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世界性难题。从国际比较看，世界各国和地区都经历过农民不平等参与和不能分享现代化的过程，只是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在当代中国，农民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分享是一个突出问题。第一次工业化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 第二次工业化及其城镇化进程出现的是城乡差距。当今正处于现代化中期，特别需要从权利、条件和能力三个方面重视农民对现代化进程的平等参与，从均等享有和特殊保护两个方面促使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关键词］农民; 现代化; 平等参与; 共同分享
现代化是一个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很容易被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成为“历史的弃儿”，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的成果。由此也很容易成为外在于现代化进程的疏离者，甚至反抗者。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个问题愈加突出。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化进程不能有效地容纳和整合广大农民。如何将广大农民顺利带入现代化进程，让他们成为建设者而非反对者，成为现代化成果的分享者而非牺牲者，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将农民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也给我们认识农民与现代化关系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本文试图从国际比较与中国进程的角度对农民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一阐述。
一、农民与现代化:分析视角
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1］，这种差距具体体现在作为农业和乡村主体的农民身上，农民因此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农民包括三个层次: 核心层是指从事农业生产及居住在农村的人口; 过渡层是指虽然从事非农工作和离开乡村但并未完全融入城市、成为非农人口的过渡性群体，如中国的农民工和所谓“农二代”问题; 联系层则包括与农民有千丝万缕直接联系的人，如穷乡亲等。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其他产业处于附属地位，农民是农业社会的主体和最大的社会群体。而现代化以工业和城市为主导，作为传统社会群体的农民随之进入或者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将面临着如何对待以及如何处理众多农民的问题。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反映了随着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对农民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愈益深入。
平等参与，是指农民以完全平等的资格参与现代化进程，是相对于排斥、歧视而言的。这种排斥和歧视有显性的制度性的，也有隐性的文化性的。平等参与主要包括三个向度:
一是权利。平等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权利，即在现代社会，遵循人人平等的原则，每个人都具有并享有法定的平等地位。如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意味着一个现代国家和地区的公民无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有何不同，均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也不得因为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不同而受到排斥和歧视。在传统国家，农民不具备国家所赋予的平等权利，但作为现代国家的公民，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平等参与现代化的权利。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公理。
二是条件。平等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必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现，并依赖相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条件。农民作为传统社会的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起始条件已相对落后。尽管农民也与其他国民一样获得平等的国民资格和权利，但实现权利的条件却往往不平等，甚至存在极大的差异。正因为如此，尽管在法律上农民具有平等的地位，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是“二等公民”。在制约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条件中，除了自然、经济等条件以外，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状况。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持制度性排斥立场，即便是制度性显性排斥减少，非制度性的隐性排斥却大量存在。
三是能力。参与是主体对某一事物的参加过程并由此对结果的改变。参与行为和结果不仅取决于外部条件，还取决于由参与者的意识、素质等因素综合构成的行动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尽管属于传统社会因子，但他们并不是历史的被动者和命运的随波逐流者。故其能否实现平等参与，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行动能力。这种行动能力包括现代意识的获得、组织性的建构、行动的方式，即平等参与现代化所需要的主体素质和行为。能力不同，在同等权利和同等条件下，结果会不一样。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仅是指权利弱势、条件弱势，而且还包括能力弱势。
如果说平等参与是起点，那么共同分享则是结果。现代化又是一个财富迅速积累的过程。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但是，现代化又是一个财富占有极不均衡的过程。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仅仅体现在参与现代化起点的不平等，更可能体现在现代化成果占有的不平等，甚至成为现代化的牺牲者和被抛弃者。马克思曾将传统农民比喻为“历史的弃儿”。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包括农民在内不仅要求平等参与，而且要求共同分享。
共同分享，是指农民能够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共享现代化的成果，这是相对剥夺、牺牲、遗弃而言的。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现代国家公民，均等地享有现代化的成果，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在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人权的首位，就是国家要首先保障所在国公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在传统农业社会，国家并没有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制度性安排。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基本生存和福利纳入国家保护的视野和范畴，是对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二是作为弱势群体享有特殊的保护。在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怎样创造条件和提高能力，农民的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弱势地位都难以根本性改变，其享有现代化成果方面也自然会出现差异，甚至很大差异。这是迄今人类社会都没有且尚无法加以改变的问题。为了使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国家还需要通过必要的措施给予这一群体以特殊保护和救济。
无论是平等参与，还是共同分享，都只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会伴随现代化全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也不一样。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现代化进程进程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一，经济发展的动力。农民是现代化的贡献者，现代化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力、产品、需求、资金来自于农民，特别是前两者在现代化初期具有决定性意义。其二，政治稳定的保障。农民是现代化之初的最大群体，他们的政治态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大局及政治走向。亨廷顿曾深刻指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 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1］。其三，社会和谐的条件。广大农民的存在使得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是否和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农民是否完全融入新的社会体系之中。其四，文明传承的主体。文明具有传承性而不是断裂的。农民是农业文明的主体，也是文明传承的载体。
