族人进行祭祀，并在天井台上酬神演戏，以祈求生意兴隆，财运亨通，四季平安。可谓是民间信仰普遍，多元庞杂，五花八门又根深蒂固，世代相传。在信仰崇拜中儒释道神相杂，又相互渗透融合，文武官臣兼备，见庙宇烧香，见神佛叩拜，早已成为世俗化、民间化，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影响到社会生活与生产活动。建堂修庙，立碑塑像，烧香跪拜在民间已是家常便饭。正谓：吴风尚鬼自年年，土谷群神个个贤。雁后霜初阳月朔，游船争放岭梅先。
鬼神信仰本身是带有盲目性，随意性，揣测性，但遭遇无数次困难、挫折、失败是引发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又是民间信仰的一个突出特点。民间百姓，普遍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或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是信非信的心态，信而不解，顶礼膜拜，烧香燃烛，虔诚至极地寻求心灵安慰或精神上的寄托。现世现报，有求必应是民间信仰最期望的目标，洪迈《夷坚志支庚》卷六《金神七煞》载：“吴楚之地，俗尚巫师，事无吉凶，必虑禁忌”。高启《青丘诗集》卷二《里巫行》诗云：“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男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淆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写出了巫卜信仰的愚昧无知。淫祠的普遍存在，满足了民众驱病禳灾、祈求福报的精神诉求。甚至于奸臣、昏君、叛逆、恶鬼等也被奉为神灵，享受祭祀朝拜。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先生曾经说过：“历史让我们找不到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怀疑、更虔诚、更理性、更世俗。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而不能受教会控制。除了印度人外，没有任何一国的人这样的受神的摆布”。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法统计的俗神庙祠，这些庙宇是民间信仰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虽然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王朝的更替、自然灾害等因素，尤其是二十世纪“文化大革命”的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人为取缔，吴江历史上的先农坛、城隍庙、社稷坛、文昌阁、圣贤祠、三高祠、五圣堂等等一大批庙宇均早已不存。一些庙祠因当时改建用途后，仍得到保留，如今有许多的庙祠仍然散见于广袤的农村，有些已成为文物古迹。这些庙祠没有官方的支持，完全依靠民间自力，尽管十分简陋，却结伴着传统的民族文化生活而传承下来，一代又一代地供奉着菩萨与神明，传递着香火的延续，甚至于在原址祠庙旧墟处设案烧香，或置神像于家中，虔诚敬奉，恪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信仰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一种精神权利，包括政治信仰、群体或社团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信仰、主义信仰等不同层面。信仰作为人们对最高的普遍价值的信任、信赖与追求，以特有的文化存在。民间传统信仰也是乡土中国百姓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和文化记忆。事实上，二十世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一方面破旧立新，取缔宗教和一切信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拆除庙宇，毁灭神像。另一方面事实上在全国上下欣起了一股“红色崇拜”，把毛泽东主席神化为“红色领袖”。在“大破四旧”（破旧思想、破旧文化、破旧风俗、破旧习惯）的基础上，卷起了一股“红色革命”浪潮。人人手捧红色宝书，胸佩红色像章，臂戴红色袖章，处处张贴红色标语，高喊红色口号，播放赞颂红太阳的歌曲，村头巷尾插遍大大小小的红旗，大江南北到处构成一片红色的政治海洋。甚至有笑话把《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说成“毛仙”，视毛泽东为神仙。
从生产到生活，从集体到家庭都笼罩在“红色政治”的崇拜氛围中。学习《毛泽东选集》，背诵《毛主席语录》，会唱革命歌曲，高喊革命口号，家家户户悬挂毛主席画像，还有饭前读语录，跳“忠”字舞，向毛主席像行礼鞠躬等等，视毛泽东主席为至高的“现代神”。“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自上而下地、强制性地从一种信仰崇拜转向另一种信仰崇拜。
