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返乡农民工从经济、社会、精神和治理等四个层面对村庄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和冲击。他们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在地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在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城市市民趋同。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状态，是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状态，呼唤国家和社会各界从生产生活条件、福利保障待遇、思想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关键词：“在地市民化”；返乡农民工；村落共同体；现代性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80年代打工经济肇始之后，农村劳动力外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随着时间的流逝，较早外出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进入了返乡的年龄阶段，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和家庭再生产之后已经或者正在准备返乡，这构成了与农村劳动力外流相对的另一道风景线。农民工回流的趋势在税费改革后显得越发明显。随着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种田比较收益大大提高，创业环境日益优化，所有这些都对外流劳动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拉力[②]。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则直接成为助推众多农民工返乡的强大力量。据统计，因金融危机而导致返乡的农民工人数在2000万左右。[1]时至今日，农民工返乡跟农村劳动力外流一样，成为村庄生活的常态。 在农民工大量返乡、返乡农民工日益成为村庄社会生活舞台主角的背景下，返乡农民工群体对乡村社会生活、人际关联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进一步而言，农民工返乡是否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将人财物资源不断带回农村并使得农村日益凋敝的局面得以改观？还是以一种新的逻辑和方式将农村引向另一条发展道路？本文将以笔者在赣南万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本文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正在以一套新的逻辑改变着农村，他们用城市化、现代化的方式使农村朝向另一条道路发展，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因此，农民工返乡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人财物资源回流农村，而更关涉到农村发展路向问题。 二、返乡农民工研究述评 返乡农民工群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引起众多学者的注意。其中，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就业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进路中，农民工返乡被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看待。另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农民工返乡所带来的农村社会安全问题。[2]在这一研究视角下，农民工返乡主要被视为一个社会稳定问题。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返乡农民工的村庄社会适应问题。[3][4][5][6]在这种研究径路下，返乡农民工被看作是一个被动地适应乡村社会的角色，返乡者的主动性遭到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泯灭。 与上述政策性、细碎化的研究不同，张世勇曾经运用生命历程理论对返乡农民工群体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他认为，农民外出务工是一种家本位的打工模式，农民打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而是为了过上更好的家庭生活和参与村庄社会竞争，家庭和家乡是绝大部分农民工的最终归宿。[7]这一研究对学界流行的城市化范式和阶级范式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不过，作者的研究旨趣集中于理解返乡农民工及其家庭，探讨农民打工的逻辑和意义，而对返乡农民工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则甚少关注。 截至目前，学界仅有少量研究注意到了返乡农民工给村庄社会带来的影响。瑞雪·墨菲通过对江西万载、信丰和于都三县农村的田野调查，运用行动者、价值、目标和资源的四维分析框架，探讨了返乡农民工给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变化。[8]作者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但该项研究将主要关注点聚焦于返乡农民工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及其给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上面，而对村庄社会层面则关注甚少。