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2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的以“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3’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第7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会议邀请亚洲转型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改革发展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深入讨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及其迫切需要推进的转型、创新与改革。中国改革论坛网进行现场报道，以下是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景新演讲：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中国城市化转型的案例——山东德州“两区同建”，他们是如何用这种办法破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难题的。
中国新型城镇化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的城市转型的说法。新型城镇化无疑是扩大内需、撬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引擎。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在撬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解决下列突出问题。一是大城市越建越大，“城市病”越来越难以忍受，城市管理中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突出。二是建设用地的需求日益旺盛，但土地资源日益稀缺，而且由征地、拆迁诱发的社会冲突越来越难以化解。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在扩大。如果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解决不了这三个问题，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就只是一个说法，是“穿新鞋走老路”。在我看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三大问题的办法，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还没有破题。
如何破这个题，我想提供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山东德州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创建了这样一种模式，就是把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放在农村，以农村产业园区的建设或农村社区的建设为抓手，以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基本做法是首先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在德州编制（“全域城镇化”）四级城镇发展规划体系，德州是主城区，规划100个示范乡镇，然后8000多个村合并为3000多个村，在3000多个村中选出710个农村社区，与社区配套有1583个农村产业园区；其次按照规划，一方面推进农村产业园区建设，着力打造现代工农业产业体系；另一方面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把重点放在培育大中小城市互动的小集镇体系。最后是改革管理制度，与四级城镇体系配套。产业园区是分类的，把工业项目、商业项目引进市中心城市、中心镇，把农业园区引进农村社区小城镇，形成了三类产业园区：工业的产业园区叫做工商产业集聚园区，构建现代工商产业体系；特色农产品产业园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现代粮食产业园区，着力于高产、稳产示范方的建设。社区跟这个体系相适应，城中村按照城市社区规划建设；乡政府驻地村、中心村及合并村则按照小城镇规划标准建设；具有地域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按照浙江经验进行修复整治，保持传统村落景观。所有的农村社区都建设比较齐备的社区服务设施。
从2008年到现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德州大概取得了这样一些成效：德州已经将全市8319个行政村合并为3070个行政村，经过选举产生了新的村民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将3070个行政村规划为710个社区。目前已建成和在建的农村社区378个，完成规划社区数的53.24%，入住20余万户。与社区建设同步规划了农业、工业、商贸、文化旅游等各类园区1538个，已建成876个，占规划总数的56.96%，30万农民在园区就业。这是产生的直接效果。德州的“两区同建”撬动了德州市新一轮经济增长，2008年推广了两区建设，2009-2012年地区GDP的增长大概在12%左右，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了第一产业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基本保持在54%左右，第三产业上升的局面。财政总收入呈增长的趋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除了2009年以外，其他的增速都超过了20%。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在逐步上升，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可以看到，把城市化的重点放在农村，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明显。
“两区同建”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迪。一是新型城镇化应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解决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城市病”。二是新型城镇化应该有效解决日渐凸显的，由征地、拆迁等诱发的社会冲突。按照目前的方法，拆迁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觉得应当考虑打破国家垄断的做法，让农民的集体建设用地，不经过国家征收，直接用于工业化和城镇建设，只要征地，怎么提高价格、怎么谈判都是有毛病的，只有不征地，这个矛盾才能迎刃而解。三是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放在中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应该以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缩小而不是扩大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按当前的做法差距是在扩大的。四是新型城镇化应该高度重视经济社会的改革，以应对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对城乡治理的挑战。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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