当然，尽管二十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庙宇、神像的彻底捣毁，可只是触及物质表象，民间所信仰崇拜的神灵并没有从人们的思想头脑中彻底地清除出去。事实上，民间信仰并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流淌在世代子民身上生生不息的血脉之中。在今天，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民间信仰表现出极强的社会适应性。
民间信仰是建立在主宰神的信仰，将人类的命运、解脱和希望，统统地寄托在对神灵的祈求上，是纯粹的他力思想。费孝通（1910—2005）在《初访美国》一文中指出：“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避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的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赐给我们的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点明了民间信仰的功利性。民间信仰经历了从一神教、二神教及多神教的演进。一神教作为宇宙世界中唯一的主宰神。基督教的旧约也说成是神创造了世界万物，第一天造日月星辰，至第六天造人，第七天神明休息。是神决定着人间的祸福，其神明全知又全能，永恒地存在；神是主，人是仆；倡导的是神本的人生观，人类想得到拯救，必须依赖于神力。二神教则认为宇宙世界里有两大神灵掌控着人们，一是慈悲的善神，另一是凶狠的恶神；善神专以善良、温和的精灵为助手，从事救济苦难、施人恩惠的善事；相反，恶神是残酷、歹毒，伺机危害人类、为非作歹。多神教就是信仰谱系中存在众多神灵，这些神灵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政权管理机构，各自主宰着世界的某一部分领域，如主宰风雨雷电之神，主宰山川河流之神还有爱神、战神、智慧女神等等，地藏、城隍、阎王、判官等等各司其职，决定着人间祸福。我国的道教亦属于多神信仰，其所信奉的神灵多数是人格神，多神信仰是各地民间信仰中的普遍现象，这些多神信仰也反映了传统民俗文化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特色。人们往往将自己的命运、解脱和希望都建立在对各位神灵的祈求上，借以神力、依赖神力，得到永久的平安与吉祥，表达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然而，物极必反。由于祠庙林立，祭拜盛行，奢侈浪费，甚至于社会秩序混乱，也常被朝廷官方压制、打击、禁止，甚至于被取缔、摧毁、消灭。一般天子以至庶人的祭祀，都有相应的典礼制度。《礼记•曲礼》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中记载了国家准许祭祀的是：“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庙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氏帝王、岳镇海渎、帝灶、先蚕、释奠为中祀，司中、司命、司伯、雨师、诸量、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明史•礼四》有朱元璋“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敬”。就是指不符合官方正统的祭祀崇拜对象、场所及活动，就是淫祀，为不许。民间信仰中，“民间”两字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带有贬抑的态度，就是官方不信可的文化形态。吴江也是淫祠的多发地，明清尤盛。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苏巡抚汤斌（1627—1687）在吴地痛责信仰过度成为迷信，“荡民志，耗民财”大破五通神。他在《奏毁淫祠疏》中云：“苏松淫祠，有五通、五显、五方贤圣诸名号，皆荒诞不经。而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妖邪巫觋创作怪诞之说，愚夫愚妇为其所感，牢不可破。……荡民志，耗民财，此为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妇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热症，必曰五通将娶为妇，而其妇女亦恍惚梦与神遇，往往赢瘵而死。家人不以为哀，反艳称之。每岁常至数十家，视河伯娶妇而更甚矣……。”清雍正十年（1732）二月，两江（辖今江西、江苏、安徽）总督尹继善（1695—1771）下令严禁巫师邪说，要求毁五圣淫祠。吴江大仓桥贤圣庙、南关朝阳庵奉祀五方贤圣之神，按五方色彩塑五尊凶神恶煞神像，民间上香求签不绝。知县赵轩临奉文将其中泥土木偶焚毁殆尽，可不多久又死灰复燃，祭祀四起。乾隆《吴江县志》卷七《坛庙祠》云：“（明清时期）淫祠之风，吴下为甚。”