此外，孟宪范也探讨了返乡打工妹的思想、行为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及其对村庄传统思想观念的改造和重塑。[9]不过，她的研究主要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里面叙述，包含着返乡打工妹所带来的现代性必然战胜和取代村庄“落后、愚昧”的传统的价值预设，且她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打工妹的外显行为上，而对返乡者给乡村社会结构、人际关联的影响则未有涉猎。 本文将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农民工返乡给村庄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展开进一步剖析，并系统回答前文所提出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工返乡后在村庄中逗留时间的长短不一，从这角度可以将他们划分为永久性返乡和暂时性返乡。永久性返乡者不再有外出务工的打算，而选择在家乡谋生，有的通过经商、办厂创业，也有的重操种地老本行。暂时性返乡者多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而返乡，比如家里有人得重病需要照顾、或者有其他重要事件需要处理。暂时性返乡者在处理完事情之后一般会再次外出务工。从实践来看，这两种不同的返乡农民工类型对村庄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存在着很大差异。永久性返乡者在村庄逗留、生活时间长，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对村庄社会产生的影响更广、更深。由此，本文将以永久性返乡农民工作为主要探讨对象，同时兼及对暂时性返乡农民工的考察。[③] 三、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社会的影响 农民进城务工对其自身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身体的在场，而更昭示着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场域，进行继续社会化。作为进入“异文化”的行动者，他们的行动遭遇着城市社会结构的规约和型塑。尽管大部分进城农民工最终只能实现“半城市化”[10]，无法获得完全的现代性，但他们毕竟会在城市的实践世界逐渐“脱根”[11]。当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多年之后再返乡时，其在城市所习得的各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被带回农村，必然给乡村社会带来一些新的影响。下文将分别从精神、经济、社会和治理等四个层面进行阐述。 1、精神层面：对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价值的冲击 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作为一个“异文化”者，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城市世界的生活实践对他们从头到脚、从内到外进行着重塑。其中，最为根本的改造就体现在精神思想层面。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耳濡目染了许多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伦理价值。返乡后，他们也将这些城市文明和现代性带回了农村。 首先，对村落传统礼仪文化的冲击。返乡农民工在城市里面见识了一些新的礼仪文化、经受了一番洗礼与改造之后，他们将这些礼仪文化带回了村庄，开始以一种新的标准和眼光来理解村庄原有的风俗礼仪。 当谈到村里丧葬礼仪方面的变化时，年仅29岁但已在外打工12年的钟发生说道：“是好了，才会改变，不好就不会改变。以前，尸体放祠堂，等选好日子，尸体都腐烂了，不太好，现在，火葬好一点。……人死了之后，孙子、孙女都围在那里哭，确实不太好。在温州那边，看别人办丧事确实办得好，请人唱歌、跳舞，看电影，这样很好。不像我们这里，人死了，哭啊，闹啊，不好看。”“真正孝不孝只有你自己知道，老人死了，你哭一下就是孝啊？真正生的时候，你孝敬就好了，人死了，还有什么孝不孝的。……你一哭，哎呀，没什么。”“以前，结婚拜堂，太啰嗦，现在更简便。”（ZFS,T,19,GZ） 从钟发生的叙述里面可以体悟到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一，以卫生替代“不洁”。在钟发生的话语里，停尸到祠堂的传统习俗容易导致尸体腐烂，给环境带来不良影响。其二，以简便替代繁琐。钟发生认为，传统的风俗礼仪过于繁琐，场面不太文雅，礼仪应该越简单越好。其三，对“孝道”含义理解的变化。在村落传统文化里面，死亡是一件悲伤、庄重、肃穆的事情，而钟发生则以死者之福来解构了村庄传统的孝道文化，将死者之悲转化为生者之喜，并置换了“孝”的涵义。他们以其所习得的现代文化礼仪作为基本判准，对传统农村礼仪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在他们的眼里，农村的传统礼仪文化是“落后的”、“不合潮流的”。 这种反思性的理解使得他们不仅更加认同村庄里面的一些新潮流、新行为，而且为他们自身参与到新潮之中提供了动力和支撑。我们发现，这些返乡农民工的很多行为都走在村庄的前列。比如，他们与异性交往方式更为开放，结婚礼仪变得更加“随便”等等。返乡农民工钟发生、钟顺峰结婚时都只在女方家里办了酒席，而没有在自己老家办酒席。“在外面打工的人，很少办酒席的，如果吃别人家的酒席多的就会办一下，一般都不办。”结婚办酒席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礼仪，在这些外出返乡农民工眼里已经无足轻重，可办可不办。 其次，对村落传统生育观念的冲击。长期以来，在赣南农村，宗族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农民对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极度重视。