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九年年代以来，我国上访潮一直高居不下，近年来还有上升趋势。许多人（特别是县乡干部）谈“访”色变，无不为处访、息访花费的大量精力和资金所叹息、痛心。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笔者有“幸”成为接访“大军”的一员，亲眼目睹京城的“上访大潮”：信访局门口的公路两旁人山人海，起码有一里多路长，比许多地方的集市赶集时还人多，这些人群中有上访的人，但更多的是接访者；从门口到大厅是上访者排着的一条迂回的长龙。大厅里面被上访者挤得满满的，真有点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这里只是进京上访的部分人，还有许多进京上访者在车站、码头、机场就被“截”了下来劝了回去。笔者也被安排到北京西站“接站”接了五天，第一、二天还勉强过得去，可在第四、五天感到腰酸腿痛、心发慌，这就好比一场不知敌人何时何地出现的战役。绝大多数老访户都会使出各种招术，不按规则出牌，不能让接访者在车站、码头就接到，但接访者揣着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守候在车站、码头进行“大海捞针”。一听到有南方来的到站的列车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看清蜂拥而来每一个出站人员，看有没有自己要接的人，生怕漏掉一人，这趟车没有就等下一趟，一直守候在出站口，不敢有半点懈怠。 这次笔者也算顺利地把要接的上访人员接了回来。通过几次接访，与上访者和其他接访者交谈，粗浅的总结了几个上访潮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一、上访者多数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 我国的法律众多，多数群众是不会去深学法律，上访者只要认定了的事（理），只要去上访就有人会用法律来帮助解释，且他们大多数人片面地认为基层官员都是“官官相卫”。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经济结构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随之大量出现。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群众既得利益无法实现或遇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有冤无处伸、无处诉时，习惯找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的“包公”，他们总觉得上访时找的官越大，就越容易引起重视，问题就越容易得到解决。他们更大的愿望那就是自己能够亲自到高级的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甚至到中央等高层领导，把自己的冤屈、委屈当面说给首长们听听，希望能得到上级领导的一些批示来当令箭，把自己的问题、矛盾得到完满的解决。 二、上访是种维权的形式，但不少人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般而言，上访者是处于一种弱势，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而得不到基层政府或司法机关保障，寻求上级救济的一种途径，他们上访需要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由于上访路途遥远还要付出许多财物，然而，还不一定找得准“门”。许多上访者露宿车站、桥头或因经济条件差往往专挑最便宜、最赃、条件最差的旅馆住宿，过着朝不饱夕的生活，实属无赖，而且还要冒着被接访者“逮住”，被关“小屋”，可能让一些“来历不明的人”被打、被伤害的危险，成天诚惶诚恐，上访确实很艰辛。但不少人的上访却是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当上访不再是为了受损利益的救济，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赢利和其他目的。有的人抓住社会维稳与基层官员们的“政治命运”连在一起这根“软肋”（许多时候为了不让上访者登记，只能花钱摆平）上访的目的是为了“发财”。某村有两口子，男的在家安分务农，女的隔三差五赴省进京上访，不到四年一幢三层楼平房建起，那女的还经常骂那男的“你这死鬼像这么守着这几分田土怕一辈子也建不起房子”。有的人则为上访者“提篮子”，如写诉状、引路等自己从中取得好处。还有的人上访是为了观光旅游，全国各地只要开重要或有国际影响的会他们都去，反正回家有人出路费（接访者出），同时到一个地方后提出要游玩哪些景点才回，否则“滞留不回”等等各式各样的目的都有，且他们需求是很难满足的。 三、基层政府话语权与治权的流失，上访者获得了上访的“天然”合法性 在古代社会将诉讼和上访行为与人品联系起来，上访预设为“刁民”的无事生非，形成一种“刁民——顺民”话语，在建国初期也形成了一种“敌人——人民”的话语，对上访者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否定、鄙视的态度，在那种氛围下，上访量很少，但自上世纪90年代后，“人民——敌人”话语因执政党的转型日渐被遗忘。