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
沿海与内地的差别，不是干部的年龄问题，也不是干部的学历问题，主要在于工作的内容和方式不一样。
2001年，我考察过沿海地区的三个乡镇和一个街道办事处，通过与几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办事处负责人个别交谈，发现那边的领导干部，论年龄不比我们年轻，论文化程度不比我们高，但那里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与我们安徽省有很大不同。
他们那里会议很少，像党委会和党政联席会，一个月不能开一次。上级很少开下级的会议。年初，上级把当年的工作任务，即主要经济指标布置下来，然后把这些任务分解到个人头上。年底，根据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给单位和个人兑现奖惩。大部分干部都去跑项目，跑招商，跑银行，跑工厂，他们的招商引资，以税收入库为准，税收，进去了，出不来。市县政府从实现的税收中拿出一定的奖金奖励给个人。当年实现的税收，按照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奖励，如果是工业项目，第二年和第三年都有税收，那么就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奖励给个人。他们的工资标准和我们这里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奖金方面差别就大了。乡镇人员平均年收入二十多万元，主要是奖金所得。机关里面，只有很少几个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承包了所有的机关事务，包括开会、迎接检查、招待，这些人年底拿平均奖。全体人员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人承包机关日常事务，一部分人集中精力抓经济。
作为安徽省的乡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农业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在沿海地区，因为年轻人都在本地工厂里面，对他们来说，计划生育工作相对容易。农业税费征收方面，他们把每户的农业税费分解到在工厂就业的人头上，每个月从工资中扣除，由工厂与财政所结算。所以，沿海地区的乡镇干部从这两项最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了。
比较起来，那边的干部反而比我们干得轻松。我们要干的中心工作太多，工作量太大，每年都有几十项工作，并且每个人都要通过包片包村，做这几十项工作，实在太辛苦了。我总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没有吹到这个地方，我们从来没有把经济建设作为真正的中心（中心工作多了就等于没有中心）。农民富裕与否，与各级领导没有关系。我们这里安排工作的方式方法和改革开放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是开会、下文件、检查、听取汇报那一套。因为计划生育，而不是经济发展，关系到乡镇领导的乌纱帽，所以我们就把这项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且把所有干部通过包村包片的方式牵涉其中。
另外，我发现，那边的乡村干部几乎都有自己的厂子或企业，或者在企业里有自己的股份，他们说从八十年代初期就这样了。普通干部开着私家车上班属于正常现象。他们在谈到未来发展思路的时候，听起来比较实在，没有我们常听到的那些振奋人心的口号。在大街上和农村，也很少看到什么标语和口号，到处都是广告和招牌。
小商也是商
2007年，义乌已有6万多个摊位，42万种商品，国民生产总值468亿元，财政收入58亿元，城市人均收入2、5万元，农民人均收入1万多元。人均储蓄5万元，人均汽车拥有量超过杭州市。小商依然是义乌经济的主体，从乡镇工业园到市场，构成该市经济之基础。
工商个体户是地方发展的主体和投资主体，也是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的源泉。从富民的角度说，大商只起到间接作用，而小商则是富民的直接手段，并且是培育和形成大商的基础。大资本是从小资本发展起来的，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是从街头打炊饼开始起家的。小商是小资本的持有者。他们人数多，规模小，经营分散。从义乌的发展史来看，摆地摊的属于低级水平，租一间门面的属于中等水平，有自己店面的属于高级水平。他们总是从低级走向高级，不断追求扩大规模和投资。在不发达地区，这些工商个体户的发展目前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第一来自于政府的态度。长期以来，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很值得反思，我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商人看待。我们所理解的商是大商，而不是小商。这一点和义乌人很不相同。义乌的财富和财政收入是靠成千上万个小商小贩堆积起来的，我们在那里参观时，从来没有发现到处驱赶个体户的现象。大资本固然应当引进，它们能更强有力地拉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同时对财政的贡献也大。但小资本数量多了，不也同样拉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吗？不发达地区的领导不是不想发展，但不想经过这样漫长和艰苦的过程，而是想一口吃个胖子，想超常规和跳跃式的发展；梦想着从外面飞来几个大企业，在自己的任期内把经济发展带到一个新水平，而对于身边的民间资源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熟视无睹。既然没有把小商当成商人看待，那就更谈不上服务了。小商贩见到穿制服的人就想跑。在街上摆地摊，政府不让摆，他们有做贼心虚的感觉，没有一点光荣感。
第二，我们和义乌的差别，不仅在于政府对小商的态度，而且是收费制度。2000年考察的时候，听义乌市场负责人介绍，对于每个柜台，都实行定额包税费的制度，并且只有工商局一家收费，五家（工商局、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局、公安局和市容局）分成。其他任何单位不得再行收费。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对于小商来说，经营成本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减少了收费上的弹性，不再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打点这些收费单位。