二、农民与现代化:国际比较
农民与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任何一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国情不同，现代化进程和路径选择不同，所采取的措施也不相同。
(一) 西方国家。现代化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经过数百年时间，西方发达国家已实现现代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不复存在。但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亦曾存在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问题，迄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好。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伴随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和发展的，在推翻封建奴役制度的同时，也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西方国家伴随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确立了人人平等和“天赋人权”的原则，为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在西方国家，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权利也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18 世纪主要是经济权利，如财产自由、人身自由权利;19 世纪主要是政治权利，如获得参加选举的权利;20 世纪主要是社会权利，如享有社会福利的权利。
在西方国家现代化初期，也曾经面临过“农民问题”的“坎”，农民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被排斥和牺牲者的处境，并带来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如英国的著名的“圈地运动”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他们中的相当多数进入城市，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生活状况极其糟糕。为此，恩格斯专门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是由于工人有组织的反抗，英国政府才在19 世纪颁布了一系列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法令，工人则在反抗中建立起世界第一个工会类组织，以增强社会行动能力。伦敦东区自19 世纪是贫民区，至今也未改变这一现状，而且常成为社会动乱的策源地。
美国建国历史相对短，是西方国家中甚至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所谓传统农民问题的大国，但长期存在黑人农奴制度。没有大量黑人农奴，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美国大农业。黑人农奴的境遇和命运极其悲惨，不仅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还长期存在身份性歧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典型地描述了黑人农奴的悲惨境遇。美国南北战争便与废奴制有关。著名小说《飘》描述了南北战争的残酷和废奴制后不得不面对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现实。直至20 世纪60 年代，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压力下，美国黑人才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存在隐性的种族歧视。美国著名反映黑人农奴历史的小说《根》，追溯了一个黑人农奴家庭六代以上的历史。小说不无愤慨地写道，“就是为白人工作一千年后，你还是黑奴”。尽管包括黑人在内的外国移民的第一代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的后代进了城，但其多数人生活状况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并带来社会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描写道: “第一代人坚守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第二代人在城市环境中形成其梦想，为了实现这些梦想，他们先是犯罪，然后就从事其他的捣蛋活动。”［1］因此即使在美国也存在所谓“农二代”，而第二代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可见，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以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发展的。相对于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言，德国和日本是后起的现代化，其国家和大资本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发展迅速。这一进程一方面造成农村小农的破产，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后沦为底层贫民。他们强烈要求改变困境，由此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德国纳粹为农民描绘出理想主义浪漫图景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仓廪充实的中小农民，自古而今始终是我们抵御现今一切社会罪衍的最好保障。这两个国家通过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来缓和内部矛盾，给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总体而言，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的农民仍然处于不平等参与地位，且多为现代化的牺牲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一状况才得到根本性改变。一是经历数百年时间，西方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传统农民这一群体已被基本上消灭，如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写的《农民的终结》所描绘的那样，农业人口仅仅占全国人口的极小部分，且与其他产业人口之间不再有制度性鸿沟，可以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二是西方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给予各种保护及支持措施，且通过立法形式加以确定。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随着农民进城而衍化为城市贫民问题。
(二) 俄罗斯。与日本、德国相似，俄罗斯的现代化起步也相对较晚。现代化起步之初，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尽管在沙皇时代便推行了废除农奴制和土地改革措施，但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变。特别是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农民的命运更为痛苦。正是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十月革命。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处于十分困难的环境下，革命后的政府对农民实行强制性的征粮制，由此开启了剥夺农民产品的先河。苏联实行大规模的工业化，与此相伴随的农业集体化在相当程度是为工业化服务的。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政府将农民挖得太苦。集体化之后的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机械化程度得以提高，农民的生活也有所改善。1960年代，苏联对集体农庄的庄员实行工资制，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社会保障。但由于重工轻农的政策和农村管理体制，苏联农民的积极性长期不高，农民的行动能力不强。这一问题直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三) 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点是农民众多和工业化、城镇化程度低，其现代化主要是由于外部因素启动的。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处境更为艰难，要承受多重性困苦。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格外曲折甚至反复，这都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平等参与和共同分享的境遇相关。当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