权利话语受到了推崇，认为当事人权利被侵犯是其上访的原因，上访的目的在于维权，上访处于“侵权——维权”的认知结构中，它有天然的正当性，因此不能当作“无理取闹”。许多上访者把自己在外面的见闻回到村里大肆吹虚，还起到一定的鼓动作用，且还有许多媒体网络不断地为上访者“维权的弱势群体”加压鼓劲。基层政府治权的流失，主要是乡村治理、经济基础衰弱，自上世纪90年代来，特别是税费改革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集体经济空壳化，乡镇企业破产，乡村治理由“块块为主”变为“条条为主”，基层政府治权逐步丧失，基层治理无法达成，农民权利无法有效保障和落实，上访急剧增多。基层财政能力不断弱化，与人民日益增加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需求相矛盾显得更加突出。随着“两工”乡统筹、农业税的取消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管理纽带进一步弱化，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进一步淡化，农民遇到合理诉求得不到及时满足时很有上访的冲劲。 四、低上访成本，让上访者喜欢择用上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的是效益与成本的问题。商人看重的是利润，政府更多考虑的是社会效益，上访者关注的是诉求满足度，无论是谁，首先考虑的是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就如有些暴发户，不惜违反国家法律，以换取“一夜暴发”，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违法成本有多大，包括违法被抓的机率有多大，被抓后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等因素，这些决定着他们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话语权上，基层政府的话语权的流失和权利话语的逐步形成，让上访者再也没有上访是低人一等像似做贼的感觉，进而上访成了“伸张正义的化身”被社会所认同。治权上由基层政府治权的流失，上访者可以毫无顾忌，无拘无束地赴省进京上访。经济上，上访者只要花小量的路费，至于回的路费和其他的一些开支都可以要求由接访者出。这么低的上访成本，上访者肯定会抓住一切机遇进行上访，由于上访者多诉求的复杂性及时间和空间等原因上访者的诉求，上级部门和领导不可能当即了解其中的缘由给予即时答复，只能批个字条由下面了解处置，而上访者认为拿到了这些批条当令箭后就离解决自己的诉求不远了。 五、少数基层干部的错误观念和不正作风触及了上访者的情绪，许多上访者因“赌气”走上了上访的不归路。 群众的一个很小很简单的要求，在有些干部眼中却看成不懈一顾，可以置之不理，本来一件能帮群众马上办好的事情，却把百姓看成“下人”让其无限期的等候。一件多年的诉求现时机已成熟可以解决的，但有些干部觉得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不在乎再拖一两年，到时调走了就不关自己事了，又继续拖下去。然老百姓是非常纯朴的，他们的眼睛里是容不下半粒沙的，只要你干部怎么做群众就会怎么看，你干部高高在上瞧不起人，他们也不会买你的帐，固然就有许多人因“睹气”而上访，因此，有很大一部分上访案就是因为干部的错误观念和虚假作风而引起的。一件很小很简单的事，因干部做工作的过程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过激的行为可能会激怒群众去上访。也有部分群众在不明真象的情况下受人唆使去上访或为他人上访集资，但当自己明白事理过来后，自己已花费不少资金，他们认为只有继续不断上访（希望能让基层政府妥协）才能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然而基层政府对无理上访或部分有理上访很少妥协的，并且即使出钱“摆平”后，又怕你拿起这些“摆平费”继续上访，这样上访者越想让政府妥协，政府越不敢“摆平”，你越不“了事”，上访者越上访，花的精力和资金也越多，心里越不服气，进而越频繁上访，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上访者走上了不归路。 六、中央在上访治理上越来越法制化、制度化的同时，基层上访治理的方法显得越来越诡异 明文制度越来越强调“综合治理”，而不是依靠权威机构解决争议。而另一些方法强调的却是“摆平就是水平”的官场哲学。上访者都要去北京，北京当然解决不了问题，“石头尽上天，最终还要回到地上”，问题最终可能在基层获得解决。北京可以要求基层政府将上访者限期接回，并将问题解决在基层，保证上访有序进行：但是基层政府只能将上访者困住，为了困住上访者，他们只能使出浑身分解术，或“花钱买平安”或“干部讲感情、上访者讲法律”的怪象，基层政府有时只能“委曲求全”，这就不经意营造了一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只要上访就有好处”的氛围，形成了无理上访的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无理上访的复制。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一、变“堵”为“疏”引导上访者爱国爱家乡 一遇到“两会”或有什么重要影响的会，或一听说老上访者在进行串联准备上访时，基层政府一方面派人赴省进京候访；一方面组织人员到当地的车站、码头进行“追、堵”劝回上访者，以减轻省、京城的压力。