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当地村落生育文化表现出高度的传统性。偏好男孩的生育观念深深嵌入在赣南农民的骨髓里，成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本。[④]返乡农民工回村之后，将外面习得的一些新生育理念和育人观念带回村庄，从而加剧了村落传统生育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在福建打工12年、于2008年返乡现在担任万村村主任的叶立生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打算再生了。如果没有钱，儿子生的再多又有什么用？还不如把这一个培养好。”同样只有一个儿子的返乡农民工钟发生也讲到：“现在不想生了，压力大，要培养一个小孩要多少钱？现在还没建房子。……我跟我老婆都不会那样想，生男生女都一样，但是大人不会那样想。”“你看，人家城市里的都只生一个，我们农村的落后，都争着生，不生到儿子不甘心。”（YLS,W,13,GZ） 在外打工的经历，让农民工目睹了城市里的小孩抚育、培养方式，使他们更加树立起“少生优育”、“精心培养”的现代观念。将小孩“培养好”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到返乡农民工的心中。他们将自己在城市里目睹的情况跟农村相比，从而越发感到农村“多子多福”、“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思想观念的落后。 诚然，包括抚养成本在内的经济因素的变化是人们生育行为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是经济因素无法解释许多人在当前条件下依然采取种种办法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而“超生”、“偷生”的生育行为。因此，生育行为变化的根本动力，乃在于人们生育观念和思想价值的变化。从表面看来，返乡农民工将他们生育行为的改变归结为抚养成本提高之类的经济因素，但其背后实质在于他们已经接受了一套新的、现代性价值观。这套现代性价值观冲击和解构了传统的生育文化。 再次，对村庄评价体系的冲击。勤劳、质朴、保守是传统农民的基本特性。然而，返乡农民工正在改变这一传统的农民形象。在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学习到“敢闯敢拼”的奋斗精神，感受到“做人不能太老实”。这套新的话语正在剧烈地冲击和解构着村庄传统的伦理道德判准。 如钟顺峰跟我们讲到：“我父亲不敢冒险，以前在林场呆过，只要呆下去，现在都有工资领了，父亲27岁与母亲结婚，现在68岁了。父亲一辈子没有奋斗的精神，不敢闯，眼光放得不远，不然家里不会这样的，父亲各方面性格有点不适应做生意，比较老实，做生意的嘴巴很厉害，什么样的人都要混得来，父亲做过香菇生意，那时我们小，父亲是老实派的，主要种田。”(ZSF,M,18,GZ) 在钟顺峰看来，“老实”、“保守”都是“落后”的表现，“不会有什么出息”。他父亲之所以未有大成就、家庭之所以贫困，主要原因就是父亲“太老实”、“不敢闯”。与此相应，钟顺峰对农民的老本行“种田”也表现出不屑，认为那是像他父亲这样的“老实人”干的活，有出息的人是不会在家种田的。在返乡农民工群体看来，种田已经不再是农民的本分，不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由上可见，返乡农民工在外面习得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行为，给村庄传统思想观念和道德评价体系带来了了巨大冲击。返乡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具有乡土性和浓厚乡土意识的地道的‘乡巴佬’，也很难再受到传统风俗礼习的束缚和制约”[11]。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并逐渐主导村庄社会生活的情况下，这必将导致村庄传统伦理发生剧烈变迁。 2、经济层面：挣脱土地的束缚 对传统农民而言，以土地为基础的务农是他们的本分。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12]农村社会之所以被人们称为“乡土社会”，恰恰表明土地是农村的本色。在传统农村，若农民不会种田，常常会被人视为“不务正业”，被人瞧不起。然而，在当下农村，许多返乡农民工并未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将原来流转或者抛荒的土地捡起来重新耕种，而是选择了脱离土地的谋生方式。尽管他们回归了家乡，但并没有回归土地，形成“回乡不回土”的局面。他们凭借自己在外打工多年所积累的生活经验、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从事着各种非农经营活动。 前文提及的万村现任村主任叶立生，现年40岁，在福建石狮打工12年，2008年返乡后在镇上建了一栋三层楼房。他在楼房的一楼开了一个店面，准备做汽车销售生意。家里没有种田，生活用品全靠花钱购买。（YLS,W,13,GZ） 从温州回来的返乡农民工钟发生也在从事着非农经营活动。他和他的兄弟合伙买了一个挖机，专门出租给别人，一个小时100元，个人一年可获3-4万元。他的妻子一边照看小孩，一边做服装加工，从镇上的服装店里面接生意。家里也没有种田，平时的生活用品都花钱购买，包括使用自来水、买菜、买米等。生活开支比较大，一个月要800元左右。（ZFS,T,19,GZ） 从这些返乡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方式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脱离土地，或者开店经商、或者从事其他副业。即使有的仍然从事涉农行业，但也主要是进行规模经营，以面向市场为主。土地已经不再被他们视为命根子，不再是他们获得农民资格的必备条件。恰恰相反，土地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像传统农民那样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劳作被视为“没有出息”的表征，是“老实人”所做的事情，甚至将回归土地视为一种耻辱，是人生的失败。