嘉靖《吴江县志》卷十五《典礼志五》记述：“……自猛将军、昭灵侯、三贤、秦太尉数祠之外，率多淫祠。”尽管淫祠不合规范，但是有着深刻社会根源的信仰崇拜，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靠政令来禁绝。光绪末年，吴地仍然是“神像供奉如故，香烛辉煌如故，愚民崇拜如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吴俗箴言》）实际上在隋唐以前，江南淫祠遍地，淫祀日常。这其中也有巫祝们趁机敛财，愚弄百姓，危害社会秩序。《宋书》卷三《武帝纪》记述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江南淫祠：“惑民惠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旁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列。”垂拱年间，狄仁杰（630—700）被任命为江南巡抚使，曾上奏整顿淫祠。《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吴楚之俗多淫祠。狄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祠。”清末《垂虹识小录》也有记载：“乡里奸巫往往托为妖言以惑众，有庄稼圩神者，在三白荡之庄稼圩村。濒水立庙，奉像其中，神不知为谁何。而远近争传其异……香火胜帛之盛无日……庙祝皆村中人轮流为之，为其获利厚也。”有时，只能对民间所崇拜信奉的诸神祠加以规范、改造与变通。事实上，广大民间信仰者，怀着一颗善良而虔诚的心态，盼望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得到佛菩萨、仙真、英烈、祖先、诸神鬼灵能为家庭成员消灾祛病、生意兴隆、人丁兴旺、四季安康。
从传统意义上说，我国是一个乡土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有着庞大的农民群体。从渔猎、畜牧到农耕社会，农业生产与大自然极为密切，是靠天吃饭的被动生存。从殷墟甲骨文中发现殷商时期占卜的内容和活动，商代人逢事要占卜，其农业信仰大略有求年受年、御除农业灾殃、告秋与告麦、登尝等礼俗。祈求神灵保佑农作物丰收，祭风、宁雨御涝、求雨御旱及宁息蝗灾等祭祀行事。水是生命之源，水是农业命脉。古代对四海、四渎格外受到人们的尊崇。四海即东海、南海、西海、北海的统称。四渎即江、淮、河、济四水的总称。吴江地处太湖之滨，是水乡泽国，湖泊众多，河港网织，市镇贴水，人家枕河。水不仅是生产生活之要又有舟楫之利，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常年与河湖港漾打交道，遭受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袭击而翻舟、溺水、沉船亦时有发生，于是自古以来吴江的先民们对水神的崇拜早于其他，胜于其他。尤其是以捕捞为生的渔民百姓，出入于波涛之中，谋生于风口浪尖，生产生活毫无定数。在水神崇拜中最为突出的是龙崇拜，为掌管雨水之神。龙神崇拜虽然是中华民族所共有，但关于龙王、龙母、龙女、龙太子的殿、祠、庙在湖泊周边设立较多，顺济龙王庙原址在县治松陵镇垂虹桥南，为宋绍兴初知县江跻建。甘泉祠，又叫龙王祠，俗呼龙王堂祠，原址在石塘第四桥北，祀甘泉龙神，祷雨辄应，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庚日分官致祭。还有县城松陵西门外的龙王庙，为李元所建，康熙曾御舟泊龙王庙。平望、震泽等地也建有龙王庙宇。龙王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龙王之职是兴云布雨，为人消除炎热和烦恼。龙王治水更是民间普遍信仰。每逢风雨失调，久旱无雨，或久雨不止，百姓都要到龙王庙宇烧香祈愿。宋人郑起在其《吴江太湖龙王殿》诗中说：“吾谒龙王殿，龙王在何许。太湖三万顷，水族龙为王。离离明月宫，渺渺寒烟渚。天下有旱蝗，吾亦能行雨。”民国十三年（1924）8月吴江久旱不雨，吴江县知事刘式譔多次亲自出示“断屠祈雨”的命令，并于邑庙设坛求雨，斋戒祷告，曾引发媒体的议论。此外，民间还要到观音庙、观音殿膜拜求雨，所塑观音像以手执杨柳枝，表意向人间普洒甘露。其次是镇压水患之神的禹王、太湖神、顾野王、水仙娘娘等；还有保护舟楫之神的金总管、利济侯、二七阿太、邱老太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在分湖滩建有陶治禅院，除供奉佛陀菩萨，还供奉天官、地官、水官“三官”神像。这“三官”信仰为民间所崇信。信仰本源于原始宗教中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早期的道教五斗道极其重视对三官的崇拜。民间百姓求功名富贵，延年益寿，祭拜赐福紫薇大帝；欲获罪能赦免，即祭拜赦罪清虚大帝；祈消灾免祸，则祭拜解厄洞阴大帝。传言，三官是奉玉皇大帝的旨意分别监察人间善恶，保护众生。
