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国务院国发38号文《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适当调整市标准，对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以前的新设市中，不少市的市政建设和第二、三产业是有明显进展的，对促进区域城市化是有一定意义的，其中不失有部分市的设置是合理的。
然而，由于各地对“城市化”不甚理解，某些县市的设置打乱了行政区域的划分和行政机构的合理设置，造成对城市化的误导，并利用建市圈地出卖谋利等，出现了种种弊端。1997年国务院作出了“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民政部也对撤县设市进入了严格管理与控制的阶段。
1997年国务院停止“县改市”，有些地方又将目光转向“县改区”，“建制城市化”仍在继续。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原有的撤县设区标准和条件，在今天看来已经明显偏低，如果单从指标考虑许多县已经达到设市设区的条件，因此，才会出现各地提出撤县设区的县排队现象。
我国地域辽阔，各大城市之间以及单个城市内部城区之间在区位、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特色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因此不能相互效仿、一哄而起。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调查研究，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合理调整大中城市市区行政区划，从严控制县改区，适当地提高“门槛”、严格把关，防止大中城市市区范围不合理地盲目扩大。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曾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是所有的县，也不是多数县能够改市、改区，只有人口密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集聚的人口，尤其是非农业人口达到城市化的标准，并且各项经济总量指标达到城市化的程度，才构成撤县设市和撤县设区的条件。”
撤县设区，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跟风，更不能冲动。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陕西日报2016-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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