因此，他们都在拼命地挣脱土地的束缚，努力跳出农门，寻找非农化的谋生之路。 与生产方式的非农化相伴的，是返乡农民工生活方式的全面市场化，家庭日常生活必需品比如柴米油盐等等都依靠从市场上购买。即使有土地、有菜园，也不愿意去耕种利用，而宁愿选择更为市场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追逐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模式。当然，市场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给这些返乡农民工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有的返乡农民工抱怨说：“回来就是感觉没钱，只有开支没有进账。”由于所有生活用品都需要货币支出，而在家又不像外出打工那样每月有较为固定的收入，因而常常会感到经济紧张。 随着返乡农民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日益非农化、市场化，他们已经难以再跟传统农民相提并论。返乡农民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市场化，不仅使得他们脱离土地，而更重要的是将他们进一步推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其生产生活主要依赖市场进行，导致他们越来越脱离村庄，村落社会对他们而言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所有这一切，使得土地已经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乡土已经不再本色。 3、社会层面：超越村庄的人际网络 传统村落是一个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一个依靠伦理道德和差序格局维系的、大家都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12]。农民就是在熟人社会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里长期生活和交往。不过，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村落共同体越来越开放，边界日益模糊。人口的长期频繁外流和回流都在不断地冲击和稀释传统的社会关联资源。外出务工农民返回家乡后，他们的人际网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常年在外，许多原先一同成长的同辈群体要么在外务工经商，要么长期缺乏联系，早已变得较为陌生。曾经熟悉的家乡，似乎已经不再是心目中的模样。他们难以在村庄中重新获得原来的感觉，由此而越来越倾向于在村庄之外寻找社会支持和心理慰藉。 返乡农民工钟顺峰讲到：“跟我一起长大的大部分都在打工，有少部分人赚钱了，有钱了在家里买房，大部分与我差不多，只是工资有一点点差别，和他们平时联系很少，现在人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就是过年回来一起在家吃茶、坐坐、玩玩，打打牌。好多人十多年不见了，面都忘记了。”(ZSF,M,18,GZ) 在外打工20余年的钟启飞也感叹道：“回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熟悉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人，现在很少一起玩，讲不来。”为此，钟启飞除了在家喂喂鱼、养养鸭子之外，经常骑着摩托车到镇上的茶馆打牌，或者跟朋友喝酒。他的生活、交往圈子的重心已经在村庄之外。(ZQF,F,15,GZ) 由于返乡农民工常年在外，原先关系密切的血缘群体和同辈群体缺失联系，导致感情逐渐淡漠，既有的村庄社会关联网络发生断裂。他们已经难以寻找到以前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他们既无法在城市扎根，回到家乡之后又难以顺利归根，呈现出无根的漂泊状态。虽然他们的“小家庭”依然在农村，但作为“大家庭”的村庄已经物是人非。缺乏归属和依靠的感觉常常让他们倍感焦虑与煎熬。 在这样的状态下，业缘、趣缘因素在返乡农民工的人际网络中得到凸显。他们对在外务工时建立的业缘、友情关系产生非常强的依恋感，甚至将在外务工认识的朋友作为主要的交际对象。当他们在创业、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也越来越倾向于求助于通过业缘和趣缘关系积聚起来的社会资本。如此，返乡农民工的人际网络已经超越了村庄范围。原先的熟人社会已经不再，村庄共同体逐渐瓦解。这是返乡农民工给村庄社会结构带来的巨大冲击。 4、治理层面：渗入村庄权力结构中心 调研发现，返乡农民工已经影响到村庄村治力量的更替，村级组织开始吸收返乡农民工进入村庄政治舞台。目前，返乡农民工叶立生就担任了万村的村委会主任。他自2010年初开始出任村委会主任，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村里还有一些返乡农民工被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或者已经发展成为预备党员，作为村干部的后备力量进行培养。比如前文提及的钟发生已经被村里吸收为入党积极分子，并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这些进入村庄权力结构中心的返乡农民工主要是永久性返乡者，且在村庄的评价体系里面属于外出打工群体里面的成功人士。他们一般都已经打算在家创业，不再有外出务工的计划，从而能够成为参与村庄政治和治理的持续、稳定的力量。 返乡农民工登上村庄政治舞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村治力量接替的需要。打工文化形成之后，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是主要趋势，留下的基本上是“386199部队”，村治力量严重缺乏后备人选。返乡农民工一般处于中壮年时期（当然也有一些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他们的精力比较旺盛，人生履历和生活经验也较为丰富，因而成为延续村治力量的较佳人选。