据《隆庆长洲县志》云：宋元时期，吴地沿太湖一带建立总管庙、利济庙、宁济庙。嘉庆《同里志》记载：“总管堂，在龙字圩，俗称总管庙，祀金元七。又引《姑苏志》曰：神汴人，姓金，名和。随宋高宗南渡，侨于吴，殁而为神。其子曰细，为太尉。理宗朝，尝著灵异，遂封灵佑侯。灵佑之子名昌，初封总管。总管之子元七，元至正间，能阴翊海运，亦封总管。昌进封洪济侯，元七进封利济侯，后封随粮王。嘉庆十一年，又著灵异，晋封安乐王。”“总管”作为漕运灵异的土神称呼，藉此成为民间最受信仰、祭祀的对象。而宁济庙是祀元代处士金宁一。
太湖渔民所祭祀的二七阿太，据传也是宋随宋高宗南渡的汴人，侨居吴地，殁而为神，专司江河湖港渔捕，是当地渔民所崇拜的水神。
道教是一个多神之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因此与民间信仰比较接近，有许多崇拜的对象带有共同性、相似性，如老君庙、东岳庙、真武庙等也随处可见。
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源于民间巫术和神仙方术，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到今朝。道教谓阴阳不测之谓神，老而不死谓之仙。其神仙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神仙集团。这些神仙有着等级制度，每一级都有一元化领导，设一位神，左右配以两位或若干助手，其中道路教尊神地位最高，相当于人间帝王。
信仰发端于古代民间，成长于民间乡土文化、草根文化之中。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非宗教的民间信仰，都源于史前时期人类对未知的敬畏和猜想，对未来的迷茫和期盼，对了解自身的惶惑和努力，寻求救赎的精神力量，是人类各种文明的源头。另一方面，由于皇权统治的需要，以安抚万民，践行孝敬、慈悲、感恩、宽仁的德行。《易经》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除了历代官府的倡导以及宗教及仕大夫们宣教之外。小说、戏曲、绘画、雕塑、宝卷等也起到了重要的传播和扩散。江南吴江民间信仰历史久远，多元庞杂，信众涵盖千家万户，可以说家家户户、或多或少有信仰、有崇拜、有祭祀，且女性是民间信仰的主要群体，又以中老年妇女居多，因为女性富有慈悲、怜悯之心，还有依赖性以及其意志上的薄弱性，性格上的脆弱性。民间信仰大致可划分以下几类：自然神信仰、人鬼及人神信仰、社会神信仰、宗教中的俗神信仰，还有其它信仰如看风水、算命术、排八字、占卜、相术，还有定亲、结婚、乔迁、上梁、购车船、赴任、开业选择黄道吉日等等。祭社稷是很重要的祭礼。社，就是土神；稷，就是谷神；社稷就是土谷之神。在诸侯中，最重要的是天神和地神。祭祀天地的仪式叫“封禅”，祭天叫封，祭地叫禅。仪式由帝王亲自来祭祀。后来专门设天坛、地坛来祭祀天地，以代替封禅活动。天神称为天帝、上帝，地神称之社神、后土、土地神。《风俗通义•祀典》曰：“稷者，五谷之长。五谷众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把稷神逐渐人神化，祭社稷就是祭地神和谷神。《左传》记载了两个稷神：一个是周先祖弃，一个是烈山氏之子柱。稷神和社神（土地神）作为农业神，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受到隆重的祭祀，社稷成了国家的代名词。吴江先农坛是祀奉先农之神，原址在县城松陵镇北门外位字圩，清雍正五年（1727）知县徐永佑奉命而建。
从明清至民国，吴江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也带动了集市的兴隆及工商业的繁荣，成为影响市镇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吴江历史上小城镇、小集镇星罗棋布，有七个大镇（盛泽、松陵、平望、震泽、芦墟、黎里、同里）三小镇（铜罗、横扇、八坼），及吴娄、戴家浜、贯桥、南厍、莘塔、屯村、坛丘等村镇，其市镇布局就沿河港和寺庙而扩散，集聚人口与经济、文化结合在一起。一般城镇中心地主要有城隍庙、文昌阁、土地庙、东岳庙等寺观、祠庙，周边一般设坛庙，如社稷坛、先农坛、邑厉坛等。如松陵镇（县治地）的圣寿禅寺，始建于孙吴赤乌年间，地处县城之中，周围又有华严讲寺、无碍讲寺、接待寺及城隍庙、三高祠等，县衙也依建在圣寿禅寺旁。震泽城隍庙位于市河中段北岸，祀吴江县城隍神李明，庙中原有一座戏台，是镇中集会活动的场所。东西栅附近建有总管堂和东岳庙，与市河相连。当地人把总管当作米业神，称之“随粮王”。震泽的总管堂遗址在禹迹桥北，亦建有戏台，晚清至民国是镇上的米业公所，在总管堂的大殿后，建有谷仓，按照官府的要求存放备粮。解放后，震泽所有祠庙均归镇粮食部门所有。还有黎里、平望、盛泽、同里等城镇布局也都是由寺庙而拓展。由于寺观祠庙经常聚集拈香礼佛的各地人群，构成了日常消费的主要群体，促进了商业贸易的活跃。庙会、香信及其神灵、菩萨的祭祀日、诞辰日等便成了各地百姓赶集、出游、寻访、会友、相亲的俗定日子，带动了商品交易、人口流动和地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市镇的繁荣与昌盛。换言之，凡是有庙宇的地段、水路码头的地段就是市镇人流集聚繁华的地段。
作者单位：苏州市吴江区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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