1． 印度。印度具有古老的农业文明，1948 年独立后的印度仍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由于印度经历数百年英国殖民地的历史，独立后的印度制度具有“英式”特点。农民在法律上与其他国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基本的公共服务，制度性排斥和歧视不多，但印度农民的生存条件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大量农民进城以后也生活在最底层，如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他们虽然有了自由，但只有受穷的自由; 虽然有了权利，但只有生活在最底层的权利。印度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种姓制度，将社会阶层固化了，存在大量的非制度性的隐性排斥和歧视。不仅是“穷二代”，而且是“穷 N 代”，由此限制了下层农民的能动性。印度农民与现代化的关系状况因此而表现为: 强权利、差条件、弱能力，有所分享但缺乏特殊保护。由于长期历史延续的“安贫乐道”宗教和“安分守己”的种姓制等因素，印度农民问题虽然尖锐，但一直没有出现农民革命等大规模政治动荡。
2． 南非南非是迄今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但却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存在着由长期殖民地历史延续下来种族隔离制度。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农民不仅生存境遇差，而且没有平等的权利，具有农奴的特性。尽管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大量黑人进入城市，但却被隔离在一个个贫民区内，如约翰内斯堡有八百万人之多的“贫民窟”。经过长期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黑人不仅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且其平等参与现代化的条件也大为改善。但非制度性的排斥和歧视仍然存在，且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黑人要想完全融入现代城市主流社会，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3． 巴西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人口居世界第五。巴西曾长期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大量移民最初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且处于奴役状态。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伊佐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农奴的生活状态。直至19 世纪末巴西才废除奴隶制，农奴获得解放证书，有了人身自由。他们纷纷进入城市，尽管有平等的权利，但缺乏平等参与现代化的条件，在城市形成一个个大型的“贫民窟”。其生存状况不尽如人意，但相对前辈的农奴生活而言，已成为“自由人”，并可以利用投票权等方式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近些年，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左派政党纷纷执政，与其在努力改善穷人生活方面成绩突出密切相关。
4． 伊朗伊朗是文明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且在巴列维王朝时代其现代化突飞猛进。尽管巴列维国王通过“白色革命”，分给农民土地，将农民带入了现代化，但农民却并非融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伴随经济奇迹的是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高速工业化造成城市膨胀，广大进城农民以及城市劳工阶层，处于贫穷和失去尊严的状态，而且人数愈来愈多。“农村情况几乎跟古代波斯没有多大差别: 依然是赤贫如洗，百病成灾”［3］( P360)。这种状态与伊斯兰宗教的平等教义和行为规范发生了尖锐冲突，引起了底层民众强烈抗拒现代化
1963 年，伊朗95%的人投票赞成现代化，然而在现代化计划推行15 年后，同样有95% 的人却投票反对现代化。正是在此背景下，1980 年代发生了霍梅尼宗教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对现代化构成抗拒。伊朗宗教革命是在急剧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无法容纳和消化众多进城农民的“节点”上发生的，而这一节点也正是攸关现代化进程顺利与否的关键点。
三、农民与现代化:当代中国进程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和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国。在外力的作用下，中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但对于如何将广大农民带入现代化进程，却明显缺乏足够的准备。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主张耕者有其田。但是，这一主张未能实现。直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通过土地改革将广大农民带入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很快大规模启动工业化。在启动工业化初期，毛泽东表示，不能像苏联那样“将农民挖得太苦”。但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产品和人力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村及农民。为了推进工业化，优先保证城镇，国家作出了一系列不利于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首先是统购统销制，即农民必须将产品交给政府，没有处理自己劳动成果的自主权，也难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其次是户籍制，即将全国人口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后者可以获得定量供应等生活保障和相应的福利，而前者却没有。第三是公共服务的城乡分割制。农村实行与城市不同的集体所有制，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由农民集体自己承担，城市则由政府负担。第四是农税制。无论收获如何，作为农业人口的农民须首先完成国家下达的税费任务。
尽管非农人口收入比农民高却无须交纳税费。这一系列制度安排，最终体现在人民公社体制之下。在这一体制下，农民被牢牢地限制在所在的土地上，基本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显然具有“体制性农奴”的特性。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但整体而言改善不大，贫困状态一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特别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世界最勤劳的农民集体偷懒的行为。农业和农村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当代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直至1979 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还有80%以上的人口属于农业人口，城镇化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无多大提高。因为缺乏像苏联那样的国家基本保护，使得中国农民特别具有行动能力，他们以自己的行为突破传统体制的限制，开创联产承包责任制。党和政府顺应民意，从农村改革开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
农村改革的实质就是赋予农民以经济自主权，由此将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一举解决了多年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出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黄金十年”。随着农村发展，中国自1980 年代后期开启了第二次工业化的新进程。第二次工业化比第一次工业化进展更快，特别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交融。大量农民得以进城务工，甚至出国经商，获得他们祖辈从未有过的收入，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但是，改革前的城乡分割体制仍然无时无刻不在阻碍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一是农民负担沉重。除了不断上涨的农民负担之外，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突出，城乡差距急剧扩大。二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和从事非农产业，却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产生了所谓“农民工”这一中国专有名词，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三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所需要的土地以征地的方式从农民手中廉价获得，农民难以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出现了一系列农民抗争事件。1990 年代主要是对税费负担的不满，21 世纪以来主要是对土地征用的不满。
