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村纵览
大寨红旗能否“盖棺定论”？ 程漱兰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大寨生产大队，是太行山干旱土石山区的一个自然村。原来生产条件很差，山穷水恶、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历史上十年九灾。在成为全国典型的1960年，有83户，359人，53.5公顷耕地。
大寨是1946年土改的老解放区。土改前，每公顷粮食产量仅1000公斤，总产量60000公斤。1953年实现合作化以后，依靠集体力量修梯田，闸山沟，改良土壤，生产条件显著改善。1953～1957年合作化头5年，粮食总产量从1952年的96500公斤增加到1957年的136500公斤，增长41%，比全国同时期增长率高出一倍多。合作化10年，大寨一直是县、地、省的农业先进单位。特别是1963年夏，大寨遭受特大洪灾，80%住房坍塌，80%庄稼受灾，20%以上耕地地基冲毁、颗粒无收。大寨党支部带领社员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大灾之年做到了国家救济粮、款、物“三不要”，口粮、生产用粮、征购粮“三不少”，共完成征购粮计划任务120000公斤，占当年总产的57.1%。灾后3年，全体社员住进集体共建的新村。
在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历过“马鞍形”曲折步入恢复期之际，在多种复杂情况下经受了人祸天灾考验的大寨大队，终于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并配发社论。四五月间，中央调查组到大寨调查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5月，毛泽东主席指示：“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号召“农业学大寨”。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表彰大寨为我国“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与工业战线的大庆并列，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功的典型象征。一年后，《人民日报》社论《农业靠大寨精神》更明确指出，学大寨的榜样，走大寨的道路，是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正确道路，要求对大寨经验全盘接收，发展提高。新华社发布了“毛泽东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亲切握手”的照片。大寨，就这样成了农民效法的榜样。
15年后的1979年春，《人民日报》报道山西省委要求冲破学大寨的禁区，大寨红旗由此坠落。
1979年秋，新华社报道晋中地委批判神化大寨、妨碍经济政策落实的问题。
1980年初，农业部全国农牧局（厅）长会议宣布，今后不再开展搞大寨县的运动及不再评学大寨先进单位和个人。
1980年秋冬，中共中央发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陈永贵被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大寨被结论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被认为“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作为大寨问题正式结论的1980年10月《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及随后的中共中央批语认为，“文革”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及在全国推广，也曾起过积极作用；“文革”以来，由于陈永贵“造反”、“夺权”，大寨因此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因而学大寨运动也就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带来了严重危害。同时间，《山西日报》长篇署名文章《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1980年10月17日头版），更具体例举了“变质”、“背离”的依据。例如，山西省委批判大寨式评工计分破坏按劳分配，搞平均主义，“大寨工”是“大概工”、“混混工”；农田基本建设搞“一平二调”。
集体经济内部，不管搞不搞大寨式评工计分，也不管是评工计分还是定额计分，不论是小段包工还是常年包工，不管是责任到组还是责任到人，都只要坚持集体化模式，排斥家庭经营、联产计酬，否则，就不能解释，仅当改换模式，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才真正调动积极性、才消除了“大呼隆”、“大锅饭”。当时，大寨针对既定框架内，计时没数量、定额计件没质量，离开最终产量农活没法验收衡量，且影响干部参加劳动的现实问题，认识到：“这浪费，那浪费，安排不好劳动力就是最大的浪费”，凭着干部带头做“三活”（重活、脏活、关键活），懂地性、知人心的条件，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计酬办法，按农活需要，由骨干（“长干部”、“短干部”）带领临时小组包工，由于组小、骨干带头，劳动时能互帮互学相互监督，评工时，以干得最好的作标兵工分，其余比照着朝下减，谁以少报多，第二天就让他照所报工分的等级干，“按酬付劳”，他干不了就得实事求是报。而且，一些容易计量的“明活”仍按件计酬。所以，一方面，大寨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资料相对集中（大寨大队仅80余户，且居住集中，相当于平原地区一个较大的生产队）；另一方面，劳动组织形式却更小、更分散，每项活，需几个人干就几个人一组，才做到了当时为其他社队称羡不已的“只见地里营生好，干活不见人成堆”。所以，大寨的做法，是既定框架内力争按劳计酬的可贵尝试，是在不准联产计酬前提下最不“大概”、最不能“混混”的计分方法。大寨能每年移动几十万土石方，生产建设好，社员积极性高，就证实了这种方法在大寨的功效。真是“大概工”、“混混工”，大寨几十年的好地好房好庄稼是谁干出来的？至于推广到其他社队，陈永贵当时就明确指出：“干部成了普通劳动者，才能推行这种劳动管理”，“不参加劳动，啥问题也解决不了”。不顾条件是否具备，要求全国效仿个别成功典型而出现的问题，与这个个别典型本身的做法无关。更何况，基本核算单位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按劳分配，受外部剥夺影响。集体越落后，生产总量及可分配量越少，越难以按劳分配。而基本核算单位之间等价有偿的经济往来，也同样受外部剥夺影响。“大干”农田基本建设中，受益队与非受益队间的无偿平调，根本原因在于，从本质上讲没有真正的“受益队”。低于农产品正常成本的统购价格，使任何“受益队”负担不起非受益队所投劳力和资金，因此增产的最大部分最终是国家全局受益。
