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国乡村文明研究报告系列1：消失的乡村文明
摘要：危机：消失中的乡村文明。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与使命是什么？
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与使命
目录
一、危机：消失中的乡村文明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2．教育上撤点并校：使乡村文化传承断根
3．农业发展资本化、规模化：使乡村失去存在根基
4．盲目输入外来制度：使乡村互助社会解构
5．乡村被城镇化工具利用：使农民陷入无助与恐慌
6．工业文明病在乡村蔓延：使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二、正见：还原时代与历史的真相
1．乡村危机：主体性迷失与民族自信不足的危机
2、时代的顿悟：从生态文明新时代找到回家的路
3．主体性觉醒：从乡村文明中找到民族自信之根
三、使命：乡村文明开启生态文明新时代
1．五千年乡村文明：蕴藏着医治工业文明病的解药
2．乡村新能源革命：生态文明建设再度从农村起航
3．乡村幸福生活模式：中国走向低成本文明新优势
4．生态农业革命：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5．乡村绿色发展新机遇：乡村新兴产业潜力巨大
6．乡村就地文明化：创造城乡两元共生镇化新模式
四、呼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
1．守护我们的家园：保护乡村文明的三条底线
2．重新设计我们的未来：让乡村文明内生到中国特色文明模式中
3．启动乡村文明建设：从整体性的高度复兴乡村文明
4．拯救中国的乡村文明，从拯救我们心开始
5．我们有一个梦：共建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的美丽中国
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称，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市化率达到了51.3%。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数据，这标志着当代中国从一个绵延了五千年的农耕经济主导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经济主导的城市社会转型出现了拐点性变化。
对于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拐点转变，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梦想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使人们感到，距离西方式的城市化社会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当我们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时，面对正在快速消亡的中国乡村，却感到一种阵痛和担忧。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年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
在历史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城市化倾斜中，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的城市之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危机：消失中的乡村文明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机，是被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理由。从文明形态上判处其死刑。使绵延五千年的乡村文明陷入无力回天的困境中。
不论是目前一些地区正在搞的“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许多县正在搞的“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雄心勃勃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不约而同地包含这样一个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即农村作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无法承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
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无论是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论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似乎都准确无误地回答了：走向城市化的过程必然是城市替代乡村的两元归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走向终结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对于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与历史，中国主流理论还频繁使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观点给予助证，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将是本世纪初影响世界的大事之一。
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而自然村中包含众多古村落。
在这样一个大历史背景下，对于快速消亡的乡村，无论有多少学者扼腕痛惜，有多少民间组织和人士下乡保护与重建，有多少乡村的老人甚至以死相抗，总之，无论拯救乡村的行动和悲情如何惊天泣地，但是在被历史判定乡村文明死刑的目前，显得如此微弱和无奈。
就像面对一个只有有限生命时间的癌症病人一样，无论这个人如何好，无论我们从感情上如何刻骨铭心地希望他生，但仍然改变不了这个人死的结局。
2．教育上撤点并校：使乡村文化传承断根
如果说在文明形态上判处乡村文明死刑，夺取了乡村文明生的希望，但至少我们非常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乡村有足够生命力来应对危机的挑战，只要给予中国乡村文明足够的时间，她所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一旦启动，也许会出现转死回生的奇迹。
但是从2000年开始的拆点并校，对具有自我修复功能的乡村是致命的一击。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拆点并校像一副剧毒的药，使维系乡村文明的乡村文化传承系统遭到了摧残性破坏。以耕读为内容的中国传统乡村文明，教育是乡村的灵魂，是乡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是维系乡村血脉传承的纽带。
但在乡村是愚昧落后文化载体逻辑下的拆点并校，虽然对于乡村文化传承是知名的破坏，但对于教育服从于工业化、城市化而言，却有一箭双雕的效果：对于乡村文明发展，一方面拆点并校从根上切断了落后乡村文化的传承，在乡村形成的反乡村文化教育，为城市化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让孩子进城，小手拉大手，成为孩子带动大人进城的一个诱饵。
针对极端化的拆点并校带来一系列弊端，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国务院文件要求保留和恢复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