农民抗争之所以未能衍化为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主要是工业化、城镇化对冲了政治危机，农民能够以工补农，缓解自己的生存困境。但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与农民问题的存在，无疑严重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21 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实行城乡统筹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战略，出台了一系列稳农、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其中，最显著的是“废除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前者意味着不再以农业产业作为纳税的依据，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深得民心。后者意味着国家将持继地以政策性、制度性保障给予农业、农村和农民以更多的支持，有利于农民能够分享现代化成果。近十年，农民的生存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农民将之概括为“种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养老不发愁”。
但由于长期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农民在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和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方面还存在大量问题。例如，广大农民进城务工在劳动用工、工资待遇、权益保障等方面仍无法享受城市市民一样的平等权利。城镇化的表征特点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农民未能从城市土地征用中获得应有的更多的收益，从而积累创业资本，在失地的同时也可能标志终生失业。由于农业收益较低导致大量有能力的农民进城而不是务农，农业主体能力不强，农业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现代大农业的构建也不可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三留守”现象大量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国不同权、同命不同价”的问题更突出。
特别是伴随新一轮城镇化和“二代农民工”的出现，大量来自农村的青年人口进入城镇，他们有强烈的现代平等意识和期待，却缺乏平等的权利、条件和能力，成为具有高流动性而未被体制接纳和融合的边缘人群。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比其前辈要好许多，但对体制和秩序的认同感却严重不足，并且会以破坏性行为发泄自己的不满。2012 年 9 月，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者绝大多数属于这一类人。即使是进城农民已有稳定的工作，也会因为子女上学等某一方面未能享有平等权利而对体制不满。这说明，中国农民对现代化的参与和分享还是表层性的，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的理论和体制性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随着农民大量进城，政治风险也将由农村进入城市。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从农民与现代化关系的战略高度提出要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特别是强调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标志着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进入到平等参与和共同分享的新阶段。
首先，要尽快实现城乡平权、全面消除阻滞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体制性障碍。农民工是中国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形成的特有群体，体现着权利的不公平。随着权利公平原则的确立，需要尽快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已经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民工，须从各个方面着力解决他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居住等公共服务问题，让他们能够尽快融入城镇文明社会。新生代农民工与其前辈相比，没有乡土之根，基本上都不愿意回到本乡本土，更希望和更迫切获得与城市市民一样的公平权利。对于仍然在农村的农民而言，应尊重他们对土地的合法经营权和房屋的合法财产权，让农民在与政府和各方利益团体交往中始终具有平等的地位，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侵犯。特别是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要突出解决农民土地转让中的权利问题，让农民能够直接参与涉及他们权益问题的决策过程，依法实现城乡要素交换的平等化。
其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为农民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农民之所以是弱势群体，关键是由于农业现代化滞后，仍然是弱质产业。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农业的风险呈多重性，因此特别需要为农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基础和条件。在21 世纪，“谁来种田”，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强制性要求农民只能务农，已不可能。所以，国家只有创造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度性保障，让一些具备现代科学生产能力和现代经营意识的农民自愿务农，愿意在农村生产、居住和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度的农业才能后继有人。为此，应该将21 世纪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强农、稳农、惠农政策用法律制度确立下来，使之长期化。特别是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不仅再不能抛弃农村，反而要更加重视农村的发展，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的改善。
再次是大力提升农民的主体能力。由于长期的农业文明传承，中国农民的行动能力在世界上可谓是最强的，他们用自己的勤劳改变着自己的命运。随着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体制性障碍的破除，他们的活力会再次高度迸发。当然，农民的平等参与除了外部性条件的改善之外，也需要自身能力的不断有所提升。尽管对农民的体制性歧视和排斥会愈来愈少，但隐性的文化歧视和排斥将长期存在。这需要农民在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中提升自己的文化和文明素质，在思想意识上尊重自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权益，自觉提高综合能力。
在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方面，首先是保障农民作为现代国家公民应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国家理念的确立，作为国家平等国民享受均等公共服务的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尽管要使所有国民都能均等无差异化地享有公共服务尚不可能，但却可以从教育、医疗、养老、最低保障、社会救助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做起，逐步提高其服务层次、服务体系、服务公共化的范围，最终实现城乡人口完全均等化。
中国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还会属于现代文明社会中相对而言的弱势群体。除了构建国家普惠制服务之外，还需要给予农业、农村、农民特殊的支持。中国现在尚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主要处在偏远的贫困地区农村，其生存状况直接关系到全国人民能否在 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些地方需要国家的特殊支持才能分享到现代化的成果，由此也才能促使国家走向全面现代化。
［参考文献］［1］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3］热拉德·德·维利埃，等.巴列维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Peasants and Modernization: Equal Partici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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