第三、小商小贩缺乏发展的空间。在义乌，黄金区域全部是大市场建筑。小商小贩们没有更高的要求，只要求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窗口，有一个摊位。很多人认为，你不能租一间门面吗？我们不知道，在租门面之前，还有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一个摆摊的阶段。这是起步和开始。淮北市百万农民要想起步，也得从这开始。万事开头难，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无为而治是许多发达地区初期繁荣的秘诀。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搞活经济，促进增长。要搞活经济，就必须改变政府全面管制的传统形式。搞活放开的唯一办法就是放松管制，以激发民间活力，形成人山人海之态势。部分放开，部分繁荣；全面放开，全面繁荣。对不发达地区来说，放松管制比加强管制更加困难，因为这意味着某些部门的利益受到损失。义乌的经验并无高深之处，关键取决于我们对待小商小贩的态度，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部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淮北市和濉溪县的大街上也曾有大量的商贩沿街摆摊设点，后来，我们实在不想看到这些土里土气的农民，于是就采取了驱赶措施，许多农民被迫回家，有些农民跑到沿海，甚至个别人跑到义乌创业。
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政府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应当在规划、基础建设、治安（义乌全市有3000多个摄像头）、环境卫生等方面提供服务。政府放松管制和减少收费，反而能刺激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在这个意义上，各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而创造GDP。
要启动民间资金，要发展大资本大工业，要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使百万人民从打工和摆摊开始起步。梦想在一夜之间出现一批亿万富翁是不可能的，任何地方的发展都有一个漫长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
安徽农村改革的教训
安徽是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先进经验与成绩已经被总结出来了，但其中的教训很少有人总结。
我在孙疃镇担任党委书记期间，去看望一个老村支部书记，他非常痛心地讲道：1980年以前，他们这个村（当时叫四里大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办企业已经达到年创利税几万元的规模，有一个汽车运输队，还有几个小厂子。当时的华西村也不比他们好多少。但是1981年土地承包过程中，从上到下都把土地承包理解为分、分、分，土地要分，集体财产要分，社队企业也要分。几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分完了。特别是企业也分到户，大机器和大型拖拉机是拆开分的，你家一个方向盘，我家一个底盘。这些东西拆开以后，当然就没有什么用了，在家里放着还碍手碍脚的，后来都当作破烂给卖了。
安徽省的社队企业是在1981年全面毁灭的，之前的企业规模和全国各地都差不多，是经营几十年的成果。安徽丢掉的不仅是财产，而且是市场，是人才，是技术。但安徽给沿海地区做了贡献。当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供不应求，市场属于卖方市场，采购员漫天飞，只要能买来，就是英雄。安徽和其他一些省企业的毁灭，再加上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正好促使沿海地区的企业急剧扩张。从那以后，安徽的乡村企业再也恢复不起来了。
在华西村，吴仁宝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不仅没有把村办企业分掉，而且连大田地也没有分，后来连那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直接管理了。由于安徽将集体资产分光分净，村集体组织变成协助基层党委政府工作的纯粹行政组织，所谓的集体经济大多都不存在；不是家庭基础上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是只有家庭经营、无集体经营的单层经营体制。这种情况既不同于江苏、浙江，也不同于河南、山东。与农户比较起来，安徽的村干部穷，集体组织更穷，几乎达到一贫如洗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发展高效农业所发生的跑资金、跑技术和跑市场的前期费用，既非一家一户所能承担，也非村集体组织所能承担，恐怕这是安徽省高效农业长期发展不起来的的一个体制性原因。
关于“工业向园区集中”的思考
许多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提出“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农民向市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的“三集中”措施。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工业为什么要向园区集中？我们能从中借鉴到什么东西？
从理论上说，工业集中在园区，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节约道路、供水、供电、供气、绿化、照明等基础建设成本；有利于产业集聚，减少企业之间通讯、联络和运输成本；有利于污染物的集中处理和环境保护。
历史地看，建国以后，许多城市都是因工业而兴起的。工厂、矿山和居民区、商业贸易区、文化休闲区混杂在一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各地各自为战，大办工业，形成村村办厂、户户冒烟的局面。在为国民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存在着布局分散、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诸多问题。
工业向园区集中的过程势必涉及征地、拆迁、搬运、安装等问题，势必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先分散、后集中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是一条既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又加大企业成本的弯路。工业布局分散的原因在于工业园区的规划没有提前做好。作为后发展地区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吸取先发展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减少发展成本，少走弯路。
