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完丈夫农村家中的故事，再回头看自己融进城市的历程，简直是步步惊心！”42岁的黄灯，讲述起自己出乎意料地成为一名“网红”时，沉重中带有点苦涩。这位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的女教授，平时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这次红爆网络，来自于她年前一篇题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该文刊发后在网络上引发“核裂变”式的传播，网上转载量数十万，各种评论如潮。
这篇文章以当下热门的非虚构写作方式，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呈现出来。她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和冷峻的笔调，写下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也拷问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并在困境之下严肃地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挣扎的兄妹
黄灯告诉羊城晚报记者，2005年自己读博时，同学杨胜刚在《天涯》上看到她写的关于底层人命运的文章，很有感触。两人因为价值观的接近，开始慢慢交往，并最后走到一起。那年春节，她第一次去杨胜刚位于湖北孝感的农村老家，感受到的是一个多子女大家庭的温馨。当时整个家族蒸蒸日上，尚未遭遇后来的困境。因为平时爱好观察的习惯，她得以近距离了解这个家庭，并把整个家族故事写进了后来的文章中。
杨胜刚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因病去世，留下母亲和六个孩子。尽管贫困是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征，但较之别人，他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为贫困，年长的几个兄妹早早辍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姐姐们先后嫁人，大哥杨敦武十几岁学会了理发，走村串巷勉强糊口。只有杨胜刚，从小成绩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
高中时，杨胜刚考入了当地的孝感一中，他虽名列前茅，但因家庭经济的拮据令其像同时代的很多农村学生一样，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那时候上师范，学费低，还有补贴。1990年，杨家卖了两头猪一共筹得1000元给了杨胜刚。从此他走出“农门”，并通过后来的读研读博，一步步走向城市定居广州。
而杨胜刚的几位兄妹家属，在他们夫妇结婚一年后，出现极大的生活变故。先是家中最风光的四姐夫，在北京建筑工地上做包工头，2008年因欠债十万不敢返乡。为其工地工人做饭挣钱的大哥大嫂，也被拖欠十几万工钱没能拿回；接着，家庭原本幸福、经济宽裕的妹妹，因信仰问题突然出家带来重大打击。家中父母的养老压力、亲人间的互助压力，很快波及黄灯夫妇。
让黄灯记忆深刻的是，大约2009年年末一天，丈夫接到一向生活风光的四姐夫的紧急电话。其称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因此向其求助以解燃眉之急。因四姐夫还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的血汗钱，黄灯并不讳言当时对其心生嫌隙。最后自己还是竭尽所能借出一点，但没抱希望其能归还。至今，四姐、四姐夫躲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生活多年，不敢还乡。膝下三个儿女的生活，也大受影响。
焦灼的晚辈
黄灯以自己的侄儿、侄女为观察对象，发现农村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她的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地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
2013年年底，黄灯的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家中的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而黄灯的侄女，也在20岁那年就结婚生子，但她似乎并不会照顾孩子，家中方便面、矿泉水瓶到处都是，连给孩子买棉质尿布也找不到地方。
黄灯说，侄子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严苛节约。他们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要用掉家里半年开支。侄儿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缺乏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这种矛盾冲突的撕裂感，让人感到内心焦灼。
农村的出路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黄灯说，尽管哥哥一家手头总是缺钱，大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但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她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麻木。
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农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黄灯称，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也只是停留在亲人之间的互助。
黄灯再次以自己为例。她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自己年幼之时在湖南汨罗长大。仅因父亲是一中学教师有份公职、妈妈能干，家境才比别人稍稍好点。但同样，其娘家父母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她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她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黄灯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她担心像她哥哥这种家庭的儿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黄灯说，她写下的一切不过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对话
我能做的就是大声疾呼
羊城晚报：这篇文章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黄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回乡观察，是我去年受邀参加重庆大学与上海大学合办的第三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的发言，因为论坛主题是“乡村与城市：文化的力道”，所以我趁机将自己一直想写的文章写了出来。一开始没把它当作学术文章来写，觉得那样会显得很枯燥，后来想,要不就写自己亲历、观察到的身边事，于是想到丈夫家的三代人家族故事。
羊城晚报：有没有一个诱发因素？
黄灯：有的。我2007年和丈夫结婚时，当时去他湖北孝感的老家感受到的还是一个洋溢着幸福感的大家庭氛围。但2008年发生太多变故，先是四姐、四姐夫欠巨款不敢回乡，大哥要不到工资被迫返乡，后来妹妹又突然出家，整个家庭的压力扩散开来，对我触动太大。几个家庭成员遭遇意外，想不到抗压能力如此脆弱，会波及家族每一个人。
羊城晚报：一开始，你有预想到这篇文章的巨大反响吗？
黄灯：老实说，有点出乎我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大家都去转发、讨论，应该是说到了农村的痛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有多高的学术水准，而是它的真实度震惊到大家。
羊城晚报：抛出各种问题后，你觉得有什么途径来解决农村现实困境？
黄灯：这个，我在文章里有谈及。反观我丈夫家三代人，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帮扶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但现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走读书这条路，感觉现在在乡村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已很难走通了。这个要国家去解决，我能做的就是大声疾呼。
羊城晚报：这条路一旦被堵死，会出现什么结果？
黄灯：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农村代际贫困轮回下去。还是拿我丈夫家来说，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我回过头看自己融进城市的历程，简直是步步惊心！从考研、结婚到买房，再到今天无法想象的高房价，我能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让年轻人发展有更好的社会通道，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事情。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金羊网（记者 罗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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