上访者则想尽办法赴省进京，“追、堵”的效果仍不明显，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基层政府平时应致力于解决群众的诉求，尽可能地不让他们上访，不要硬是在上访者已下死决心上访时再来进行“追、堵”，那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同时基层政府应在平时多加强宣传引导，引导好上访者要爱国爱家乡，让他们知晓国家开两会或有重大影响会议时，大家都聚集到北京，会给京城带很大的社会稳定隐患。并让他们感到“家丑不外扬”，有什么问题解决在基层，不要有事没事或一点鸡绿豆大的事也往省、京上访。不要让基层干部的所有精力都花费在接访、处访上，不要让基层干部形成只求稳定不想发展的思维，要形成一种“逢人便说家乡好”干部群众激情干事、热心发展的氛围。 二、用“刨根法”解决老访问题 许多上访者并不是个人原因和个人目的进行上访，他们一旦背上了“为群众维权旗号”他们的背后就有许多人支持，（不管是有理、无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就会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了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支持，上访者就有信心和财力不断地上访，对于这种背着“为群众维权的旗号”的上访，特别是无理上访，基层政府要对上访者那些周围的群众们说服教育，让他们知情明理，不要跟着乱起哄，就如上访者是一棵大树，周围跟着起哄的群众是这棵供养大树营养的根系。基层政府应先把这些支撑营养的根系刨开，上访这棵树再大，它也会自然枯死。三、以公民道德为基础，让基层政府恢复一些话语权，及其他权利，以提高上访成本 虽然现在不能对上访者称为“刁民、敌人”，但我们可以公民道德对上访进行约束，就如当有人落水时，站在旁边的人明明知道游泳而不下去救人，这种情况虽然不违法，但要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上访者特别是无理上访人员也应受到道德谴责和社会的鄙视。对无理上访者在享受国家惠民政策和集体经济的受益等方面也应受到相应的制约。上访渠道自然要畅通，但上级政府不一定硬是要求基层政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接回来。而是要求上访者把问题反映后，限时返回原地，如若不然，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收容遣送，对故意在京、省城流窜、不务正业，坚持过高要求和屡遣屡返又不够依法处理的人进行强制管拘和劳动教养。以提高上访成本，让无理上访者有所畏惧。 四、转变干部作风，真心诚意为民办事，从根本上息访 “干部怎么做，群众怎么看”。许多上访问题都因干部的作风漂浮，不得力而引发的。干部的心里应时刻装着老百姓，老百姓提出的诉求应予以高度重视，自己能解决的应及时予以解决决不留给他人，自己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予以答复或引见，群众前来办事要建立首问责任制，不要对群众不冷不热，做工作要讲求方式方法，尽量不要激怒群众，同时也要讲究语言口气，不要随便就说：“你告到天上去也没用”。要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好事、办成事，对群众提出合理的诉求，要及时予以解决，对不合理的诉求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进行息访。 五、建立上访的分类治理机制，对上访案件进行有效分类，并按类别进行治理上访问题太复杂，需建立上访的分类治理机制。从上访诉求是否合理来看，至少存在三种类型的上访：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合理性模糊的上访（部分有理的上访）。对这三种类型的上访，我们要多深入群众、掌握真相，对有理上访的我们要敢于承担错误，改正工作中的不足，并及时予以解决，对无理上访的我们要对其说服教育，让他们知情达理，对部份有理的上访我们要对有理部分的诉求及时的答复解决，无理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都答应。 六、加大对信访案件的治理情况跟踪力度，建立和完善案件治理的督查、巡督和考核制度 上级政府应加大对信访案件的治理情况进行跟踪，上级政府可以通过对信访案件进行抽查、巡查、民调等方式对信访案件治理情况进行督查，在督查过程中发现有弄虚作假的要进行严肃处理；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上级既然要畅通信访渠道，那就谁有冤屈和合理诉求都可以上访，上级政府不应对信访登记数量进行考核，而应对信访案件的治理情况进行考核；按谁受理谁负责的原则，不要让有些干部存在侥幸心理：过两年我调走后，这个信访件就不关我的事了，只要现在花些钱维控好就行，于是对能及时治理的信访件一拖再拖。因此，对那些能及时治理而不治理信访件的人要建立责任追踪制。
嘉禾县泮头乡 邓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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