淮北市作为煤炭城市，由于地下煤炭资源的固定性，每个煤矿就自发地成为一个工业园区，几十个煤矿就是几十个工业园，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为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我市非煤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吸取先发展地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规划了几个开发区和一批工业园，并把坐落在城区的老厂逐渐迁移到新的园区，但依然存在布局分散等许多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在风景区开办工业园。显然，我们在国土资源利用的空间布局、市区和工业园的规划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越晚，今后所支付的成本肯定越大。
植物的自然分布和人的绿化观念
植物的种子随风飘荡。按理说，任何植物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长。但由于气候、土壤等方面的原因，世界各地的植物呈现不同的分布。热带植物生长在热带，温带植物生长在温带，从而表现出生物的多样性。并且，在自然状态下，植物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不需要人工施肥、打药、浇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春生，夏长，秋落，冬藏，这既是自然规律，又是上帝的巧妙安排。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在学习发达国家或者先发展地区城市模式的同时，也复制了他们的绿化模式，在街道、公路和河堤两侧，用统一的模式做出了绿化景观。当然，在学习过程中，有些城市认为草比树好，砍树种草；后来发现一万棵草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都不如一棵树，于是又砍草种树。但不管种草还是种树，都认为外来的植物总比本地的植物好。2008年10月，在无锡市委党校听
在课堂上，
淮北市地处黄淮海平原，本地植物资源相当丰富。春天，我们能看到五彩缤纷的泡桐花和白茫茫的扬槐花。村旁，有几个小男孩爬到桑树上，吃着酸甜的桑莘子。野地里，有几个小女孩正在挖荠菜和馥馥苗。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展和人为景观的普及，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外地的植物栽种在公园、广场以及街道、公路和河堤旁边，越来越少地看到我们本地的槐树、楝树、枣树和桑树，越来越少地看到淮北方言中的毛姑娘草、芭根秧、马铃菜、老扁草、星星草、蓑衣草等，更难看到在草丛间飞舞的蝴蝶、蜜蜂和蜻蜓了。
人希望改变植物的自然分布。但是，人比上帝更伟大吗？人制造的景观比上帝创造的艺术品更美吗？
严格人事和财政管理
人事管理的核心是进人权的管理，因为财政供养系统每进一人，总要增加财政支出。上级放任下级进人，当下级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还要上级最终承担财政上的后果。因为坚持实行公务员进入方面“有进必考”的制度，淮北市的市和区县都能严格遵守制度，杜绝了以前那种随意进人的现象。在事业单位进人方面，虽然也有“有进必考”的规定，但在个别地方，依然没有完全执行这种制度，依然存在依据关系、非制度化地安排进人的现象。这种现象一是加大财政支出，二是造成社会不公平，三是造成劣币排斥良币的后果，一些学历和素质不高的人占据了财政供养的位置，那些素质较高的人难以进入。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形成市级垄断，把事业单位进人权收归市级人事管理部门所有，严格执行“有进必考”的规定。
淮北市在财政管理上实行的是“一市两制”的管理方式，对三个区实行的是包干制，对濉溪县实行的是分税制。
在包干制的财政分配体制下，下级的任务就是完成规定的收入和支出任务，至于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是上级考虑的事情。特别是一年一定或者三年一定的包干制更带有政策上的灵活性。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市场上的重大变化，支柱企业的突然垮台，工资水平的急剧提高，还可以随时调整包干基数。在这种体制下，上下级财政捆绑一起，超收和节支部分的奖励政策又极大地刺激着下级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出现发不出来工资的问题。当然，这种体制也有弊端，下级在完成收入任务的时候，往往出现假收入和财政空转现象，对上级来说，就需要打假挤水，需要采取措施制止这类现象。
在分税制的财政分配体制下，不再出现假收入和哄骗上级的现象，收入和支出的任务来自于本级，同时本级政府必须考虑差额部分，要承担收支差额所带来的后果。尽管在制定收入和支出基数的时候，上级充分考虑到下级的支出需求，但是这种考虑是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上的，当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柱企业破产倒闭，当工资水平急剧提高，一切风险都由下级承担了。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因为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因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对于县乡财政来说，自然就出现了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不好、有时好、有时坏的现象。
包干制的意义在于，不管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市与区财政都是捆绑在一起的，区财政是由市财政兜底的财政。所以，1998年以后，三区及所属乡镇没有发生工资发不出来的问题。在分税制下，情况就不一样了。分税制只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因为供给人员的增加，工资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出早已不是实行分税制时候的那个基数了。作为一个县，特别是像濉溪县这样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资源型县，一旦煤炭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其经受市场冲击的能力是很小的。而市里毕竟家大业大，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强一些，但在那种形势下，市里也相对比较困难。好的时候，县里不想被市里统管；不好的时候，市里不想管县里的事情，但又摆脱不了那种连带关系。双方很难捆到一起。在当前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为濉溪县财政担心，但是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这个县肯定还要出现财政困难的现象。在一个市领导下，为什么实行“一市两制”呢？
作者系安徽省淮北市委党校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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