仅此一例，就可说明，“文革”使农业学大寨运动发生质变的批判是没有说服力的。
事实上， 1964～1966年的学大寨宣传就已集中在“阶级、道路、路线、思想、政治”上一样，“文革”发动后十数年的学大寨运动，仍强调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强调了党对农村的各项政策。山西省委关于学大寨运动“破坏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的批判，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由于1958年“发烧”教训的深刻，由于经“六十条”规范的生产队小集体所有制下生产与农民切身利益的关联，也由于党和人民对林彪、“四人帮”空喊革命、破坏生产的抵制，“文革”期间农村人民公社仍在“六十条”框架内运行。 “文革”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非但不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需，相反，作为在既定框架内将我国农业生产搞上去的最大努力，与热衷政权、不懂经济、搞乱经济的林彪、“四人帮”一伙鲜明对立。
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起点的1970年10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正是在1970年8、9月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始“批陈（林）整风”的背景下召开的。也因此，这个号召农业学大寨的会议的报告，用专门部分强调“正确执行党对农村的各项政策”，自“文革”来第一次正面提出“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要求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时，继续按“六十条”规定，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允许因地制宜，纠正一平二调，并提醒各地注意形“左”实右，“讲求实效、不图虚名”。
几个月后，中央还专门讨论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政策性问题，更进一步明确规定：举办社队企业、水利工程，必须自愿互利、等价交换，不准增加社队负担，不准购过头粮和反“瞒产私分”，不准虚报产量，纠正拆民房、盖新村、划方块田、修大马路等花架子，要求干部参加劳动、不多吃多占，领导生产不能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刀切，特别要求宣传农业学大寨时，要实事求是地报道，新的政策性问题要特别慎重。这些精神，由毛泽东主席批示，中央发文，要求全国参照执行。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中央进一步明确用“经济政策”、“分配”，“调动社员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指导思想，提出，学大寨劳动管理的办法，不可硬搬照套，要以劳动质量数量作分配依据，并实行“工分带粮”，克服平均主义，还明确指出，“划清多种经营同‘金钱挂帅’的界限，不要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见当时的党刊《红旗》文章）
上述精神，各地都进行了贯彻。例如，林彪集团在江西的成员1968～1969年冬春曾与1958年“发烧”相类，大搞扩社并队，扩大基本核算单位规模，拆民房、盖新村等，造成很大恶果，经纠正，1972年基本恢复原状。
这就是说，学大寨运动高潮掀起，与批判林彪集团极左思潮，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重合的，从农业领域说，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对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的抵制。
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峰顶标志的1975年秋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是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抵制江青集团借“批林批孔”、破坏经济生产秩序，各条战线整顿的背景下召开的。邓小平亲临大寨出席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指出，这次大会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其重要性相当于或仅次于七千人大会；他赞扬“大寨二十五年如一日，没有一天后退”，指出“学大寨有真学、有假学，有半真半假学”，要求“不能光看大寨的产量，要学路线、学政策、学方针、学方法，不能只学大寨的表面，要研究大寨、昔阳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他突出强调创造良好小气候的第一推动力：“学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要把思想好、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带头实干苦干的同志提拔起来。选好了人就有希望。”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既是会议基调，也为会后各地所贯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江青在会上的临时发言，当时就被排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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