其二，返乡农民工在外见多识广，具有一定的人际交往和处理事务的能力，也具有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和奋斗拼搏精神。他们不仅自己有创业（比如经商、办厂等）的动力和决心，而且对村庄事务拥有较高的热情，想干一番事业。这些返乡农民工得到乡村干部和村民们的信赖，逐渐进入了村庄权力结构中心。 当然，在看到返乡农民工逐渐登上村庄政治舞台、给村庄治理注入新鲜活力、将村庄引向更加非农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一些返乡农民工从外面习得的新思想、新观念比如“敢闯敢拼”、“大干快上”、“大搞项目”等等，固然对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有一定意义，但也可能会导致过度折腾、劳民伤财，加剧村庄解体。还有一些返乡农民工仅仅把进入村治圈子、担任村干部作为拓展和提升个人社会资本、为自己从事非农产业和发财致富创造更好平台的良机，而没有把心思放在如何更好地治理村庄、带领广大农民致富上面。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应对的问题。 四、结论：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 市民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具有并不完全一致的含义。一般而言，它是指获得城市成员资格（在中国主要是拥有城市户籍），居住、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并享有相应权利和履行相关义务的公民。[⑤]所谓市民化，就是农民获得城市成员身份，从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农民市民化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相关研究成果颇丰。概括起来，这些研究大都强调要让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给农民工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度，使他们能够真正享受城市市民待遇，实现从农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实质转变。[13][14][15]在这样的研究路径里，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换，才可谓成为真正的市民。而本文研究认为，众多返乡农民工回乡之后，已经在农村过着跟城市一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换言之，虽然他们依然生活在农村，但已经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了城市市民的特性，笔者谓之“在地市民化”。 前文论及，返乡农民工已经并将继续从经济、社会、思想和治理等层面给村庄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返乡农民工从城市习得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正在剧烈地冲击着村落传统文化和村庄社会结构。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脱离土地，越来越依托于市场。他们的人际交往网络逐渐超脱于村庄熟人社会，业缘、趣缘因素在他们的人际圈子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他们还渗入了村庄权力结构中心，将村庄引向更加非农化、现代化的道路。总体而言，返乡农民工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原先的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返乡的过程，其实就是现代性对农村的进一步渗透的过程，是农民实现“在地市民化”的过程，也是传统村落走向终结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他们逐渐成为村庄社会生活的主导和主流，必然导致村庄传统进一步稀释、村庄社会结构进一步松散、乡土本色加剧退却，从而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遭到瓦解。届时，尽管农村依然是农村，农民却已经不是农民，而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市民”，“在地市民化”状态将更为普遍。因此，尽管日益增多的返乡农民工将大量的人财物资源带回农村，高楼大厦纷纷拔地而起，农村越来越现代化，但农村的实质已经一去不返，强大的现代性逻辑已经使它朝着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文提出的“在地市民化”概念，跟农村城市化、市民化等相关概念表述存有较大差异，侧重点也不一样。首先，“在地市民化”跟城市化之间的区别。所谓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16]可见，城市化一般伴随着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不仅人口流入城市，而且农村各个方面都发生根本改变。而“在地市民化”则不一样，它仅仅是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等层面越来越跟城市趋同，但并不意味着农民要进入城市，并未发生从农村到城市的地域转换。同时，农村的物质环境条件也并没有向城市转化。这同时就意味着，“在地市民化”跟学界常用的就地城市化（或者就地市民化[⑥]）概念也不一样。就地城市化包含着农村人口、物质条件等各方面全方位的城市化。而“在地市民化”仅仅针对农民群体而言的，它强调农村物质环境条件的不变性。换言之，“在地市民化”就是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 当然，本文使用“在地市民化”的概念，也并不意味着它跟市民化同意。