对乡村文化与教育，可谓是一种纠正。但对此我们也不能抱有更大期望，正如杨东平教授所说，事实上撤销容易恢复难，如何恢复并且建设好小规模学校，是一个新的挑战。
关键是在时代已经判处乡村文明终结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这种恢复仍然是被迫，临时的。我们对乡村教育呼吁，也就显得力不从心。
3．农业发展资本化、规模化：使乡村失去存在根基
尽管中国以小农经济方式在过去60年里，创造了用世界7％左右的耕地养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奇迹。
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生产连续9年丰收的奇迹。而且这个农业创造的奇迹，是在仍然存在农产品的剪刀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是有机构成和农业补贴很低国家。
对于农民而言，农业已经成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业余的兼职产业的条件下实现。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创造的这些奇迹，我们不仅不对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感到自豪和自信，进而去研究它，保护他，反而是担忧和不满，甚至是批评和坚定不移地改造。
因为这个奇迹不是由现代化农业创造的，恰恰是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创造的。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而我们仍然保留着如此落后的小农经济，显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短板。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主导资本配合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农业现代化运动，正开始登陆农村。目前无论是国内主流学者，还是地方官员，都坚定地认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向产业化、规模化、资本化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按照这种历史必然的目标定位，中国未来农业的现代化，就应当是类似西方那样的，让中国农村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农民从事高效率、规模化、产业化农业，来养育80%城市人的农业。
展望这样一种农业现代化的前景，我们兴奋不起来，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担忧。因为这样一种现代化农业背后，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另一番前景：
——也许现代化农业能够吸收大量资本，创造更多的GDP，但在现代化的背后我们面临的是，过度规模化带来的农民失业、乡村社区消亡、多样化遭到破坏的陷阱。
——也许资本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能够提高农业效率，但并不等于提高中国粮食安全性。无论是事实还是经济学原理都告诉我们，把中国粮食安全交给逐利资本，同交给千家万户的农民相比是一个极具风险的选择。
——在主张农业现代化者眼中，展现的是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同步进行、农业工业化与农民市民化一举两得的美好前景。然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曾经负载了五千年传统文明的乡村，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绵延五千年之久的怀着对天地的敬畏和感恩、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家庭农业将不复存在。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彻底实现的那一日，也就是我们与五年文明彻底断裂的那一时。
4．盲目输入外来制度：使乡村互助社会解构
目前中国乡村萧条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缺位，导致了乡村社会碎片化。由贵州省社科院主持编撰的贵州蓝皮书《法治·社会（2012）》研究报告，描述了贵州农村碎片化的三个表现是：农村社会“空壳化”。
随着大量青壮劳力外出打工，农村已经“空洞化”。农村留守儿童“被撂荒”。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了“农二代”的成长危机。传统道德“荒漠化”农村已经从温馨淳朴的熟人社会，变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会。
按照乡村必然消亡论的逻辑，农村组织碎片化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其实乡村互助社会组织的解构，在改革中盲目输入外来制度是其中因素之一。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城市是一个生人社会。乡村和城市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但是目前普遍认为，乡村就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城市是进步的代名词的前提下，乡村的改革与发展，就成了按照城市模式改造的过程。
乡村作为一个熟人社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社会组织模式。本来，民主选举是最适应城市生人社会的一种制度，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却把这种制度首先输入到熟人社会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在经历20多年后，仍然处在乱象中。
虽然修订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开始实施，相关立法也逐步完善，但村委会选举仍然是乱象丛生，“买票”现象严重，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单在河北省，2009年之内就发生多起选举引发的血案，如2009年2月沧州吴桥的灭门惨案、同年11月遵化市地北头村的选举冲突血案。
出现乱象的根源就在于，我们错误地将一个适应生人社会的治理模式，输入到一个熟人社会中。结果导致了在中国乡村传统熟人社会治理传统被抛弃，而输入新治理模式却无法消化，使中国乡村社会处在一种传统丢失，新制度又无法有效吸收的断层中。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目前又在对中国乡村进行着另一个城市化的组织改造，这就是农民社区化改革。
如果说，按照城市模式对农业区的农村进行改造，虽然有食而不化的问题，毕竟从农业到工业是自然晋级的过程。而以一刀切的模式，对处在中国西部和北部游牧区农村也进行同样的改革时，其带来的负效应比农耕区的农村还要大。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把牧区这种经济组织和生活方式看成了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此背景下，对牧区进行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三化改造。
首先，按照现代产权明晰的原理，把适用于农业的承包制输入牧区，使草原资源整体遭受了碎片化分割的结果是，大幅度降低了草原四季游牧空间。
在承包制导致的碎片化狭窄空间之内，缺乏合理的四季游牧，既降低了草原资源系统利用率，也降低了草原规避风险的能力。
其次，在生产方式上，为了提高集约化经营的围栏饲养模式与让牧民定居的生活方式，使原来在游牧中使用草原资源变成定居使用后，也导致了水资源短缺、局部草资源过度放牧，导致了草原退化。