相反，两者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别。市民化意味着人们获得了城市成员的身份，享受城市的各项福利保障待遇以及其它公共服务。而“在地市民化”则仅指农民在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分享了跟市民近似的模式，但是他们并没有进入城市，未能获得城市成员身份资格，也就无法享受跟市民一样的福利保障待遇。当然，“在地市民化”概念并不排除向市民化转变的可能性，比如，如果原来处于“在地市民化”状态的农民一旦进入城市定居，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那么他们就获得了城市市民资格了（且不论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城市）。又如，如果农村转换为城市，那么原来处于“在地市民化”状态的农民也随之转换为城市市民。 笔者还认为，“在地市民化”状态的农民已经跟传统农民之间有着根本差别。尽管已有研究揭示出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其所获得是不完全的现代性，属于“半城市化”，他们身上的乡土痕迹无法抹灭[10][11][17]。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完美意义上的绝对主义观点。实际上，任何一个群体的转变都不可能彻底。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转变，我们可能不是要去追究他们改变的程度到底怎样，或者还有哪些没有改变，而是探讨他们核心的东西是否改变。我认为，返乡农民工无论是在思想精神层面，还是在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些，正是他们区别于传统农民的基本依据。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上仍然会表现出某些传统特性，正如已经汉化的少数民族依然可能部分地遵循着其自身民族传统一样。 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表明他们接受了城市文明和现代性的改造，同时也是他们对现代性的一种模仿和追逐。现代性正以一股无处不在的力量，将这个群体深深卷入现代化浪潮中。由于他们过着一种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生产生活方式，无法享受跟城市市民一样的福利保障待遇，同时又必须承受几乎不亚于城市市民的高额生活成本，这必然给他们带来更为巨大的经济生活压力。这实际上也是在叩问我们：农民到底要什么？真是要那一栋栋漂亮的小洋楼，以及那一件件光鲜亮丽、耗费大量能源且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现代化元器件吗？ 五、余论 目前，城市高企的房价、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获得在城市安家立足的资本和条件。农民工打工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城市化，而是为了维持家庭的运转和再生产。当人生任务得以完成、家庭再生产得以接续之后，他们最终要回归家庭，回到家乡。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知，目前外出的1.32亿农民工中，仅有大约10%的农民工具有转为城市市民的最起码经济能力。[⑦]而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劳务输出县301个村的调查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因外出就业累积实现迁移定居的农民工，只相当于目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1.7%。根据这样的比例来推算，全国1.3亿进城农民工中有8000多万存在着返乡的问题。[⑧]尽管有许多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怀揣着对城市的美好想象外出打工，但是严酷的现实将又将他们从美梦中惊醒，最终还是得选择返乡。可以说，农民工返乡一直伴随着打工潮，返乡是一种常态。[⑨]家庭、家乡是外出务工农民的最后归宿，那里才是农民工生命价值和意义得以体现之载体。 受城市化、现代化等理论框架的影响，一直以来，学界都将目光聚焦于进城农民工。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之后，返乡农民工群体才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返乡农民工之所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更大意义上是他们作为一个经济社会问题而存在，而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正因此，目前学界关于返乡农民工的研究多集中在该群体的创业现状、该群体对农村社会安全的影响等政策性问题上面，而在返乡农民工群体对村庄传统、村庄社会结构等问题上面则缺少关注。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状态，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发掘，而且呼唤着国家和社会各界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从生产生活条件、福利保障待遇、思想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当前，政府尤其应该在创业环境条件改善方面对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刘艳舞.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影响及其对策.东岳论丛[J],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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