目前研究草原的专家学者通过大量实证性研究，均认为，这种不顾草原生态实际，从外部强行输入制度，不仅导致草原资源的退化，传统互动社会和传统游牧文化的解构，而且还成为导致草原牧民新贫困的原因。
然后，反过来，又把人为外来输入制度造成的结果，作为认定游牧生产方式落后，需要进一步改造的原因。在这样一种因果颠倒恶性循环下，并没有使输入外来制度脚步放缓，而是成为输入另一种更高级制度的最好理由。
所以，当把草原退化简单等同于草原放牧过载，归咎于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后，于是又输入了另一种更高级的制度，这就是让牧民移民的城镇化。如果说，让农民变市民都如此艰难，而牧民变市民化，这等于让一年级的学生，跳级升入三年级一样。
这个跨越式的发展，如果成功，自然是好，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回不去，上不去的陷阱中，而目前大量研究表明，陷入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5．乡村被城镇化工具利用：使农民陷入无助与恐慌
我们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因为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一方面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一方面是越来越美好的城市，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下，农民进入城市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推动的所谓为农民着想的城镇化中，却出现了农民不买账。这是因为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与农民心目中的城市化是两种不同的城镇化。
首先，在一些学者和政府计算中，农民进城市可以带动城市投资与消费。而在农民计算中，进城市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不增加，进城意味着负债进城。
在我们的大量调查中发现，在政府没有干扰下自主进城的农民，是那些有剩余财富的农民。所谓有剩余财富的农民，是指那些已经在乡村里完成住房投资之后，仍有剩余财力的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农民在哪个城市打工挣到钱，但在投资上均采取了相同的顺序，他们一定要把挣到的第一笔钱用在老家盖房子。
如果有剩余的财力，他们才尝试进城买房。按照这个标准，能够有财力进城的是农民中的少数。而且作为农村中20%收入最低的农民，从来没有考虑要进城。所以在让农民城市化上，绝不是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所设想的那样，凡是进城打工的农民都可以进城。
其次，让农民让出土地进城，在房地产商和政府眼中，是让农民拥有的土地资产化，是获得收益的好机会，但在农民心目中，恰恰成为一种不平等的迫不得已的痛苦出让。
因为，无论他们得到的补偿是否合理，但他们均感到，政府和房地产商得到的要远大与补偿给他们的。这并不是农民在利益面前贪的原因，而是一个事实。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如果土地成本为100%，则农民只得5—10%，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乡、县、市得60—70%。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2亿149万元，付给农民征地补偿费为可怜的591万元，只占总数的2.7%。
再次，政府认为，拆村进城，是为了让农民享受与市民一样的美好生活，但在农民心目中，却不是这种感觉。农民非常清楚，美好城市化不是免费的午餐，他们进城不仅要付出高成本的生活代价，还要付出原有乡土文化环境缺失带来精神上代价。
特别是那些年老农民，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文化上不适应的痛苦更大。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对政府拆迁进行以死相抗，大都是那些年迈的老人，而不是年轻人。难道这些年迈的老人比青年人更看重钱吗？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离开与他们血脉相连的故土。
在农民与政府的博弈中，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房子和宅基地有多少可以用货币来衡量，有多少是无法用货币来补偿的。但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与政府、房地产商博弈中，他们是弱势群体，无力抗衡。
建立在这种不等价交换中的城镇化，他们是住楼房，还是住平房这样起码的选择权都被剥夺，怎能成为让他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他们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居住了上千年、上百年的村庄那天会拆迁。中国乡村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他们在一种无助的恐慌和不安中等待被城镇化。
6．工业文明病在乡村蔓延：使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以高能耗、高消费为代价的高福利工业文明，是一种高成本的文明。高成本的工业文明对当代人类的最大危害，就是生态环境污染成本。
当代中国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开始饱受工业文明带来的高成本之苦。
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当今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农村与城市相比，所获得的工业文明的好处比城市要少得多，而承受的文明成本却高于城市。
农村不仅承受农业化学带来的严重污染，还承受着城市工业化所转移的污染。
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统计，农业主要污染源污染排放量占全国总量一半，如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达到1324万吨、270万吨、28万吨，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3.7%、57.2%、67.3%。中国的化肥、农药年使用量分别达4700万吨和130多万吨，利用率仅为35%左右，流失的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
此外农民工进城，所从事的工种中，有一部分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有污染的工种。在农村大量工矿企业，挖走资源，攫取财富之后，留下的是农民和农村无法承担的污染和生态灾难。
山西平均每开采一吨煤，要影响、破坏、漏失2.48立方米的水资源，在全省一千多条大小河流中，80%受到污染，70%已失去使用功能。农村虽然遭受污染，但却未能得到像城市一样治理污染的投资和补偿。
“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成为许多农村的形象写照。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有癌症村的数量应该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大陆的27个省份。”绝大多数癌症村是由于化工厂、印染厂、造纸厂等企业污染环境而产生。据世界银行报道，中国农民死于肝癌的几率接近全球平均的四倍。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九派开元智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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